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以前，制造局已经翻译了许许多多西洋书；在他之后，各书肆也曾翻译过许许多多西洋书。但是他的译著，读起来好像是创作，总觉得容易懂些。他的文字，并不浅显——他不写白话。他好用古典，又喜制造新名；例如，“拓都”（total），“么慝”（unit）等（现已收入《辞源》）。关于翻译西书，他虽然不一定能够“绝后”，但他实已做到“空前”。他的译著所以这样盛行，所以取得当时读者无限的钦佩，都因为他实行“信，达，雅”主义的缘故。

上文所指的他，就是严几道先生，福建侯官人。先生讳复，字幼陵，晚号几道，早岁留学英伦，习海军，归国后，与吴汝伦为友，研求经史，嗜古文辞。书法半真半草，宛然“争坐位”（颜体）。他的译著，甚称于世者，有《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穆勒名学》《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我想我不先讲他的书，我先讲他与我的关系。

他与我的关系——师生的关系——开始于清光绪三十三年（公历一九〇七年）。先此我已经读过他的书，不过没有见过他的面。那一年，他是吴淞复旦公学的校长，我是吴淞复旦公学的学生。校长与学生讲话，无非训词。学生与校长讲话，应用呈文。校长与学生，绝无接触的机会。不过我们——先师与我两人——有过这种机会。那年春夏之交，我们湖州城内，发生一件闹学罢课大案。我是教师，不过我是主动者之一。倘然下学期我还想在本城任事，那末我一定得不到好面子，一定站不住，一定站不稳。所以，我决定在暑假中到上海来投考学校，以求取较高之知识。我先拟投考南洋公学，后来拿简章一看，知道我的数学不及格，就此作罢。

我改“考”复旦，居然以第一名入选。我是秀才，国文作文不成问题。我的英语作文，也不成问题，因为我已经受过“来路货”金元国人严格的训练。普通理化，普通代数，尚能敷衍。最成问题的，是生理学。主试者，张汝楫医师，一口好英国话。他的题目并不难——都是“试将什么，什么作一定义”。但在我真难，真正困难！叫我怎能下定义？我没有读过生理学！好在我手头有本高林氏字典。我暗暗打开来一查，自撰几个定义。卷子交上去的时候，张医师马上打开来看，即对我说道：“好，好。”据说，我的考入复旦，不是因为生理学，也不是因为国文算学。我的考入复旦，实在是因为我的翻译。那天的翻译题目，是校长亲自出的。其中有“嫠妇”之名，除我之外，大皆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所以有不完卷者，有交白卷者。校长阅卷时，只见我一本完全卷子。他在卷面写了“翻译妥当，英文极佳”八个大字。这是后来学长兄章凤阶告诉我的话。

我的翻译，校长亲自批阅——当然算得接触，不过是背面的，非当面的。

当面的接触，我们也有。开学约一星期之后，我们看见一个通告云，“明日下午一时，校长莅临致训，届时全体学生应在大厅静候”（原文已忘，此是大意）。

我吃过午餐之后，不敢乱跑，不敢回房，就静静的在厅上坐候。一点左右，警笛（火车）大鸣，三分钟后，庶务员某姓满头大汗，狂奔而入，说道：“到了，来了，校长来了。进厅时，请大家起立，临走时，也请起立。”

我们坐在凳上，回顾头去远远地望。不久，他（校长）果然走进大门来了。他有小须，他持手杖。他快步而入，后面跟了好几个人——有的是职员，有的是仆从。他走进大厅的时候，我们赶快站立。他很客气，伸出了并且放平了左手，向地上按而又按——就是叫我们坐下的意思。他自己及其他的人，全不停留，他们向前进，进，进——到后面的“客室”中去。

我们或坐或立，或默谈，或张望，等了好久好久之后，经过相当时间之后，庶务员又来报告道：“校长今天不讲话，就要走了。”

一瞬眼间，他出来了——依旧携手杖，依旧有人跟，依旧用手向地上按而又按。我们当然起立欢送。

在那一日间——不，在那一日的一百分钟左右——我们师生两人，岂不是有两次的接触，两次的见面么？后来——约民国四、五年（？）间，我和先师还有接触，我曾经到他家里去求过他的亲笔信。他的住处，似乎很近北火车站，详细的路名里名——荒唐得很——我已经忘了。我求他写信，为的是什么，我也记不起来——更荒唐了！不久，他即北上，我们因之全无接触。

民国四、五年后，我与先师的当面接触，虽然完全无有，但是背面的接触，至今不绝。我性喜读他的著作，常常拿他的译文与原本对照。——到了现在，还是如此。“他的译著，甚称于世者，有（一）《天演论》，（二）《原富》，（三）《群学肄言》，（四）《穆勒名学》，（五）《群己权界论》，（六）《社会通诠》……”等等，我在上文已经提过了。这些书，除了《穆勒名学》之外，我都读过。这些书的优劣，我不敢谈。我是学生，他是先生。学生批评先生，等于学生攻击先生，岂不卑鄙么？但是我想我可以说些故事，讲它们出版时受全体学术界钦佩的故事。

不，不，我在讲故事之前，还要简述一件实事。我要描写他的手杖。

手杖之色不一，有黑的，有黄的；先师的手杖是黄的。手杖之质亦不一，有藤的，有木的，先师的手杖是木的。手杖又有弯柄的与不弯柄的，先师的手杖是不弯柄的。普通手杖，不镶金银，先师的手杖是镶金的，并且附以宝石的。我在他家中，用手偷偷提了两提——轻而坚，不知是何木料，何处出产。他出门时提了那根手杖，真是“神气”，他圆圆的脸，微微的须，缎袍缎褂，瓜帽便鞋，加以随从者数人——虽然是个候补道台，但比实缺更加大方。

手杖讲毕，继言译著：(www.daowen.com)

《天演论》是他的处女作。最初出版者，是大型本，由吴芝瑛（女士）手书上石。那时正是清末新学将兴，知识饥荒之际。此书一出，最顽固的蒙师，也谈起“弱肉强食”来了，也讲起“适者生存”来了。我有个同乡，出入无不以此书自随。他亲口对我说道：“我已经念过五十余遍。我能背诵全书，一字不漏。”我没有试验他，不过阅众可以明白当时此书的流行力，及文化界的诚意钦佩。

《原富》的分量，比较《天演论》大得多，但是它的文字，比较容易些。吾国素贫，且无工业，——清末尤甚。所以当时试官出的策题，不外理财、工业两门。先师的书，适应其时。靠它取得功名的人，指不胜屈。某科某省解元，一字不改地抄袭了一二千字。浙江某科举人，也有类似的行为。我们不能怪试官无目力，我们只能称严氏文章好。

《群学肄言》通论一般科学，比较难懂。因此，它的读者没有前两种那样多。同时，进学堂者进学堂，想革命者去革命——人总要求饭吃，谋职业，科举已废，何必在家里潜心研究“文章”呢？

《穆勒名学》，我没有仔细对过，先师似乎未曾全译。这本书所得的读者，恐怕最少罢。

《群己权界论》的读者也不多，但是它的功劳真不小。当时许多人，以为自由是无限制的。他们常常说：“这是我的自由（例如道旁便溺）。你哪里可以干涉我？”其实，你有自由，我也有自由，你我的自由，是相互牵制的。这一类人的误会，《群己权界论》打破了不少。

《社会通诠》那本小册子，复旦曾经做过教科书。原著的文字，哪里及得到译本的文字来？我们对于原作，越读越多恶感，我们对于译本，越读越多好感。我们逐字逐句地比较，觉得严氏实在是一位翻译高手。但是我们在课堂中故意地瞎话道：“他（指校长）收了我们的学费，还要译出书来骗我们的钱。可恶啊，可恶！”

上面六种，不是先师的全体名著。他还有哩，不过因为本刊篇幅有限，我不讲了。我将讲他一种不出名的，传世极稀的译本，以为结束。

诸位，你们曾经看见过或者听见过《支那教案论》么？先师也有译本。原著者英人宓克，出版者南洋公学译书院，原书成于清光绪十八年（公历一八九二年）。“时长江教案蜂起，作者盖深忧夫民教不和，终必延祸两国，而又悯西人之来华传教者，胶执成见，罕知变通，徒是己而非人，绝不为解嫌释怨之计，故作是书以讽之。书凡四篇：首发端，次政治，次教事，终调辑。”大旨谓教案之起，皆因教士之处置失当，至于助以兵力，坚以盟约，尤足动吾人仇耻之念。著者之言，真能洞见症结！现在英美教士绝迹中华，条约全体取消，我们已经忘记从前的困苦了。这本书倒是一种记录，将来复印严先生全集的出版家，似乎可以收入，改题《严译名著十种》。

先师严先生一生中，曾经两次受冤枉。第一次是在拳乱之时。从前北方人称他“汉奸”。他们以为联军之所以先能够攻入天津，因为他受了五十万元的贿赂，发令开城投降的。是否确实，全无证据。不过我以为此事是不可能的。乱世重武，一个文弱书生，哪里敢独吞五十万元？哪里会有人听他发的令？

第二次是在洪宪时代。大家知道他是“六君子”之一。所谓“六君子”者，就是杨度，刘师培，孙毓筠，严复，李燮和，胡瑛等人。《中国近百年史》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民国）四年八月，公府顾问美人古德诺，有一“共和不适于中国”之论，遂为一般野心家所借口，杨度，刘师培有《君宪救国论》《君宪论》之撰著，与孙毓筠，严复，李燮和，胡瑛等，发起筹会，时称为筹安六君子，通电各省，请派遣代表，来京参加讨论。……

据此，先师一定是个“君子”。但他是受愚的。我家有本小册子，详述洪宪的情形，“君子”的被迫。可惜那书不在手头，否则倒可引用几节在此，以明真相。据我所知，先师不是诚意的“六君子”，他是多年的“瘾君子”。他喜吸鸦片，并且烟瘾不小。

原载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杂志》第十五卷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