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字汉卿，号毅庵，生于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奉天（今辽宁）海城人。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之长子。1919年3月，入东三省陆军讲武堂第一期炮科，毕业后历任奉军营、团、旅、师、军、军团长、空军司令等职。1928年6月，其父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后，由奉系元老推为首领，出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12月，不顾日本和亲日派的阻挠，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南京国民政府，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等职。1930年10月，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职。1931年“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使日军很快侵占东三省。1933年3月，热河省（今并入辽宁、河北、内蒙古）沦陷后，蒋介石、张学良受到全国舆论谴责，张学良代蒋介石受过辞职。

1934年2月任豫鄂皖三省“剿总”副司令。1935年3月，任武昌行营主任，10月，兼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此时，日本侵华日亟，南京国民党政府一再妥协，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简称“八一宣言”），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实行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张学良面对既不能抗日复土，而“围剿”红军又屡遭失败的严峻现实，逐渐对蒋“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有所觉悟，经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帮助，开始相信联共抗日是唯一出路。

1936年4月，与周恩来在肤施（今陕西延安）会谈，提出联蒋抗日，为中共中央所采纳，达成了与红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协议。10月，毛泽东、周恩来致书张学良，请其向蒋介石转达互派代表谈判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张学良多次劝蒋介石联共抗日，并请缨抗战，均被拒绝。

1936年12月9日，时值“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之际，西安1万名大学生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队伍行至灞桥时，等在那里的反动派早已架起阴森的机枪。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张学良亲自驾车赶来了，站在队伍最前列的东北大学学生含泪高喊：“我们愿意为救国而流血，我们愿意为救国而牺牲，死在救国路上是光荣的！我们前进吧！”面对群情激昂的学生，张学良感到周身的热血在沸腾，他挥泪发誓：“你们的爱国热忱我是佩服的，我张学良也不愿当亡国奴，也要抗日！……我的最后一滴血，是流在抗日战场上的！”他向学生们保证代表大家向蒋介石请愿，三天之内以事实来答复大家的要求。

此时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爱国热情一浪高过一浪，犹如一团团烈火包围着热血沸腾的张学良。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终于发生了，张学良和杨虎城用兵谏的办法，规劝蒋介石放弃“剿共”的内战立场，实行联共抗日的政策。用实际行动兑现了他对学生许下的诺言，回答了学生的请愿要求。

曾任张学良机要秘书的李荫春，追忆事变的情景，动情动魄：

在接近事变的几天，我们这些在张学良将军身边工作的人，都知道张将军多次对蒋竭诚劝告，蒋不但不听，反而对张斥责谩骂，还要把东北军和17路军调离西北，空气是紧张的。

东北军和东北人士绝大多数都衷心赞同张学良将军联共抗日的主张。但在对待蒋介石问题上，有些人持慎重态度。就连后来直接参加行动的应德田、孙铭九等在参与密议时，也考虑到扣蒋的风险，请他慎重。但张学良决心已下，大家也只能是唯命是从了。

12月12日凌晨，我在家中听到几声枪声，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正要到总部去，张学良将军已派来汽车接我。听司机谈，始知副司令今晨派兵冲进华清池，已捉到老蒋。

这真是天大的变化！我心中又兴奋又紧张。坐上汽车直奔新城大楼。街上行人稀少，沿途见有不少17路军的岗哨。到了新城大楼，听说蒋介石已被送到这里。我在楼下客厅见到张学良将军，他虽然一夜未眠，但精神焕发，毫无倦容。

原来，12月11日早，张、杨两将军得知蒋已准备专车，恐他离开临潼，兵谏计划落空，即当机立断，决定提前行动。上午，张学良以白凤翔师长和刘桂五团长将赴热河敌后发动游击战争，前来“辞行请训”为由，带领即将执行捉蒋任务的白、刘二人谒见蒋介石，仔细察看了华清池内蒋住处的环境、路径及蒋的侍卫武装配置情况。

但这天下午，住在西安西京招待所的陈诚匆忙到临潼去见蒋介石。他觉察到西安情况有些异常，力劝蒋介石暂避一下。蒋认为中央军威力强大，近在咫尺，张、杨在西安并无重兵，断不敢有何异谋。陈诚仍劝蒋介石要小心。于是，蒋介石决定当晚7时请张、杨吃饭，如果一个不来，就证明有问题，再作准备。张学良将军接到蒋介石的侍从室打来请客电话，不知蒋的意图，不免疑虑，就与杨虎城将军和于学忠军长等密商。

是日晚，张、杨两将军亦将宴请住在西安的蒋系军政大员，乃决定张与于学忠前往，杨虎城以待客为名在家留守。

蒋介石晚上与张学良见面第一句话就问：“虎城为何未来？”

张学良答：“我俩今天做东，请帖已经发出，无法改期，他留在家中待客，要我向委员长致歉，他说明天来看您。”一场险些被识破的谋划应付了过去。

张学良将军席散回城，进家已晚上10点，随后，开始了紧张的部署。任命董英斌为总部代理参谋长，坐镇总部指挥；任命直属105师长刘多荃为临潼行动总指挥；任命105师二旅旅长唐君尧带领一个团包围华清池，不许一个漏网；任命骑兵师师长白凤翔带领孙铭九以及卫队营冲入华清池，活捉蒋介石。

12月12日凌晨3时，卫队营乘军用卡车两辆驰赴临潼。5时，到达华清池，不料，遇到蒋介石的侍卫队的顽强抵抗。(www.daowen.com)

白凤翔、孙铭九攻入二门，闯进蒋介石所住后间五间厅时，蒋已逃之夭夭。但衣帽放在床边，假牙、皮包放在桌上，被窝犹有余温，汽车也停在库中。蒋不会逃出很远，但在附近遍寻无着，大家非常着急。

后据被捉的蒋介石的贴身侍从说：“原来蒋介石在睡梦中被枪声惊醒，以为是红军夜袭，仓皇逃出，适有侍卫官竺培基、施文彪跑来报告：叛军已冲进前院二号桥，促蒋快逃。正行间，又有侍卫队区队长派传令兵来报告：叛军已入二道门，侍卫队正凭借假山极力抵挡，刚才给后山哨兵所通电话，那边未发现叛军，请蒋逃往后山。”

蒋介石问：“叛军是什么样子？”答称：“是戴皮帽子的东北军。”蒋估计可能是临潼驻军受“共匪”煽动，发动部分兵变，不是张学良的计划。如果是整个东北军叛变，行辕必已被四面包围。在后院又遇侍从蒋孝镇。他们想从华清池后门逃走，门锁无法开，蒋就命侍卫用叠罗汉方法，由蒋孝镇扶他从上墙逃出墙外，因墙垣是顺山势建造，内低外高，蒋逾墙落入深沟，摔伤腰部，侍卫等扶掖前行，至半山腰他就走不动了。

这时，张学良已加派部队搜山，枪声四起，手电乱射，两侍卫官被击毙，侍从蒋孝镇被活捉。蒋介石勉强爬入一草木荫蔽的山洞内，终被发现。他只穿一条白色睡裤和一件古铜色绸袍，鞋子失去一只，脚也被石头碰破，在深冬早晨的朔风中冻得索索发抖。因他腰脊摔伤，不能行走，就由东北军卫队营王协一连长把他背下山来，坐上张学良将军的汽车驰往新城大楼。

在这次捉蒋的行动中，蒋介石的侍卫及宪兵被消灭，侍从室主任钱大钧负轻伤，秘书肖乃华中弹死亡。蒋的侍卫组长企图逃往车站，被截回，宪兵团长蒋孝先被枪毙。

张学良将军从接到刘多荃初次电话报告蒋下落不明到找到蒋，中间经两三个小时之久。张学良将军深恐蒋身遭不测，绕室彷徨，焦躁万分。他对杨虎城和部下将领说：“我们找到委员长，我一定劝他抗日，只要他抗日，我仍拥护他为领袖；如果找不到他，发生意外，将贻害大局，我张学良即成为千古罪人。我再割下自己的头，请虎城兄送到南京请罪！绝不能因要求停止内战反而扩大内战！”

赤诚之言，肝胆照人，充分显示了他大公无私、光明磊落和自我牺牲的精神！

东北大学西安分校的同学们，得知“西安事变”消息之后，奔走相告，兴奋万分。东大的师生们为能有这样一位以民族大义为重，又能与学生心连心的好校长而骄傲和自豪。

“西安事变”发生不久，张学良就公开表示：“我们据全国人民的要求，发动这次事件，我们内心纯洁，完全是为国家着想，不是为个人利害打算。希望委员长能联合全国抗日力量，坚决抗日，以争民族生存，则学良和全国人民于愿足矣。”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在送蒋介石回南京之前，张学良对赵一荻说：“若是真有不测，那我也是为抗日，为中国不亡，别说牢狱，就是刀枪相加，我也死而无悔。”

在送蒋介石上飞机时，他坚决表示：“学良主意已定，为了抗日，我万死不辞。”

张学良为中华民族献出的是一颗燃烧的赤子之心，哪怕将自己焚毁，也要遗爱于华夏的明天。

果然不出所料，后来蒋介石背信弃义，一回到南京，便把张学良软禁起来，从此开始了漫长的囚禁岁月。

在1946年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中共曾提出释放张学良，没有成功。后国民党撤往台湾，蒋介石将张学良转至台湾继续软禁。

1988年，蒋经国逝世后，张学良逐渐获得人身自由。1993年4月受聘为东北大学名誉校长，5月受聘为哈尔滨工业大学名誉理事长。1995年离台，侨 居美国。2001年10月15日 下 午2时50分，在美国夏威夷首府檀香山史特劳比医院病逝，享年101岁。

张学良逝世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向张学良的亲属发去唁电，高度评价了张学良先生的历史功绩，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表示深切哀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