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教育界，似乎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表现出对智育的高度重视：“以教学为中心”，成了各中小学最响亮的口号；中考和高考的升学成绩，成了学校的生命线，同时也是教师的生命线；为子女的学习掏钱，几乎成了所有家长哪怕是倾家荡产也心甘情愿的投资；各门学科的补习班和家教，成了最有市场的产业；各种与教材配套的参考书和练习册，成了最热门的畅销书……有人将如此激烈的升学竞争上升为“理论”：“考试才是硬道理！”

今天的教育界，也似乎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表现出对智育的强烈不满：由于“智育”，学校的其他教育成了橱窗式的摆设，学生的全面发展成了一句空话；由于“智育”，学生成了一部部学习机器和考试机器，头脑中装了不少知识而能力却几乎等于零；由于“智育”，学习成了学生唯一的生活内容，分数成了学生唯一的荣耀或耻辱；由于“智育”，学生的身心受到严重损害，人格遭受扭曲，自杀甚至杀父弑母的悲剧时有发生……人们把这种畸形的智育概括为“应试教育”。一方面，是智育受到空前的重视，另一方面，是智育遭到猛烈的抨击。这看似矛盾的现象，却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每一个教育者：智育改革势在必行！

由此，我呼唤着我心目中的理想智育。

一、理想的智育，应该超越知识，走向智慧，激发创造，健全人格，为学生将来拥有终生幸福的精神生活打下坚实的知识能力基础。

智育在整个教育中无疑有着极其重要的位置。但智育的目的是什么？为数不少的教育者认为传授知识是智育的全部内容，或者至少是主要目的。这种认识显然是片面的，而这种片面的认识，正是“唯知识论”、“唯分数论”的畸形智育得以泛滥的原因之一。智育当然离不开知识传授，但传授知识并不是智育的真正目的。

著名科学巨匠爱因斯坦在美国高等教育300周年纪念会上，曾说过这样一段发人深省的话：“如果一个人忘掉了他在学校里所学到的每一样，那么留下来的就是教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教育——财富蕴藏其中》一书，在谈到“学会认知”时指出：“这种学习更多的是为了掌握认识的手段，而不是获得经过分类的系统化知识。既可以将其视为一种人生手段，也可将其视为一种人生目的。作为手段，它应使每个人学会了解他周围的世界，至少是使他能够有尊严地生活，能够发展自己的专业能力和进行交往。作为目的，其基础是乐于理解、认识和发现。”

在传统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知识更多的是“经验”，因此，那时智育的主要目的甚至唯一的目的就是传授知识，让经验一代代传下去。但在今天这个科学技术不断发展更新的信息时代，学生在学校学的大多数知识今后直接被派上用场的可能性很小，虽然仍有一些知识对学生来说是“有用”的，但从总体上说，学生学习知识的主要目的已经不是学以致用，而在于学习知识的过程本身，在于通过学习而成为一个聪明的人，文明的人，有高尚精神生活的人。

就目前中国的教育来说，学生学习知识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升学考试，这个目的本来无可厚非，因为升学是学生得以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问题是，现在许多中小学的智育全部是为了应付那几天的考试，这种“智育”在提高学生应试能力的同时却剥夺了学生精神发展的权利。在这样的“智育”培养下出来的孩子，即使通过了升学考试，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并没有进一步发展的潜力和能力。把考试作为人生的目标，把考进理想大学作为目标的终结而不是真正的起点，这是中国教育的一大特色，也是许多人为此钟情《哈佛女孩刘亦婷》的原因。无疑，这是一种“急功近利”的智育。这样的智育是有害的，对于一个孩子的发展来说，它是残酷的；对于一个国家的进步来说，它是可怕的。

英国哲学家、数学家怀特曾经说过：“在你丢失你的课本，焚毁你的听课笔记，忘记你为考试而死记的细节之前，你的学习是无用的。”这就是说，理想的智育是把知识转化为智慧，只有在智慧引导下，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心智活动。一般来说，知识关注点是现成的答案、现成的公式、现成的历史事件的归纳，而智慧关注的是未知的世界，是求知的过程。因此，我们有必要来一个智育观念的更新。必须明确，知识不过是智育的载体，学生学习知识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学生在获取知识过程中所得到的获取知识的能力。教师传授知识，是给学生进行智力体操的训练，目的是为了让孩子们的思维能力、想象能力和创造能力得以发展。通过智育，让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自学能力，并具备持久的学习兴趣、浓厚的学习情感、坚韧的学习意志，为他们今后终身学习奠定坚实的智力和能力基础。《教育参考》2001年第4期的特约评论员写下了这样一席话：“教育是人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性知识和认识的堆积。教育活动关注的是人的潜力如何最大限度的调动起来并加以实现，以及人的内部灵性与可能性如何充分生成。”这当是对理想智育之目的的最好诠释。

只有这样认识智育的地位，认识智育在学生发展中的作用，我们的智育才能够真正成为理想的智育。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让年轻的一代与大师对话、与书本拥抱，是我长期追寻的教育理想。《新世纪教育文库》也成为我生活与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理想的智育，应该充满民主精神，真正“以人为本”，把“以学生为主体”的理念体现于教学的全过程。

在传统的智育中，教师是真理和知识的化身，是无所不能的圣人；教师的使命就是给学生空荡荡的大脑中装知识。于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便是顺理成章的了；于是，“填鸭式”、“满堂灌”便是自然而然的了；于是，教师以自己的思考取代学生的思考，学生把教师的思想作为自己的思想，便是理所当然的了！

我心目中理想的智育，首先要重新审视师生关系，并确立民主的师生关系。苏霍姆林斯基在谈到师生关系时认为，师生应该是共同探求真理的志同道合者，这就决定了在教学过程中师生之间必须进行平等的交流。为此他特别强调：“学校的学习不是毫无热情地把知识从一个头脑里装进另一个头脑去，而是师生之间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的心灵的接触。”另外，过去人们常常说：“要给学生一碗水，教师首先要有一桶水。”这话强调了教师自身素质的不断提高对于教育的重要性，从这个意义上看，这当然是对的。但今天看来，这句话是有局限性的。第一，在信息时代，教师在任何一方面的知识都超过学生是不可能的，有时候，学生在某方面所获取的知识也许远远超过了教师。第二，学生的大脑不是空荡荡的容器，而是一口蕴藏着丰富水源的深井，教师的使命正是要引导学生去挖掘这口井，让每一个学生都成为一口知识的泉水喷涌而出的“井”。只有确立这样的学生观和这样的教学观，我们的智育才能够真正做到“以学生为主体”。

充满民主精神的课堂教学，应该把教师“教”的过程变成学生“学”的过程。过去我们一些教师在备课时，往往更多的是考虑自己怎么上这堂课，而很少把自己当成学生来想象：如果我是学生，我会遇到什么问题？同样，这些教师在上课时，也主要是沿着自己的教学思路去“引导”学生，往往以自己的教学愿望将学生巧妙地引入自己的教学设计，因而忽视了学生自己去钻研、领悟和感受的过程。这就是所谓以“教”代“学”。或者说这是按照事先的“脚本”来演戏的“教学表演”。在这样的教学中，我们考虑比较多的是如何“教”，即使教师的教学思路非常清晰，课堂表达非常清楚，这也不过是用教师的思维代替了学生的思维。学生是为了“配合”老师的表演而存在的。现在，我们应更多地思考学生如何“学”，即以学生的求知需求为主线，追求教师和学生面对知识共同探讨、平等对话。在这样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力求贯穿两条线索：学生的“学”（感受、质疑、钻研、讨论、联想等等）和教师的“教”（求疑、交流、争鸣、释疑、归纳等等）。这两条线索通过教师对学生的思维训练、情感体验和人格熏陶交织在一起。这里关键还是教师角色的重新定位，用《教育——财富蕴藏其中》的话来说，就是教师要“从‘独奏者’的角色过渡到‘伴奏者’的角色，从此不再主要是传授知识，而是帮助学生去发现、组织和管理知识，引导他们而非塑造他们。”

现在越来越多的教师主张要教给学生获取知识的方法，这当然是对的。但我所谓“教给方法”仍然不能是空洞而孤立的“传授”，而是让学生在学习中学会学习，在研究中学会研究，在创造中学会创造。目前国内外流行的“研究性学习”（projectlearning），就值得提倡。在这样的“研究性学习”过程中，学生改变了在原有的教育教学条件下偏重于记忆和理解、立足于被动接受教师知识传输的学习方式，而形成了一种主动探求知识、重视解决实际问题的积极学习方式。这更是一种有利于终身学习、发展学习的方式。在这样的学习过程中，学生自然而然地掌握并运用了许多学习方法和研究方法。这种方式不但把传授方法变成了训练方法，而且真正把“以学生为主体”落到了实处。江苏省太仓高级中学从2000年9月起开设了研究性学习课程，还不到一年时间，就已小有成就，不仅提高了教学效率，也锻炼了教师与学生。教师走进研究性学习后，领略了教学的新境界。有的教师“感觉自己回到了童年时代，有一种久违了的新鲜感”；有的教师“真正理解了‘团结就是力量’的真谛，感受到了文人相亲、愉快合作产生的魅力”。教师们都不约而同地认为，研究性学习激发了学生的好奇心与探究心，使学生真正地成了学习的主人。

三、理想的智育，应该面对个性，没有失败，真正做到“因材施教”，让学生快乐地学习，让每个学生体验学习的成功，享受学习的快乐。

有一本曾经产生轰动效应的畅销书《学习的革命》，其中固然有不少教育的“神话”，但其中有一些意见还是切中肯綮的。作者戈登·德莱顿和珍妮特·沃斯在书中这样写道：“世界上最好的系统是引向成功。大多数目前的教育体制是引向失败的。它们的规划并不把每一个人引向失败，但是它们把很大比例的学生引向了失败，在某些情况下高达50%。”

我国的一位中学老师在其进行的一项调查中差不多“验证”了上述两位学者的“假设”。某中学一位班主任，曾在2000年9月对刚刚进校的高一新生做过一个关于学习情感的调查，结果有46%的学生对学习没有兴趣，33%的学生对学习表示明显的厌恶，真正对学习持积极态度的仅21%。一些学生在解释厌学原因时，往往是“成绩不好”、“学习很累”、“从来没有考好过”等等。简言之，学生在学校生涯的“失败体验”，已经彻底摧毁了他们学习的自信心，在被“分数”打倒的同时，他们也在心理上打倒了自己。

其实，即使不看这个调查结果，我们每一个教师也会从自己的教学实践中感受到为数不少的学生对学习的冷漠态度。应该承认，传统智育偏重于选拔，所以它必然要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考试淘汰大多数“差生”，以造就极少数“高考状元”、“奥赛冠军”。于是，它在造就少数“成功者”的同时，也造就了大批的失败者，让大多数学生还在人生的求知阶段便成了心灵自卑、个性萎缩的“精神侏儒”。这实在是有悖于基础教育的全民性、普及性——孔夫子还讲“有教无类”呢！我绝对不是反对教师们培养学习上的出类拔萃者，我只是反对只把教育的眼光盯在少数“优生”身上，反对让多数人陪少数“优生”读书的怪异现象。我认为体现民主、平等、公平原则的智育，应该让每一个学生都享受学习的成功感。

学生在学习上的成功感从何而来？从教师的“因材施教”而来。“教育要面对个性”不是一句空话，它应该指向我们每天面对的每一个学生。苏霍姆林斯基有一句名言：“让每个孩子抬起头来！”他进一步阐述道：“人的天赋、可能性、能力和爱好确实是无可限量的，而每一个人在这些方面的表现又是独一无二的。……共产主义教育的英明和真正的人道精神就在于：要在每一个人（毫无例外地是每一个人）的身上发现他那独一无二的创造性劳动的源泉，帮助每一个人看到自己，使他看见、理解和感觉到自己身上的人类自豪感的火花，从而成为一个精神上坚强的人，成为维护自己尊严的不可战胜的战士。”教育悲剧的产生往往缘于用一个标准去要求所有的学生，而只有针对每一个学生的实际实施教育，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在自己的基础上不断提高，这才真正是教育的成功，也是每一个学生的成功。

“因材施教”对学习上的“后进生”尤其有着重要的意义。有的教师认为，“后进生”的学习之所以欠佳，是因为其行为习惯不好。这种认识当然不错，但并不全面。我在“八五”期间主持过关于“差生”心理与教育的课题，通过对近万名学生的调查及对优秀教师的访谈，我发现相当一部分“差生”的行为习惯不好，其实是因学习成绩欠佳造成的。试为这些学生设身处地地想一想，面对老师讲授的知识他一窍不通，面对老师布置的作业他束手无策，而每次考试他总是不及格，他能对学习产生兴趣、对自己充满信心吗？既然无法在学习中体验成功、享受乐趣，他必然厌学。因此，欲转变“后进生”，除了加强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和进行科学严格的行为规范训练外，还应帮助“差生”获得学习上的成功感，并以此树立起一种健康而稳定的精神追求。只要我们的教师真正面对每一个具体的学生“因材施教”，让每一个学生都感到求知的快乐、思考的快乐、创造的快乐，那么，所有学生都可以成为学习上的成功者。在这方面，上海闸北八中的“成功教育”便是一个典范。

该校校长刘京海先生把成功教育通俗地表述为“用成功激励孩子获得更多更大的成功”。他认为，儿童天生喜欢成功，反复成功可以提高一个人的成就动机，成功也是成功之母，教育教学过程的本质是追求成功。成功既是一个方法，更是一个目标。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闸北八中形成了适合学校实际的“帮助成功（以‘低’、‘小’、‘多’、‘快’为基本特点）、尝试成功（通过问题情境组织学生尝试探索）、自主成功”的三套课堂教学模式，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于光远先生是学术界的泰斗。他先后两次欣然接受邀请来苏州讲学。他高度评价编撰《新世纪教育文库》的意义“绝不亚于造一条高速公路”。他公开宣称：“我最看重的是做一个教育家。”

四、理想的智育，应该注重协调和谐，融德智体美劳诸育于一体，着眼于学生的全面发展，着力于“合格+特长”的个性养成。

智育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但包括智育在内的任何一种真正有效的教育都不可能是孤立的。学校的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总是有机地互相联系、互相渗透的。比如，学生的主要是任务是学习，学校的中心工作是全面提高教学质量，这当然是对的。但智育并不是单纯的传授知识，在智育的过程中有着对学生正确人生观的教育、求真信念的塑造、审美情感的熏陶、坚强毅力的培养、实践能力的训练等德育、美育、体育、劳动技术教育等因素。同样的道理，除了课堂上的智育，学校的德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无一不可以渗透智育因素。成功的德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无不充满知识因素并体现着科学精神。

即使就传授知识而言，也应该自然而然地伴随着能力的培养。知识当然是能力的基础，古往今来，所有大科学家、大教育家、大政治家、大学问家无一不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但知识本身并不等于能力。现在一些教师有一种误解，认为能力属于知识的运用，而对学生来说，知识的运用是将来的事，现在还是把知识基础打好。这种看法肯定是片面的。应该说，中小学阶段既是孩子们奠定基础知识的阶段，也是他们形成基本能力的阶段。1986～1989年美国促进科学协会经过将近四年的调查，公布了一份报告，题为《普及科学——美国2061计划》。该计划认为，在普及科学基础知识的同时提高学生各种技能是美国教育面临的一项亟待解决的问题。《计划》强调在传授科学知识的同时，还应该注重这些技能：质疑的能力、参与实践的能力、搜集整理和使用证据的能力、清晰地表达自己思想的能力、与人交流与合作的能力、科学研究的能力、创造的能力。科学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美国尚且对他们教育中的能力培养有着如此的忧虑感，我们每一个中国的教育者更应该有一种危机感。中国的智育再也不能培养高分低能的“书呆子”了！

我们的智育还应该处理好“减负”与“增负”的关系。素质教育注重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所谓“减负”绝不是简单地少布置作业或减少课时，其实质应该是让学生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减少教育中师生的无效劳动，增加学生发展的目标。具体说来，我们在“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同时，应该“加重”学生思维训练的“负担”。长期以来，学生的学习状况存在“三重一轻”——心理负担重，记忆负担重，作业负担重，而学习过程中思维力训练的负担太轻！正如爱因斯坦在应《纽约时报》教育编辑而写的声明中所说：“由于太多和太杂的学科造成青年人的过重负担，大大危害了这种独立思考的发展。负担过重必然导致肤浅。”因此，“减负”后我们要从应试技巧的训练转向学习能力的培养，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变“三重一轻”为“三轻一重”。另外，在“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的同时，还应“加重”学生能力培养的“负担”。关于能力培养的重要性，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改革智育必然使学生学得主动和轻松，从而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多方面地拓展自己的视野，培养自己的能力。这就要求我们教师在提高学生学习效率同时，加大对学生其他能力——尤其是创造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的培养。这才是科学的“减负”。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在强调学生的协调和谐、全面发展的同时，千万不能“打着全面发展的旗号，实施全面不发展的勾当”。从学生的发展潜力来看，每个学生都是一个独特的个体，都有可能在某些方面发展得特别优秀，取得骄人的成就。但在“大一统”的教育体制下，统一的目标、统一的大纲、统一的课程、统一的评价，无疑扼杀了不少学生生命的冲动、创造的激情和张扬的个性，使学生变成千人一面的“雷同体”，成为没有个性的“克隆儿”。

因此，我非常赞赏上海建平中学冯恩洪校长提出的“合格+特长”的教育理念。我认为教育的真谛是帮助每个人成为他自己，帮助他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把个人的独特性发挥到极致，从而为民族、为人类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五、理想的智育，应该使教学活动走出分数的误区，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人文情怀，使学生成为人类文明之火的传薪者。

至今还有不少教师认为，智育就是抓学生的考试分数，而考试分数就是衡量智育水平的唯一标准。这个认识是错误的。智育要追求高质量，其中包括理想的考试成绩，但智育的成果绝不仅仅是分数，而是学生的思维的发展、智慧的发展、求知欲的发展、创造力的发展，等等。所以。邓小平同志关于“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观点同样适用于智育。(www.daowen.com)

著名学者徐惟诚先生在《爱心与教育》一书的序言中写道：“（教育者）首先要认清自己教育活动的目标，不是一张张的成绩单，不是一堆分数，不是高一级学校的录取通知，而是活生生的人，是人才，是能够在未来社会中站住脚跟，开创事业的人才。这样的人才，不仅要在学校里读书，通过读书获得一定的扎实的知识，更需要终身有读书的兴趣，求知的欲望，并且有能力自己学习，有能力找到所需要的知识，有能力吸取这些知识。”

新加坡的中小学教育基础扎实，学生在国际性的学科测验中屡得高分。1996年，“第三届国际数学和科学调查”对来自41个国家和地区的大约五十万名学生进行了测验，这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学科测验。结果显示，新加坡学生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均名列第一，平均分数分别为643和607，遥遥领先于第二名的韩国（607分）和捷克（574分）。英美等发达国家学生的成绩大多在20名以后。就在新加坡舆论为自己的学生考得高分而大力宣传的时候，新加坡政府却没有因此而沾沾自喜。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学生在国际学科测验中考得高分是一柄双刃剑。如果学生的高分不能转化和体现为学生创造力的提高，甚至反而成为独创性的障碍，那么，这种高分是有害的。新加坡副总理李显龙专门发表讲话说，我们需要重新检验我们评估学生的方式。他认为，仅仅用分数来衡量学生的学业并作为国家教育质量的标准是片面的；新加坡现行的教育方式正是适应了考试的要求，缺少的恰恰是对独立性、创新性的鼓励和培养。李显龙的这个讲话为新加坡教育界注入了一支清醒剂，促使教育界把思考的重点从高分转到创造力上来。

中国现在智育的弊端也是如此。我国中学生参加国际数理化奥林匹克竞赛，几乎每次都拿金牌，但自从诺贝尔奖设立以来，至今没有新中国的学生问津。这和我们基础教育单纯追求考试高分有很大关系。直到现在，有些地方的教育行政部门还以学校的考试成绩作为评估的主要标准，大搞分数排名。我认为，我们的智育，也应该走出分数的误区，把追求的重点从高分转移到创造力上来。要让我们的优生不但学科知识扎实，而且能力全面，特别是在创造能力方面也具有国际竞争力。

苏联教育家阿莫纳什维利认为，“数字本身说明不了儿童的具体学业成绩。”“儿童不需要分数，因为分数会阻碍他们对知识的渴求，阻碍他们在学校快乐和愉快地生活。”正是这位教育家，在每学期结束时，不向家长送成绩分数单，而是送一只纸袋。在这个纸袋里面，装有学生智力劳动的作品：学生写的书法，学生编写的故事，精选出来的学生完成的各科作业，学生的绘画，学生的资料剪贴，学生的作文，以及有校长阿莫纳什维利签名的鉴定。这份鉴定没有一句空话、套话，都是对学生的智力分析和对学生的热情鼓励。毫无疑问，比起几个抽象的分数，这一只纸袋才真正全面反映了学生的学习状态和成绩以及学生智力能力的发展水平。我热切盼望我们中国也能有这样真正科学全面而又富有人情味的智育评价方式。

仅仅体现分数的智育，无疑是目光短浅的，忘却了教育的真正使命。对于学生而言，主要任务就是读书，但现在学生除了读教科书之外恰恰很少读书。对于学习成绩好的学生来说，他们成天陷于题海之中，无暇涉猎其他书籍；对于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来说，教师和家长给他们的学习量更多，又是补课又是补充作业，他们更没有时间读课外书。《文汇读书周报》曾经登过一篇对中学生课外阅读情况的调查，结果表明现在的中学生的课外阅读量少得可怜。最具讽刺意味的是，相当多的中学生能够把中外名著的书名、作者背得滚瓜烂熟，但对作品本身的内容却一无所知！

可能有些教育者认为课外阅读是学生额外的任务，而我则认为，大量的阅读正是我们智育的分内任务。因为大量的阅读，其作用不仅仅是扩大学生的视野，而更重要的是它能直接促进学生的课内学习。苏霍姆林斯基认为，要使学生掌握深刻而牢固的知识，就必须使学习有一个巩固的“大后方”，或者说，要把知识建筑在一个广阔的“智力背景”上。苏霍姆林斯基非常善于把课堂上要教的教材跟学生的课外阅读结合起来，从而使两者互相促进，提高学生对两方面的兴趣。他说：“对于读书多的学生来说，在课堂上所学的任何一个新概念，能够纳入他从各种书里汲取的知识的体系里；这时候，课堂上所教的科学知识就具有了特殊的吸引力，学生会感到它们是帮助把自己头脑中已有的东西弄得更明白的必不可少的东西。”为此，苏霍姆林斯基为学生的课外阅读作了明确的规定，并使这个规定成为“第二套教学大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提高“后进学生”学习成绩方面，苏霍姆林斯基的“第二套教学大纲”发挥了奇妙的作用。他说：“三十多年的教育工作使我深信，对这类儿童，正是前面说过的第二套教学大纲能起到特别重要的作用。对这些儿童来说，把学习仅仅局限于背诵必修的教材是特别有害的，这种做法会使他们养成死记硬背的习惯，变得更加迟钝。我曾试用过许多手段来减轻这些学生的脑力劳动，结果得出一条结论：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扩大他们的阅读范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苏霍姆林斯基把有无图书馆和是否读书，视为学校教育的本质所在。

因此，我再次呼吁我们的老师，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孩子们读书。教师要通过指导学生阅读，给他们打开一扇又一扇文学的窗口、文明的窗口、文化的窗口，最后要使学生养成自己主动阅读的习惯。要让学生明白，阅读是生活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我们之所以要阅读，并不仅仅是因为要考试，而是因为我们要生活。让阅读成为伴随学生终身的生活习惯；让阅读成为他们人生旅途所必须经历的精神跋涉。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无论是科技的还是人文的……一切凝聚着人类文化精华的读物都应进入学生的视野，让他们在阅读的过程中鉴赏文化精品，提高审美情趣，充实精神营养，完善人格塑造，最终将这些文化精华转化为自己人生的火炬，使自己也成为人类文明之火的传薪者。唯有这样，我们的学生才能真正成为新世纪的精神巨人。

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组织国内外的著名专家、学者，编撰了规模巨大的《新世纪教育文库》（400种），把人类文化中最精华的东西展现和推荐给我们的教师和学生，使师生们在有限的时间内，和书本拥抱，与大师对话，与人类崇高精神交流。我们执著地认定，未来的时代是一个竞争与挑战的时代，是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时代，同时，它也应该是一个潜心读书的时代。“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样才能俯仰于天地之间，塑造一代新人坚强的灵魂和崭新的形象，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六、理想的智育，应该具有开放性，注重实践性，与生活相联系，与社会相沟通，使学生关注窗外的世界、校外的天空。

“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是中国传统教育中私塾先生对学生的要求。这种情形至今还存在于我们的学校。所谓“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便是对这种教育弊端的概括。不少教师和家长都喜欢把孩子关在房间（学校里、家庭中）里“专心致志”地攻读，以为这样孩子便能成才。殊不知，这种封闭式的智育只会扼杀孩子的智慧和才能。

对于教育（特别是智育）的开放性和实践性，我国伟大的教育家陶行知有着极为精辟的论述。针对长期以来封闭孤立的“教育”，他鲜明地提倡：“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他主张“把笼里的小鸟放到天空中去，使他能任意飞翔，把学校的一切伸张到大自然里去。”为此，他大声疾呼要给儿童以“六大解放”：“在现状下，尤须进行六大解放，把学习的基本自由还给学生：一、解放他的头脑，使他能想；二、解放他的双手，使他能干；三、解放他的眼睛，使他能看；四、解放他的嘴，使他能谈；五、解放他的空间，使他能到大自然大社会去取得更丰富的学问；六、解放他的时间，不把他的功课表填满，不逼迫他赶考，不和家长联合起来在功课上夹攻，要给他一些空闲时间消化所学，并且学一点他自己渴望要学的学问，干一点他自己高兴于的事情。”

素质教育的重点是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而无论是培养创新能力还是实践能力，都必须同社会相联系，同生活相联系，这样才能真正有效。在这方面，国外许多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在日本，有一种教育教学活动叫“修学旅行”，即由学校定期组织学生去外地进行参观、学习的一种集体旅游活动，是一种开放性的课外学习。其目的在于开阔学生视野，增加实践知识，培养参与精神和能力。在澳大利亚的中小学，专门开设有野外实践考察课。出发前学生人手一册考察提纲，上面绘制有地图、考察项目、填充思考题及相关资料。这是一堂容量大、综合性强的实践课，涉及水文、地质、环保、建筑、经济、文化、历史等领域。在美国沿海城市梅斯蒂克市的各级学校中，有着规模宏大的海洋学教学计划。该计划不但拥有强大的专业教师队伍，而且还拥有自己的实验室、教师和渔船。而教学过程实际上就是教师带着学生们到海上去捕鱼。学生们在教师的指导下撒网捕鱼，取出水样进行分析，了解鱼的分类以及不同类别鱼的鉴别方法，动手解剖鱼，等等。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主张智育同生活相联系、同社会相联系，决不是反对系统的书本知识的学习，而是希望教师们能够引导学生在实践中把知识学活用活，同时把这种活的知识变成能力特别是创新能力。当然，我之所以提倡智育的实践性和开放性，还不仅仅是因为知识只有与社会生活相联系才能真正变成学生自己的知识，还因为社会生活本身也是获取知识的重要渠道；更重要的是，只有当学生在社会生活的实践中获取知识、巩固知识、运用知识时，他们才能把知识化为修养、注入信念、铸进人格，同时也才能真正逐步形成改造生活和社会的能力。

七、理想的智育，应该让课堂充满活力、情趣与智慧，让课程具有丰富性、回归性、关联性和严密性，使学生真正成为教学活动的主人。

课堂对于学生的意义，不亚于田野对于农民，车间对于工人，战场对于士兵。而且，课堂对于学生来说，不只具有智育的意义，更具有生活的意义。吴康宁教授在《课堂教学社会学》一书中曾深刻地指出：“课堂”本身确实是一个“小社会”。在这个小社会中，存在着特殊的社会组织——班级与小组；特殊的社会角色——作为权威的教师与有着不同家庭及群体背景的学生；特殊的社会文化——作为“法定文化”的教学内容及与作为亚文化的教师文化与学生群体文化；特殊的社会活动——有目的、有计划的教育人际交往；特定的社会规范——课堂规章制度，以及由此而发生的各种基本的社会行为。因此，“过去我们常常说学生在课堂中学习着课程，现在则可以说学生其实也是在、而且更确切地说首先是在课堂社会中亲历着生活，体验着由服从、沉默、反抗、竞争、合作、展示、回避、成功、失败等带来的种种酸甜苦辣、喜怒哀乐。”

因此，什么是理想的课堂？什么样的课堂能够充满活力、情趣与智慧？我们认为有以下特征。

一是参与度，即学生的全员参与、全程参与和有效参与。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的《牛津英语教师宝库》中有一本书叫《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Learner-Based Teaching）。该书作者认为，课堂教学需要“提倡学生参与决定教学内容，力图使学生自己的输入成为主要的教学内容资源，并成为整个教学活动的中心。”这就是说，如果课堂上“满堂灌”，而没有学生的参与，就根本不可能激发学生的思想。在这个定义上，我主张一般的课堂，学生发言与活动的时间至少不能少于1/2。

二是亲和度，即师生之间愉快的情感沟通与智慧交流。吉尔·哈德斐尔德（JillHadfield）在《课堂活力》一书中说，“班级里可能充满了欢乐、友谊、合作和渴望；也可能是沉默、不快、矛盾和敌意”。前者无疑是亲和度高的表现，也是课堂教学成功的基础。

三是自由度。我们的课堂犹如军营，强调的是铁的纪律，正襟危坐，学生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少了一些轻松，少了一些幽默，少了一些欢声笑语，少了一些神采飞扬。尤其是要求学生齐声回答，不允许交头接耳，不允许与老师争辩等。这无疑是给学生的身心自由发展套上了枷锁。

四是整合度，即整体地把握学科知识体系。整合度不高的课堂教学，往往把完整的知识分解得支离破碎，如语文老师把字词从具体的语言环境中分割出来，历史老师把事件从时代背景中游离出来，学生得到的只是被肢解的知识，而不是真正的整合知识的智慧。

五是练习度，即学生在课堂上动脑动手动口的程度。根据维果茨基的理论，学生们是通过与教师和同伴的共同活动，通过观察、模仿、体验，在互动中学习，在活动中学习的，学习的效率与成果如何，取决于在互动与活动过程中能否充分地运用自己的能动器官。所以，一堂好课，不在于它有条不紊，不在于它流畅顺达，而在于它是否真正地让孩子练习和实践。

六是延展度，即在知识整合的基础上向广度和深度延展，从课堂教学向社会生活的延伸。

课程是智育过程中仅次于课堂的又一个重要问题。现在对“国本课程”、“地本课程”、“校本课程”的讨论日趋增多，但究竟怎样的课程是理想的课程，可谓见仁见智。让课程具有丰富性（rich）、回归性（recursive）、关联性（relational）和严密性（rigorous）是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课程与教学系教授E·多尔在《后现代课程观》中提出的观点，即所谓“4R”。课程的“丰富性”，是指课程的深度、意义的层次、多种可能性或多重解释；“回归性”是指由对话引起的与环境、与他人及与文化间的反思性相互作用，以此来实现提高师生的已有经验；“关联性”是指课程的教育联系与文化联系；“严密性”是指有目的地寻找不同的选择方案、关系和联系，“自觉地寻找我们和他人所持的这些假设，以及这些假设之间的协调通道，促使对话成为有意义的和转变性的对话。”这里的4R读起来有些费解，但其定义与上述的“六度”是相通的，其宗旨都是激活学生的思维，把握整体的世界，注重生活的关照，让学生真正成为教学的主人。

八、理想的智育，应该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更新学习工具，拓宽智育途径，让学生在网络世界的时空中纵横驰骋。

以计算机技术、微电子技术和通信技术为特征的现代信息技术，已在社会各个领域中得到广泛应用，正在改变着人们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工作与学习方式。数字化生存的今天，对智育提出了新的挑战。它要求新世纪的学生具备以下新的能力。①新的读写能力。读书不仅涉及传统文本而且涉及形象和屏幕，这就要求学生从多媒体文本中学习，从中选取所需的资料。②新的导航搜索能力。当我们在图书馆浏览或在网上冲浪时，会经常发现新东西，因此学习不单是听讲，还有基于发现和基于实验的学习。③新的推理能力。推理不单是抽象的逻辑演绎，更与查找能力相关，查找目标、工具、代码、文件，并以一种新的方法使用它们，把它们运用到新的文本中去。④新的判断能力。按理说，课本和新闻报道都还有值得信赖的理由，但在网络上，相当一部分信息都不具备这一点，判断在今天显得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关键。

我们的教育不能无视这一时代发展趋势，理应作出积极的回应。教育部于2000年颁布的《关于加快中小学信息技术课程建设的指导意见（草案）》明确指出：“在全国中小学积极推进信息技术教育，促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教学的改革，是贯彻邓小平同志‘三个面向’指示精神，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需要；是落实《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深化基础教育改革，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需要；是面向21世纪国际竞争，提高综合国力和全民素质，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新型人才的需要。”

现在的问题是，许多学生已经开始接触网络，并受到网络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而我们相当多的教师连计算机操作都还不会，这是令人忧虑的。互联网的发展趋势是不可抗拒的，它对学生的诱惑更是难以抵御的。我们应该对此加以科学地研究，在此基础上对学生进行引导，最大程度地发挥其积极因素削弱其消极影响。我认为，我们的智育理应把对学生进行现代信息技术教育作为自己的任务。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给我们的智育注入了富有时代气息的内容，同时更新了我们的教育手段，也拓宽了学生求知和实践的途径。今天的智育任务，已不仅仅是给学生传授传统教材中的知识和培养传统意义上的能力，它还包括：培养学生对信息技术的兴趣和意识，让学生了解或掌握信息技术基本知识和技能，使学生具有获取信息、判断信息、传输信息、处理信息和应用信息技术手段的能力，形成良好的文化素养，为他们适应信息社会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打下必要的基础。

互联网的出现，使传统教育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它对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都提出了新的挑战。在传统教育中，教师比学生具有更多的知识资源优势，而现在师生同样面对互联网，教师的资源优势不复存在了；相反，有时候学生所拥有的知识比教师多，因为学生可以通过网络自由地获取任何知识。同时，如果说过去学生的学习主要是积累知识的话，那么现在，面对知识爆炸，学生的学习主要是选择知识。在这种情况下，教师的角色必然发生变化。面对互联网，教师应该是“引导者”。互联网是一个巨大的资料库，如何引导学生辨别、选择最有价值的信息，是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时，教师又应该是“保护人”。网上也有不少无用、甚至对青少年学生有害的信息，这就需要教师通过与学生的交流，引导学生不出思想偏差，让他们健康成长。

因此，教师必须首先熟悉并运用互联网技术。如果教师不会用电脑，不会上网，就谈不上对学生的教育和引导。同时，教师对当代最新的信息、知识，应该有很强的敏感性，有全面的了解和独到的见解，只有这样才能掌握引导的主动权。另外，互联网的出现，使得师生在教育资源获得上取得平等地位。教师要转变观念，彻底放下权威的架子，做学生的学习伙伴，共同探讨交流，真正实现教学的民主化。

苏霍姆林斯基曾把教育比作一朵花，而智育只是其中的花瓣之一。的确是这样，从某种意义上讲，智育本身不是目的，只是手段，是让人成为“人”的手段。培根早就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思维精密，哲理使人思想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辩。总之，知识能塑造人的性格。”因此完全可以这样说，就根本目的而言，智育是服务于学生的人格塑造的——通过智育与德育、体育、美育、劳动技术教育等其他教育的和谐配合，让我们的学生终身拥有科学态度、科学精神和科学的世界观，拥有能够正确认识自己、他人、人类社会和自然世界并处理好这几者之间的和谐关系的品质和能力，拥有一颗富有智慧的大脑，成为一个在精神上永远幸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