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讲民初与“一·二八”间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几个逸话，——或关纪律，或多兴味，都是我所亲见亲闻及亲身经验的。“商编”两字是简称，我不喜欢拿五个字或者十个字以为题目（书名或篇名）。

“商编 ”已成过去的事，已成历史上的名词了。现在的商务印书馆，不设编译所。现在的“商馆”（简称，下同）设上海办事处，下面分第一系、第二系、第三系、第四系等等。从前的商馆分为三大所：（一）编译所，（二）印刷所，（三）发行所。它们的上面，加设总管理处。我从民国四年起，就在编译所任事，所以知道它的事情颇多。兹择几件较有价值者，陈述如下：

一、准时办事

商编办公，有规定钟点，如上午九时起十二时止，下午一时起四时止。开始与终止，均以摇铃为号。各部各有一名册，各职员于到所之时——分上下午两次——必在自己的姓氏下亲书“到”字。否则作旷班论（不给薪水）。此类名册，于摇铃后五分钟，由庶务处收去。迟到者或早退者，可在门首簿上自书姓名及迟到早退的时刻（作旷分论，略扣薪水）。

除划到外，各职员每日须写日记，略记上下午两班所作何事，如翻译何书，约若干字。日记系印成的单页式，约长六英寸，广三英寸。

各职员对于日记均无好感，因为写它的时候，必在散工之际，筋疲力尽的缘故。某编辑精于国文，勤于工作，但最恨日记，每日只写“日常工作”四字。后来，所长查见了，马上跑去警告他道：“某先生，这样写日记是不对的，一点事实也没有。以后请你写得仔细些。”第二天，所长查看日记的时候，见那位编辑先生在那张五寸长、三寸广的单页上作蝇头小楷约计五六百字。所长又特地跑过去对他说道：“某先生，昨天的太仔细了。你以后写二三十字就够了。四个字太少，数百字太多，酌中最好——酌中，二三十字。”

过了数年之后，老所长改职，虚行故事的日记，无影无踪地取消了。同时，划到簿取消，改用钟片制。钟片制就是以最新式的时计，记录职员到馆的时刻。各人将纸片插入钟内，将铜柄轻轻一按，钉铃一响，而时刻毕露。此制非独纪录确切，并且绝对无弊。商馆所用的那些科学时钟，大半是皮鲁克（Burk）公司制造的，据说价值很大。现在，上海商馆的职工，除了四协五襄一代经外，依旧每日打钟（“四协五襄一代经”，就是四位协理、五位襄理、一位代理经理的意思）。

二、寒暖不均

“商编”在民十以前，虽分部办事，然并不分室办事。上自所长，下至茶役，统统在一间大室。比较老派的几部，位置在西南角。比较新派的几部，位置在东南角。中间是一条不用板壁分隔的走廊。入口（门）在正北离北十余步（约全走廊三分之一），为所长之席。所长的后背，皆剪剪贴贴、算算数数的助员。所长的前面及左右，则为各部人员。民初的统间中，约百余人。

我们的位置已经说明了，让我来讲一个笑话罢：

在东南角的新派，总是不热的时候时时怕热，不冷的时候已经怕冷。在东北角的老派，总是未冷的时候时时怕冷，已冷的时候全不怕冷。我不知道是什么道理，不过我们共事多时，每年总有这种情形发生。某年秋冬之交，天气闷热，我们东南角人，把窗子完全打开。清风徐来我们觉得甚为舒服。不料，西南角上一位绍县老同事，大声疾呼地叫：“通宝（茶役名），通宝，通宝！快点、快点！风这样大，疼死我了。你快把亨头（那边）的窗子关起来。”两日之后天气大变。我们穿西装者，觉得很冷，马上叫茶役生火。炉子刚巧“烘、烘、烘”地发声，对面那位老同事哈哈大笑，并且站起来把西面的窗子都打开了。他坐下去的时候，又自言自语道：“前天那样冷，他们开窗。今天这样热，他们生火。少年人的思想，当然与我们的不同。难道他们的感觉也与我们的不同么？”

东南角与西南角，虽时有抵触，然绝不冲突。真正冲突，只有一次，不在对角，在我们的本角——在本角的我与吾友吴君。当日的实情如下：

那天已经是初秋了，天气并不甚热。我身旁有转动电扇一具，不知不觉把它开了。半小时后，我到外面去会客。归来时，见电扇已经关了，我又把它开了。数分钟后，我去小便，归来时，又见电扇关了。我自言自语道：“什么？什么？有鬼！难道电扇见我不在会自动停止么？”我又把它开了。

吴君大怒，大步过来，用猛力把它关了，并且对我说道：“我不要电扇，为什么我关了，你又要开？”我答道：“我要电扇，为什么我开了，你又来关了？”他说道：“我有病，不能受风。倘然加重，怎样？”我答道：“你有病，应该请假，在家静养，不应该在此地骗取薪水。”他说道：“我去叫电气匠来拆除它。”我说道：“我的风扇，我不发命令，谁敢来拆？”从此日起，大约一个月内，我们彼此不理睬。后来知道 ，这件事双方误会，我们两人仍为好友。吴君结婚的时候，我非独送了一份重礼，并且还去贺喜闹房。

三、纪律谨严

我们的统间中，人数虽然有一百多，但是除了咳嗽喷嚏外，全无谈话的声音。我们和同事互相请教的时候，也得偷偷地讲，否则别部同事或者所长，要向我们注视，注意我们。我们在统间中所听见者，只有所长发电话或接电话与外界办交涉的人声。民初“商编”室中，除所长有一台机得与外界通话外，其他诸人必在室外楼梯间发话或接话。后来改良，全厂及编译所采用自动电话，部与部间得随时讲谈，然与外界通话仍须到固定之处。“一·二八”后，全体人员几几乎都在特区办事，非独襄协代经各有一台机，就是各系主任也有种种通话的便利。

讲到电话，倒有一件富多兴趣的事：(www.daowen.com)

此事大约发生于民九、十的某日下午五时之后。“商编”五时散班。有一位“不相识”的同事，在电话室大“喂、喂”而特“喂、喂”——横打打不通，竖打也打不通。他“喂、喂、喂”的声音很响，很高，很烦恼人。电话室隔壁是一间小会议室，两三位巨头正在里面讨论“大政方针”。“砰”的一响，会议室中跑出一位巨头来，用极严厉的声音问道：“你是什么东西？喂，喂，喂个不了！打什么电话？电话是这样打的么？现在是打电话的时候么？你姓什么？叫什么名字？……滚、滚、滚！快些滚出去！”

那位同事，到职不久，不认识巨头是何姓何名。第二天早晨，他把那个“故事”细细讲给同人听，并且请问别人：“他是哪一个？他是不是大好老？”别人都对他狂笑，推说“猜不出，不知道”。

我讲“半天”电话，似乎有些离题。其实藉此亦足以见我们当时管束之严，纪律之善。下面所述的故事，真是纪律了：

“商编”同人，在办公室时间内，不准阅报——这是当年的馆规。有某某部长兼博士（以下简称“部博”）者，偶然不慎，“偷”看西文日报。主管人（以下简称“主管”）察见了，立刻跑过去用英语问道：“博士，你现在正干何事？”

部博道：“我正在看本日晨报呀。”

主管道：“真的么？你看报么？你在公司这许多年，连我们的规则都不知道么？在办公时间，公司不准任何人看报，你忘记了么？”

部博马上把报纸向抽屉中一塞，同时红了脸说道：“请原谅我。我错了——我错了。”

即此一端已足见商馆管理之密。它所以能够成为最大文化机关者不是无缘无故的。下面还有一个关于纪律的故事：

那天是星期六。我们英文部的多数同人加入西洋人所组织的星期六俱乐部（Saturday　Club），每星期举行一次，时间总是中午，地点总在宁波路卡尔登。我们十二时而往，二时回馆，——吃吃大菜，听听演说，见见朋友，谈谈闲天，自以为是一种极高尚的消遣。那天因为演讲较长，我们回馆的时间也较迟些。我刚巧坐下，就有一位满口哭声的新同事哀求我道：“周兄，请你救救我。不得了，不得了！你们回来太迟了，我闹一件大怪事。”我问道：“什么事？什么大怪事？快说，快说！”他答道：“我饭后回馆的时候，没有事做，我一时坐不定，就在走廊中跑来跑去。跑了十几遍，被主管看见了。他奔过来问我道：‘你为什么跑来跑去不做事？你贵姓？……我答道‘某先生，我姓某。我不是不做事，因为他们出去了，没有事做。……’主管道：‘你年纪轻轻，不要瞎说。我们这样的一个大公司，哪里会没有事做？你跟我来！他们不回来，我可以给你工作。你来！这几本西洋杂志，你拿去翻译。……喂，喂，四星期内要翻完的呀。’你看，一共十四本杂志，叫我怎样翻得完？请你帮帮忙，救救我。”我哈哈大笑而答他道：“不要着慌，不要着慌！包我身上，你不犯国法，决无人敢枪毙你。”他道：“我心乱如麻，请你不要开玩笑。”我道：“好，好，我不开玩笑，但是主管已经同你开过玩笑了。十四本西洋杂志，二十四天怎样翻完？并且统统翻出来，有什么用？你把它们拿到我桌子上来，过几天，我代你去交还好了。”他道：“不要紧么？靠得住么？”我道：“我以为靠得住的，倘然你不以为然，那末你自己去办。”他道：“好，好，靠得住，靠得住——我托你办，谢谢。”

四、定期刊物

上文讲过“商编”规定不准任何人在办公时间内阅读日报，但我在旧时的“商编”中，曾经大看报而特看报。我进“商编 ”不久，就为它的《英文杂志》（月刊）辑新闻，后来又为它的《英语周刊》辑新闻。那两种刊物每期所载的新闻并不多，但是每天非把当地的日报翻翻剪剪不可。有一天，主管查见了，他一声不响慢慢地走到身旁来。他见我东剪西贴，东涂西改，知道我不是“偷”看日报。他看了“半天”，仍旧不知道我所作何事。他不得已而问道：“周先生，这些是什么？做什么用？”我站起身来答道：“这些是新闻，为某某刊物编的。”他道：“我看你倒很费力呀。”我道：“不能不这样，否则他们要说我们抄袭，弄得不好，还要打官司，哈哈。”他点点头，去了。我坐下，向隔座的那位老同事做个鬼脸。

商馆的定期刊物，不止《英文杂志》及《英语周刊》两种。此外还有《教育杂志》《妇女杂志》《小说月报》《东方杂志》等等。资格算“东方”最老。最初由杜亚泉为主编，后来由钱智修为主编，更后来由李圣五（现任教育部长）为主编——直至“八·一三”之后。

当杜老先生做主编的时候，“东方”的销数极大，每期至少二万。定期刊物每月销两万，当时之人无不视为奇事。杜老先生当然很得意，但同时他遇到了“仇人”。陈独秀的《新青年》印刷不良，纸张不佳，因此销路不广。但《新青年》几几乎每期讥讽“东方”，批评“东方”。最初骂“杂志”两字不通，后来骂“东方”内容不良。杜先生大怒，做了几篇反驳的大文章。所长劝他不要发表，他不答应。所长召集一次各部会议，问大家到底要不要反驳。大家都主张自己改进，不主张反驳他人。杜先生更加发怒，暗暗地把反驳的几篇文章在“东方”上发表了。《新青年》又来了几个辩驳，杜先生愤极辞职（“东方”主编之职），而《新青年》则销数由三四百份突然跳至一万数千份。办新报者——包括日刊期刊、大报小报——本有采用讥骂以为推销的方法。他们最怕的，是对方不理。倘然对方一理，那末对方读者的大多数，定必购买新出的报。杜老先生是老实人，不明此理，所以上了大当。我们办《英语周刊》，也有人在新刊物上作虚伪的责难，然而我们专求改进，全不理睬。某次——在“一·二八”后——他们“骂”得太糊涂了。我们决定回答他们，但是我们不利用“英刊”为工具。我们请求外面的几位同志，在不相关的著名刊物上同他们“大闹”，闹到请律师，到公堂，非独商馆经理全不知道有此一事，就是“英刊”读者也不知道我们“骂”人，就是某著名刊物的读者也不知道我们骂的是什么东西。

上面述者，虽是琐事，倒是史实。现在文学界诸公看见了，必定大笑——大笑我们从前的幼稚状况。

原载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杂志》第十四卷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