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年—？，一说公元前135年—？），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史学家司马谈之子。早年遍游南北，考察风俗，采集传说。初任郎中，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继父职，任太史令。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与大中大夫公孙卿、壶遂等共订《太初历》，对历法进行改革。后因替李陵军败降匈奴事辩护，得罪下狱，受宫刑。出狱后任中书令，发愤继续完成所著史籍。人称其书为《太史公书》，后称《史记》，是我国最早的通史。此书创立纪传体史书的形式，书中不少传纪语言生动，形象鲜明，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对后世史学与文学都有深远的影响。

公元前99年，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带兵3万，攻打匈奴，打了个大败仗，几乎全军覆没，逃了回来。李广的孙子李陵当时担任骑都尉，李陵率领5000人马和匈奴打仗，结果被单于率领的3万骑兵团团围困住，尽管李陵和士兵们奋勇战斗，杀了五六千名匈奴骑兵，但终因寡不敌众败下阵来，只有400多名士兵逃回来，李陵被匈奴逮住后投降。

李陵投降匈奴的消息震动了朝廷。汉武帝把李陵的母亲和妻儿都下了监狱，并且召集大臣，要他们议一议李陵的罪行。

大臣们都谴责李陵不该贪生怕死，向匈奴投降。汉武帝问太史令司马迁，想听听他的意见。司马迁说：“李陵带去的步兵不满5000，他深入到敌人的腹地，打击了几万敌人。他虽然打了败仗，可是杀了这么多的敌人，也可以向天下人交代了。李陵不肯马上去死，准有他的主意。他一定还想将功赎罪来报答皇上。”

司马迁平时与李陵并没有私交，只是实话实说，而汉武帝听了，认为司马迁这样为李陵辩护，是有意贬低李广利（李广利是汉武帝宠妃的哥哥），勃然大怒，说：“你这样替投降敌人的人强辩，不是存心反对朝廷吗？”于是以对抗朝廷的罪名将司马迁下了大狱。司马迁入狱后因拿不出钱来赎罪，结果被施以最难堪、最残酷的“宫刑”。

司马迁认为受宫刑是一件很丢脸的事，他几乎想自杀。他心中的痛苦超过肉体的痛苦千倍、万倍。再加上别人的讥讽和亲朋们的冷淡疏远，使司马迁痛不欲生。在生与死的问题上，对他来说，活着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他要忍受耻辱，忍受着人们的嘲讽，过着非男非女的生活，实在是太难了。而死却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甚至可以说是一件很痛快的事，一死可以解百忧。因此他想到了死。但同时他又想到自己有一件极其重要的工作没有完成，不应该死。因为当时他正在用全部精力写一部书，这就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历史著作——《史记》。原来，司马迁的祖上好几辈都担任史官，父亲司马谈也是汉朝的太史令。司马迁10岁的时候，就跟随父亲到了长安，从小就读了不少书籍。(www.daowen.com)

为了搜集史料，开阔眼界，司马迁从20岁开始，就游历祖国各地。他到过浙江会稽，看了传说中大禹召集部落首领开会的地方；到过长沙，在汨罗江边凭吊爱国诗人屈原；他到过曲阜，考察孔子讲学的遗址；他到过汉高祖的故乡，听取沛县父老讲述刘邦起兵的情况……这种游览和考察，使司马迁获得了大量的知识，又从民间语言中汲取了丰富的养料，给司马迁的写作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以后，司马迁当了汉武帝的侍从官，又跟随皇帝巡行各地，还奉命到巴蜀、昆明一带视察。司马谈死后，司马迁继承父亲的职务，做了太史令，他阅读和搜集的史料就更多了。

在他正准备着手写作的时候，就为了替李陵辩护得罪武帝，下了监狱，受了刑。他痛苦地想：这是我自己的过错呀，现在受了刑，身子毁了，没有用了。但是他又想到了从前周文王被关在牢里，写了一部《周易》；孔子周游列国的路上被困在陈蔡，后来编了一部《春秋》；屈原遭到放逐，写了《离骚》；左丘明眼睛瞎了，写了《国语》；孙膑被剜掉膝盖骨，写了《兵法》。还有《诗经》三百篇，大都是古人在心情忧愤的情况下写的。我的《史记》一书刚刚开始，为什么不能含垢忍辱将它写完呢？这样，司马迁为了完成《史记》这项伟大的“工程”，终于以坚强的隐忍精神活了下来，鼓起勇气投入到忘我的写作中去。难堪、耻辱、愤怒，统统凝聚到笔上，他把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开始，一直到汉武帝太史二年（公元前95年）为止的这段历史，编写成一部52万字的巨著。

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对古代一些著名人物的事迹都作了详细的叙述。他对于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吴广，给予高度的评价；对被压迫的下层人物往往表示同情的态度。他还把古代文献中过于艰深的文字改写成当时比较浅近的文字。人物描写和情节描述，形象鲜明，语言生动活泼。因此，《史记》既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又是一部杰出的文学著作。

司马迁出了监狱以后，担任中书令。后来，终于郁郁不乐地死去。但他和他的著作《史记》在我国的史学史、文学史上都占有很高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