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考在光绪二十年甲午（公历一八九四年）以后，已经遭受轻视了，因为上上下下都知道国力日弱，欲整顿内治，欲避免外患，决非学问浅薄的、不知时务的、连“豆腐都换不到”吃的秀才所能为力。所以当时有提倡兴办学校者，有提倡出洋留学者，有提倡改试策论者，亦有提倡废除科举者。这许多事，后来虽然经过戊戌年的一度改而不改，变而不变，后来虽然经过不少波折——这许多事，后来无不逐渐一一举行。但到了今天，国家依旧不强，外患依旧未除，做过旧八股的人，又做起新八股来了。

做过旧八股的人，又做新八股——我倒是一个实例。我于二十岁（光绪三十年甲辰，公历一九〇四年）入泮（进秀才）。那年科举虽尚未废，然已改试经义策论。不过我十四五岁时已有人教我读“时文”（八股）、做“时文”，我的秀才不由八股换来；但我深知它的作法，到此刻六十岁，我仍能明白全篇的结构：破题，承题，起讲，起股，中股，后股等等，所以我敢称自己为“做过旧八股的人”。但是为什么我是个“做新八股”的人呢？八股在今日——不，八股在清末——已视为无用之物，无益于国，无益于身的文字。现在我常常在刊物上所发表的议论与感想，有几个人要看？能够有益于国家么？可以有益于身心么？我的文字既不合科学原理又绝无美术趣味，岂不是等于废话，等于八股么？

本篇言清末的小考，我离题了。让我“言归正传”罢：

小考就是考秀才。但考举人，考进士，不称大考；考举人叫作乡试，考进士叫作会试。我没有赴过乡试，没有中过举人，当然不能会试，当然不能中进士、点状元。乡试会试的情形，我一点都不知道。我所知道的，只有小考并且是清末光绪二十年以后湖州府属的小考。

小考分三试：（一）县试，（二）府试，（三）院试。县试在各县举行，府试院试则在府城举行。院试，亦称道考。

我们湖（州）府，共有七县：乌程，归安，长兴，德清，安吉，孝丰，武康。我家世居城内，居于首县乌程。程安两县名额不多，而“士子”（文童）较多，不易获取。外县“士 子”不多而名额较多，容易获取。但当时定例：属于甲县者，不得投考乙县，否则犯“冒”考之罪。所以当小考盛行之时，往往发生一件极不公平之事：首县之失败者，反较外县之成功者为佳，其差别决在师生（老师与学生）之上。某学台莅某府（不是湖州府）的时候，看到三个士子的三本卷子，一本都不通，一本都没有完篇，他自忖道，“那一县的文化太差了。然而朝廷的定额是十六人，现在只有三人来考，非全取不可。这三本卷子，一本都不通，一本都不完篇。……好，好，把他们都取了罢！让我来批。”

他在最好的一本上，批了“放狗屁”三字；在其中的一本上，批了“狗放屁”三字；在最劣的一本上，批了“放屁狗 ”三字。

他的“幕宾”在旁微笑而问道，“请教这三个批语有何不同？”

学台答道，“不同，不同，很不同。放狗屁者，尚有人性，他偶然放一狗屁；狗放屁者，固然是狗，但他不以放屁为主要之事；放屁狗最劣，他非独是狗，并且以放屁为正业。”

闲话少说，续谈小考——县试、府试、院试：

（一）县试。——县试亦称县考，分三场：头场，复试，终复，地点大概总在县署内。县试的考官，是知县（县长）。唱名，封门，……等等仪式，无不一一举行，但士子在归号后，无人查察，无人监视，任你翻书，任你枪替，全不遭受干涉。其原因是，县考无非形式，被黜者，仍得过府考。

（二）府试。——府试亦称府考，亦分三场。考官是知府。地点在我们湖州，因为府署太小，借用右文馆。右文馆（俗名“红门馆”）是专为学台而设的正式试场。

府试亦不严格——可以带书，可以枪替。府试被黜者，亦得过院试。但是县考府考在前十名者，学台无不录取，一则因为这十个人的程度总比较好些，二则因为府县官的面子，也不得不完。我在二十岁第二次出考那一年，府县考都在三名前；第一次出考（十七岁春），名次也不低，在前五十名的所谓“头图”内。但是因为提复（解见后）时，误解了题目“孟献子（即仲孙蔑，鲁大夫）请城虎牢以副郑”，未曾获取。

（三）院试。——院亦称道考，分正场、提复、终复三场。正场甚严，要收检，受监视——不准夹带，不准枪替（此二字作“捉刀”解）。头场被黜者，全无秀才的希望，只剩文童的空名。

提复更严。场中人数既少，监视之力愈增。非独不准夹带，不能翻书，并且按时按刻要完篇（三百字以上），要交卷。不完篇者不取，迟交卷者夺去。我们考在十名前的，更加苦闷。我们“吊”在大堂上，时时刻刻受道差的怒视，并且学台自己也坐在堂上，东看西看地查察我们，有时他还要跑到我们桌子边来看我们起稿，看我们誊清。

我复试的题目是“有心哉击磐乎”。那一年的“大宗师”（学台）姓陈名兆棻，性情似乎比较前科张亨嘉和平些；监视的道差，也没有像张氏那样多。我的远戚，因为年轻，被“吊”为幼童，也在大堂，坐在我前一排，他趁监视者远离之际。轻轻道，“月哥（我在二十岁前，以‘月船’为字，‘越然’是后来改的。我的考名是‘之彦’两字。）救救命！题目解说不出。救救命！写一、二十个字给我。”(www.daowen.com)

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哀求，我听得心乱了，写了五六十个字，揉做一团，置于桌边，轻轻道：“写好了，在桌边。小纸团，自己拿。当心，当心——要当心道差。”他快得很，一举手纸团失踪。那年他果然入泮，不过他穿“红靴子”（末一名）。

或者问道，“然则在那种谨严的监视情形之下，枪替亦非绝对不能？”

是呀，是呀！就是在我入泮那一年的正场中，也发生一件破纪录的枪替事件。据说有一位姓沈者，年已三旬，屡试不售，那一年的题目（正场）“是或一道也”，他又不知出典，无法动手，旁座刚巧有个健于文者，并且是姓沈的“熟人”。沈对他说道：“你替我做一篇，可不可以？替我做一篇，随你什么条款（条件）”。那人道：“可以，可以，每字一元（一个银元）。”沈道“算数（决定），算数。不进（入泮）怎样？不进半数，好么？”那人道，“算数。”

后来发榜，沈姓被黜。沈付半数，那人不受，说道，“我的文章，不会不进学的。我恐怕你误誊了，写了白（别）字了。待学台去后，原卷拿出来看，再定夺罢。”

卷子拿出来的时候，果然发现许许多多别字。那人因为每字一元的关系，多添“之”字（总写得半真半草）。沈姓性急慌忙，误视了，以为都是“三”字，都误写了。沈姓未曾入泮，请人评理，又评不过。只得忍气吞声地依照每字一元的“润”格，白费三百二十余元。

插入的故事，未免太长，我当立时停止，继言院试的最末一场 ——终复。

终复也有叫作大复试者。那一场完完全全是形式，学台固然也要点名，也要封门，也要出题，但不收检，并且你所做的文章（包括八股、经义、策论、五言诗）不论怎样不通，你不会被黜的；就是你抄篇刻文，也不妨大事，你总是一个秀才。我是个胆小人，在大复试时当然不敢抄刻文。我静坐默思，对于题目看了又看，看了又看，一句话都没有，一个字都写不下去。我已经是秀才了，我乐极了——全身发抖。后来我不知道自己写些什么，怎样完卷。但是我们同乡中也有胆大的人，就是后来大革命家沈虬斋（事实见拙著《六十回忆》中的《辛亥革命》篇）。他在终复场中不做文章，誊录全部《三字经》！他被罚——三次停科：不准乡试。

最末，我还有几句话：

取得秀才之后，倘然没有经过“岁考”，不能进乡场、考举人。这种新秀才，倘然要进乡场，应当先考“遗才 ”。岁考是下一年或者下一科，与考秀才同时举行的。遗才当年可考，实在是乡场的预试；不亲去者，可托门斗（教官的司事，教官亦称学老师）请人代替。

岁试分别一、二、三、四等。一等前几名或可补廪。列入四等者，不准乡试，但可考遗才。我考进岁试，真的列入四等。我所以列入四等的缘故，因为我有两件错误：（一）我好好的做成一篇理则论，开首四句，每句四字——自以为老到得很！我自言自语道，“这几句话，不像我做的——太好，太妙。此刻新学已经盛行，让我在它们上面加几个字罢，加——斯密亚丹曰——五个字罢。”不料后来将落卷取出来的时候，看见阅卷者（想非学台本人）在五字之旁打了一个大墨棍！后面的文章，恐怕他一句也不看。（二）我做英文翻译时，不用“子曰”（The　Master　said），而用“孔子曰”（Confucius　said）。不知哪一位阅卷“大臣”以为错了，以为不合《华英四书》的语调，也在“孔子曰”之下，用朱笔画一粗划。同时，我代我的谱兄全录《华英四书》，完成一本翻译卷，倒考取一等五名。这位阅卷者，岂不是拿了《华英四书》硬对的么？

我没有考过遗才，我无志“上进”，没有取得举人的志愿。我当时最大的志愿是想学西文，想做个科学家，或者外交家。

确然，确然，上面的“最末”有三四百字，太长了，不像“最末”。让我换一个形式相像的“最末”罢：

最末，科举为国家旧时求取人才唯一之途。我在上面所讲，并非科举或者小考的全体，我讲我所知道的、亲历的。欲研究科举制度的全体者，可阅《学政全书》。

原载一九四五年五月《风雨谈》第十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