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然大家以为夫妻的结合是应该的，那末我不必反对婚姻制，也不必赞成婚姻制了，不必为“婚姻”两字，大辩而特辩了。我所谓婚姻制，专指配合，不指礼节而言。无论旧式的拜堂，新式的鞠躬，或者其他有仪式或无仪式的同居，我总称他为婚姻（阔义）。我所要知道的——其实我不是完全不知道，并且我深信我所知道的，并不十分错误——我现在所要知道的，是别人的意见。我现在所要知道别人的意见，可以写成一个问题，如下：

我们在婚姻中，我们在结合而同居之后，应否生男育女？

我自己的答，是肯定的。我并不“老派”，并不顽固；我并不墨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主义。我以为我们有脚，应当走路；我们有手，应当作工；我们有口，应当吃饭讲话；……我们既然有了生殖的机能，为什么不产儿女呢？倘然我们真的不要儿女，何必结婚呢？一方面要结婚，另一方面不要儿女，——那岂不是等于勤力的农夫，春耕夏耘，全然不希望秋收么？世间没有不望秋收的农夫；何以世间有不喜生男育女的夫妇呢？

但是经济问题出现了。夫妇两人，勤勤恳恳，可以勉强度日。倘然产生一男或一女，当此生活高涨之时，衣食教育等等怎样办呢？小孩太多了，非独父母招呼不周，并且儿女也要吃苦。创此议论者——即节制生育派——发明套袋，以为阴阳之阻隔。如此，结婚者可得夫妇之乐，而无儿女之累。不知天下的事，不能全然独立的，总有相互关系的。天下的事，不能只有乐而无苦。况且生男育女，并非绝对不乐，并非绝对是苦。抚养儿女，固然要用心，要费钱，然而没有儿女，有时也甚烦闷。从前有一个美洲闻人，三十岁结婚，到了四十岁，一个孩子都没有。他请名医为他们夫妇两人检查身体。结果极佳，说他们两人，从头至脚，一点毛病也没有。在此后的一年中，及前十年中，他妻子的天癸有时不至，似乎是怀孕；然而不久又来了。他正在怀疑之际，挚友某君来访，无意中说道，“前几天我看见你的夫人走入某某医师的诊所，是不是有喜，还是身体欠佳？”他答道，“是身体不好。”同时他的面色变了；他明白了。那个医师，自称妇科，其实是打胎专家。他自己转念道，“她去打胎的。她去打胎没有得我的同意。我非调查不可。”第二天，他暗暗雇了两位名探，到医师那边去调查。那两个暗探，找到了医师册簿，查见某夫人在结婚后的十余年中，共计打胎八次。暗探回来报告后，他跟了他们又到医师那里去。他对医师大哭道，“医师，我是某姓某名，希望儿女已经多年了。我今天才知道我的儿女统统在你的册簿上。现在请你还给我。”

上面的故事，是讲一般人，不论贫富，到了中年，总希望自己有亲生儿女。古人说得好，“三十无子平平过，四十无子冷清清。”生了儿女，不一定孝顺父母，也不一定能为国家出力。但是全国的夫妇倘然大家打胎，倘然大家节制生育起来，倘然大家不愿意生男育女，那末，不到五十年，耕田无人，造屋无人，织布无人，驾车无人——全国之内，一个青年男女都没有了。好得现在主张节制生育的还少，并且节制生育的方法还（不）十分灵妙，否则五十年后，愈文明的国家，愈无人民；愈富贵的家庭，愈无子女。……写到此，我不觉大怒，而又大恐。

我是主张生育的，但是我全不溺爱儿女。我自从二十四岁结婚，到了四十四岁，共生男女十五胎。有的果然幼时因疾病夭亡了，但是长成的，皆身体健全。我家况虽然不好，但是他们都受过相当的教育，并且他们都没有受过饥寒。我的长次二子，也是多育的。长者已经有子二女三，次者有子三人。我的女儿尚未出嫁；他们儿女之多寡，尚然不知。我们父子三人，确守一夫一妻制，但生产儿女，实在不少——真合俗语所谓“寡欲多男子”之理。倘然国家以人口为前提的，我们父子可以称为“爱国者”了。

我想任何国家，理应以人口为前提。没有人民，广阔的土地，及温和之气候，有什么用呢？任何国家，在大战之中，或在大战之后，尤应注重人口，奖励生育。第一次欧战后，法国的人民伤失甚多，因此田地没有人耕种。他们到意国，比国，波兰，西班牙去招求农夫。那些应召而来的，竟达六万人。有这许多人，法国的田地，当然不会全荒全白了。但是那些国外来的农夫，非独不听使唤，并且不肯久留。有的归国，有的改行——国家徒然消耗旅费而得不到实益。一国的人口，不可借自国外，总要自己产生的。

我国人口，号称四万万，或五万万。在此大战中，我们不能一人不伤，一人不死。欲补死亡，只有生育。德国名家包邱韦克氏有“维持人口论”。看了它可以知道定常的人口，要它不减，已经不易，倘要增加，更加难了。我现在采取他的主要语，翻译如下：(www.daowen.com)

我们假定一千个男孩女孩，不一定人人得以长大——三百伤亡，只七百人传种。若然，则结婚者应产之孩，不是两个，而是两个又百分之八十六。计算的公式如下：

另外有一件事，我们不得不明白的 ；就是，少数成年人——约百分之八，是不娶不嫁，抱独身主义者。因此，凡结婚者所生之子女，非增至三个又百分之十一，不能补足他们的欠缺。

此三个又百分之十一中，已包括结婚而不生产者之欠缺，但其比率当在百分之十以下。超过此率，则结婚者所产之数，应增加至三个又百分之四十六。

简言之，结婚者所产之孩，应为三人或四人，否则人口日减，国必不国，自“中日事变”以来，听说我们已经丧失了几百万的人民。若然，则非增补不足以保持我们的四万万（或五万万）。所以我主张结婚生育，不主张节制不育。

生育的多寡，是人口的量。与量有相等重要性的是质。人口固然大了，但绝无优秀分子；怎样呢？这是优生学家的问题，我们过一天再谈罢。

原载一九四四年五月一日《天地》第七、八期（春季特大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