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之前，大儿祉民在朋友家中发现林庚白的著作——诗集一册及日记数册——都是未刻手稿。他借来给我看。我粗粗翻阅，见诗有极雅者，记有极奇者；本拟抄录数十行于此，以表现他的文字，后想那两种稿本，都是他人的“财产”，未得允许，不敢冒昧。庚白的诗，从前常在各杂志中发表，本刊阅众，想已见过。他的日记，虽然没有刊行，然所记的无非会朋友，吃馆子，拟电报，写情书种种“鬼混”而已（“鬼混”二字是庚白自己的用语）。但几几乎每日总有一句妙语，就是“夜梦璧”三字。璧是女性，不知何姓，也不知哪一位女士的闺名。……我渴意要晓得庚白一生的事迹，但真是难找。《中国人名字典》专收死人（古人），当然没有庚白之名，就是《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史料索引》，也没有的姓氏。后来想到柳亚子的《南社纪略》，果然在二百三十三页有“林学衡，字浚南，号愚公，别号庚白，福建闽侯人　二一九”一条，又在九十四页有“林庚白，原名学衡，字浚南，一字众难，别号愚公，今以庚白行，福建闽侯人，中国同盟会会员，现任立法院立法委员”一条。我甚为得意 ……

写至此，适舍亲希平兄来访。我问他：“你知道林庚白一生的事迹么？”他立刻答道：“林庚白，名学衡，字众难，福建省闽侯县人，一八九六年生。北京大学卒业，中国大学露文学专修馆教授，历在众议院秘书长。国学造诣极深，后转向左翼。所著有《庚白诗存》《走哪一条路》《赤裸裸的我》《王女士》《人鉴》等书。一九四一年底死于香港。”

关于庚白的事迹，恐怕这是最完备的“报道”了。希平兄知识既富，记性又强，真是国内的学问家呀！

希平兄走后，我又翻阅《南社纪略》，见二百三十二页有“周越然，原名之彦，字越然，浙江吴兴人　四四八”一条，知道我自己也曾做过南社社员。当时南社“……以研究文学，提倡气节为宗旨”，文学气节……我真惭愧！

南社成立于清宣统元年（公历一九〇九年），第一次雅集到者十七人，其中有同盟会会员十四人，可见革命空气的浓厚。南社的“魂灵”是东南大诗人、大文豪柳亚子。亚子先生近来不作韵文，不作文言，改写白话。他在《纪略》一百二十三页上说道：

新文化运动发现之初，文言和白话的争论，盛极一时。我最初抱着中国文学界传统的观念，对于白话文，也热烈的反对过；中间抱持放任主义，想置之不论不议之列。最后觉得做白话文的人，所怀抱的主张，都和我相合，而做文言文去攻击白话文的，却和我主张太远了。于是我就渐渐地倾向到白话文一方面来。同时我觉得用文言文发表新思想，很感困难；恍然于新工具的必要，我便完全加入新文化运动。

这是亚子先生改写白话文的原因，也就是他革命的精神。但他终究是文言专家。我在购得的《南社记略》中间，发现夹藏着亚子先生遗下的手稿两纸，都用的文言。

这不是文言么？亚子先生虽不因书法著名，但他的笔法很好。

我把他的原稿影印数行出来罢：(www.daowen.com)

柳亚子手稿

上稿大概写于他离开上海之前。亚子先生的神经衰弱，从民十六年就开始了。他自己说：“……在短时期中间，神经兴奋，像火一般的狂热，什么事情都高兴做，并且一天能写几千言的白话文和几十首旧体诗。而在长时期中间却神经麻木，像冰一般的奇冷，甚么事情都不高兴做，并且不论诗和文章一个字都写不出来。”（见《南社纪略》一八〇页）

我谈南社，竟把林庚白丢了。然而不丢也不可；除了柳亚子的《南社纪略》和钱希平的《自由报道》外，我全然找不到材料。不过关于庚白的死亡，沪上有一种传说。让我把它写出来：

庚白精于命理。他推算自己的八字，知道在民国三十年必遭兵灾。他又推算他夫人的八字，知道绝无危险。他们当时在重庆，常有被炸之虞。他怕死，所以千方百计地跑到香港。等到十二月八日发生战争，他自知必死。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他与他的夫人，居然安安稳稳地度过了。他以为那是夫人命好；他靠夫人的福，所以不死。他们在战争中，同坐并行，形影不离。

战争告一终结之后，他们俩常在近处散步。一日傍晚，夫妇俩人行至街角时，忽听得“托买来”的猛声。这是停止令。他们不懂；他的夫人先奔了。士兵疑她为奸细，开了一枪，臂部略伤。庚白自己也奔了。士兵又开一枪；他中枪而死。

上面的故事，出于沪上某名公之口，想必可靠。

原载一九四三年六月《风雨谈》第三期（夏季特大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