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上海只有投机，只有囤积——最多只有商业——哪里有“文化”呢？就是有些学校，有些书铺，有些报纸和杂志，大都皆在水准线以下。他们皆实行“各家自扫门前雪”主义，散散漫漫，全然不成为“界”。

上面是悲观者的意见。我是乐观者；我以为上海确有“文化”，并且成“界”的。本篇根据这个主旨，把我所知过的文化界，即学校及出版者等实情，记述如后：

一、学　校

我今先言学校。

一般人对于上海的学校，颇多怀疑之辞。他们说：（一）学费太贵，家长无法担负。（二）俸给太低，教员不能生活。（三）课程陈腐，不合现代思潮。（四）校舍不佳，有害学童体健。学校为传布文化最要的机关。上海学校如此不合现代潮流，岂不“害人子弟”么？

但是我们应该知道：当此国难临头之日，货价高涨之时，各校设备，当然欠缺，教师俸给，当然菲薄。这种情形，非独上海如此，即在内地亦莫不然。我们怨天怨地，是没有效用的。我们总要好好儿干，奋力地去恶求善，他日一定有圆满的结果。在过去之一年中，上海教育当局，曾经举办的事，有下列者：

（一）召集中小学教职员讲习会。

（二）请工部局授给补助费。

（三）调解校舍纠纷。

（四）设立民众补习学校。

（五）筹办师范学校。

（六）恢复原有市立学校。

（七）取缔不良私立学校。

（八）筹设公共体育场。

（九）发放临时救济费。(www.daowen.com)

（十）规定教职员待遇。

上述者不过几件最大的事。虽不足以代表全体，然藉此可见地方政府的注意教育，不忘文化。上海的教育，既然有人维护，有人设法改良，我们何必失望？我们何必一定要悲观呢？

单论奉给，上海的师范校长，从原薪二九五元，已增至五六二元；主任从二一五元，已增至四三四元。中学校长从二百元增至四五〇元；主任从一六〇元增至三七八元。小学校长从五〇元增至二四〇元；主任从四〇元增至二三〇元。此种增加，虽不足以应目下货价之飞涨，然当局日事改进之心，于此已显然可见。

二、书　铺

继言书铺。印行新书或贩卖旧书之书铺，皆是传播文化的机关。自从“八·一三”后，书铺有“迁地为良”的，也有停止不动的。出版物——甚至古书——总是一天一天地减少。最初不是因为纸墨高贵，倒是因为难于“讲话”。到了“一·二八”之后，纸墨加价了，机器缺乏了，连小册子也无人肯印。好得国定教科书准时出版，数量充足，中小学生尚不遭受阻碍。但是研究高等学问的书籍，如事变前的大学丛书之类，完全绝迹。——这是可憾的事呀！

一年以来，书铺所以不从事文化工作，有两大原因：（一）人才不足，（二）资料缺乏。事变之后，编辑者或翻译者，走的走了，隐的隐了，改业的改业了，开除的开除了。至于工具方面，机器失而不能复得，纸墨贵而无力购买。有此二因，书铺虽欲为文化服务，哪里能够呢？我们应该对他们表同情，并且原谅他们外似怠惰的情形。

近闻各大书铺，颇有“重整旗鼓”之意。据说某家已决定刊刻时代丛书，已在各处觅人编著。某家将排印四书五经。某家将发行白话注解的古书。其中一家竟请人把《秋水轩尺牍》译成白话，预计在年内出版。此事未免太近滑稽。秋水轩之美（？），美在用典得当；译成白话，句句变成笑话！倘阅众不信，请打开来自己试译数语——敬请直译——就明白了。我并不反对读古文——我并不反对学骈体文——但是程度不到的人，不论什么样的白话，不论你的白话怎样明显，他们老是不懂。不懂的人，学也无益。我以为中学生应该读《孟子》，并应该读《左传》。这两本书，何不把他们好好的注释或翻译（白话）一下呢？翻译《秋水轩尺牍》或标点《唐诗三百首》，虽与文化无损，却也没有功劳。倘然那部翻译本《秋水轩》还没有完成，还没有付印，我劝那一家书铺快快停止。

三、日报与杂志

文化界除了学校及书铺之外，尚有日报社及杂志社。这两种社，在过去一年中，无不努力。《申报》《新闻报》《中华日报》《平报》《新中国报》《国民新闻》《新申报》等——他们每天发行：除万万不得已外，从不停刊，都能为文化服务。杂志呢？杂志即定期刊物，或每周，或半月，或一月，为数甚多。据详审的调查，卅一年底共有五十余种。其中有讲述最高学问者，如《东方文化》，亦有谈古今杂事或介绍新智者，如《古今》《大众》《万象》。他们各有所长，各尽其力，各为文化服务，不使我们失望。

四、文化人

末言文化人。文化人就是学校中的校长和教师；书铺，报馆，或杂志社的编译员（作家）。有人说“文化人”这一个名词不通，因为从前是没有的。我以为此词虽是新制，却合文法。“文化”为一个名词，“人”为另一个名词；两者相合，即成复合，与“江南人”“化学组”“文具柜”“墨水壶”完全相似。——我离题了，请回到文化人。

当“一·二八”之际，教师与作家的态度，大不相同。做教师的，隐退者极少。做作家的，逃避者甚。其原因在教师用口，凭据较少，故责任较轻；作家动笔，形之黑白，故责任较重。所以事变以后，大家都不敢做文章，不肯做文章。就是为生活所迫，不得已而做文章的，大半改用笔名，以减轻其责任，而学校之教师，没有改变姓名者。我以为不论讲课与作文，我们总应该负责任。“讲老实话”，一定没有人反对的，即使吃些小亏，我们也应该牺牲。不讲老实话，就是每天换一个笔名，也会有人知道的；后来仍旧要负责。

原载一九四三年三月十六日《申报月刊》（复刊）第一卷第三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