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不同的是，我国经历了长期的计划经济时代，这主要是重工业发展和资源禀赋稀缺之间的矛盾所自然衍生出来的经济体制。计划经济最主要的特征就是高度集权的经济管理体制，政府的干预深入经济发展和市场资源配置，这一垄断的产权形式便意味着国家拥有了对社会经济资源的控制权和剩余支配权，其目标函数将使租金最大化。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国有企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核心，其盈利的绝大部分需要上缴财政，工资福利则由国家分配，财政则成为国家控制经济命脉的核心部门，进行统一收支管理。然而，在计划体制下，企业缺乏活力、僵化的管理体制使得传统财政无法负荷经济发展的要求，为提高经济效益，中国开始实行“放权让利”为主线的经济体制改革，从高度集中的财政分配体制转变为“藏富于民”，这意味着国家金融资源的分散化。为了将已经分散的资源重新集中到国家手中，国家便致力于发展国有金融机构，由具有垄断地位的国有金融机构在金融市场中最大限度地吸收居民储蓄，将分散的资源重新集中，而国家通过对国有银行信贷进行控制，保证了资源从居民储蓄向国有企业的顺利流转。但是，这种以国有银行为主导的单一融资制度具有难以克服的内在缺陷，它使企业对银行信贷具有高度的依赖性，使企业的经营风险集中在银行。在经济景气阶段，企业的利润较高，此时银行体制尚可正常运作；一旦经济不景气，企业销售收入大幅下降，财务状况恶化，企业的经营风险便转化为银行的信贷风险。国企的低效率更加剧这一问题，“倒逼”国有银行向国企投放货币，资产在软约束下的国企内部低效运行，必然给贷款的正常偿还和回流构成威胁，居民储蓄的兑现不能得到保障，银行不良贷款居高难下，直接威胁到金融稳定。

解决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和银行不良贷款率居高不下问题只有两条出路：一是依靠财政补贴，二是开辟新的融资方式。前者显然不是长久之计，更何况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很大程度上还是依靠国有企业，两者处于唇亡齿寒的尴尬局面。后者，开辟新的融资方式，则是对存贷款市场提供债务融资的补充，即发展证券市场为国有企业提供股权融资通道。相比起银行融资，股权融资不像贷款那样，不论盈亏都需归还并支付利息，这正是经营状况不良的国有企业所需要的。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初，当民间出现股权融资的萌芽以后，很快便得到政府的首肯，政府开始全面介入并成为其发展的主导力量，使这一新的融资模式一开始便带有强烈的计划经济体制的色彩。

然而，我国证券市场的诞生及其配套制度安排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明显的不同。在西方国家，股票市场是在市场经济基础设施高度成熟的环境下逐步发展起来的，是一种诱致性的制度变迁，制度安排为市场健康发展和有效运行服务；在中国，政府主导型的强制性制度供给是金融制度变革的最重要形式，制度安排带有浓厚的政策倾向，主要为国有经济体系服务。一方面，在国有经济体与日俱增的融资饥渴下，证券市场作为新的融资平台，成为信贷市场的重要补充，为国企提供了长期饭票。但是，另一方面，从金融约束的视角来看，发展证券市场也会导致货币与证券之间产生资产替代，从而影响信贷市场的租金形成，威胁银行的特许权价值和国有企业部门的利益。因为，在Hellman和Stiglitz等人的金融约束理论模型中，政府是通过利率控制和限制资产替代为手段，为金融部门（主要是银行）和能够获得贷款的企业部门创造租金的，租金的提供者主要是以居民为主体的存户，与资本市场以及股票市场投融资双方无关。在他们的政策主张中是限制发展证券市场的。

表面上看，发展证券市场对国有经济有正负双重影响，而我国证券市场却得到了迅猛发展，且并没有对国有银行体系造成冲击。这个中缘由就需要我们对我国特定的制度安排进行分析。(www.daowen.com)

（1）Hellmann等人所提出的限制证券市场的前提是银行体系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所以要保护银行的特许权价值使其获得足够的租金收益从而实现金融深化。但是，在银行金融体系发展足够庞大的情况下，储蓄增长已经处于胶着呆滞之势，分散在居民手中的财富绝大部分已经进入银行，增加信贷市场租金效应已经不再明显。

（2）如果证券成为储蓄的替代资产，则会造成资金的分流，银行吸收资金的能力削减。但是，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对储蓄的转移本身并不属于标准意义上的资产替代，因为从金融支持的角度，证券市场和信贷市场具有一致性，都是为国有企业提供金融支持。而且，从金融资产结构调整的角度，证券要成为货币的替代资产必然要求其普遍性和投资性，只有在证券投资使储蓄资产有更大的机会成本时居民才会切实减少储蓄，但是证券市场发展初期投资者对股票的认识程度不高，加上配套的制度安排（如限制流通数量）使得股票投资并不具备普遍性和投资性。

（3）限制证券市场的发展是为了给国有经济体在信贷市场上创造租金机会，但是如果证券市场也能够提供创造租金的渠道，而且边际租金效应比日益饱和的存贷款市场更高，成本更低，那么发展证券市场将是更优选择，由此决定了政府将信贷市场的金融约束政策延伸到股市的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