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设立学前教育机构，兴办“慈善”事业

1.设立幼稚园

（1）设园宗旨。

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文化事业的宗旨是奴化中国人的思想，培养其高级治华代理人。开办学前教育的目的，自然也离不开这一总目标。他们重视对幼儿心灵的熏陶，目的是培养殖民地国民。欧美国家在中国设立幼稚园，均通过教会来组织，这些幼稚园外国化严重，企图以西方的物质文化生活方式征服中国儿童。另外，宗教色彩浓厚。一位名叫梅因的牧师曾颇有把握地说，如果给他机会训练儿童一直到7岁时，他便可以保证儿童以后对教会一直忠诚。

（2）教会幼稚园产生与发展的一般概况。

19世纪80年代，外国教会在中国沿海的福州、宁波开始兴办学前教育机构，以后教会幼稚园逐渐增多。传教士在中国最初开办的学前教育机构称为“小孩察物学堂”，小孩未读书之前就要察物，使其对目所能见、手所能抚、耳所能闻之物都能记其名字，识其造法、用法。无疑，这种小孩察物学堂就是幼稚园，实施的是儿童未入小学前的学前教育，用日常儿童生活中耳、目、手等感官所能直接接触到的事物，予以感性知识的训练，为进入小学打好基础。

之后，外国人不仅在福州、宁波，还在上海、北京等地创办了幼稚园。民国以后，教会幼稚园继续发展。1913年，基督教会全国大会议案规定，各地教堂都要附设幼稚园。因此，教会幼稚园数目大增。据调查显示，当时全国有幼稚园190所，其中教会创办的有156所，约占全国总数的80%。张雪门于1928年参观了30所幼稚园，其中传教士创办的就有12所，日本式幼稚园有5所，由中国人创办的普通式幼稚园只有13所。这些外国人开办的幼稚园还通过各种途径，对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幼稚园施加影响，造成当时中国幼稚园教育外国化倾向严重。

（3）幼稚园的保教内容和方法。

外国人在中国办的学前教育机构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日本式的幼稚园，另一种是西方宗教式的幼稚园。

日本式的幼稚园兴起于清末民初，癸卯学制和壬子癸丑学制都主要借鉴于日本，西方宗教式的幼稚园虽先于日本式的幼稚园在中国出现，但当时中国的学前教育与其他教育一样，深受日本影响。癸卯学制中的《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规定，保教内容包括游戏、歌谣、谈话、手技，这四项内容基本来自日本的《幼稚园保育设备规程》；在壬子癸丑学制中，规定蒙养园课程仍是四项，只是把“歌谣”改成“唱歌”，该保教内容与日本幼稚园课程完全一致。清末蒙养院与民国初期蒙养园使用的教学方法也是日本式的。他们把游戏、歌谣（唱歌）具体规定在课表上，教师是权威，学生必须服从教师的教导。教师教什么，学生就学什么，全部活动不脱离教师的示范管理。这种幼稚园很像小学，也可称“小学式幼稚园”。由于受我国传统儿童观和儿童教育方法的影响，这种呆板的儿童教育形式很容易被当时的国人所接受，因此，蒙养院及蒙养园时期的教育主要仿效这种形式。

当日本式的幼稚教育在中国广泛流行并产生影响时，西方教会兴办的欧美式的或教会式的幼稚教育也存在着，并以“潜在”的方式发展，其名称多为“幼稚园”。其教育活动内容比较丰富，主要有朝会、作业活动（包括“恩物”、美术、工艺）、户外游戏、静息、音乐（律动、节奏）、故事（儿歌、故事表演）、识字、游戏等。

西方宗教式的幼稚园，无一例外地实行洋化教育，玩外国玩具，唱外国歌曲，孩子不过中国的传统节日，却过圣诞节，甚至吃的点心也是外国的。但是，从某些方面来说，其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符合儿童的年龄特点，儿童在幼稚园的生活轻松愉快，师幼关系比较融洽。不过，这种幼稚园难以与中国的蒙养院接轨，二者同时并存但却几乎不发生关系。与日本式的幼稚教育模式相比较，当时的国人更容易接受日本式的幼稚教育形式。

2.兴办“慈善”事业

这里的“慈善”事业是指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创办的幼儿园、慈幼院、育婴堂等。这种机构在中国的出现早于幼稚园和幼稚师范学校，有史可查的最早记载是鸦片战争以前。19世纪40年代，教会在湖南衡阳开办了一所慈幼院，以后这种机构增多。它们是以“人道”为名的社会救济机构。其主要目的是收养中国的孤儿或贫儿，使他们在高墙深院中受宗教熏陶，引导他们归于基督。大多“慈善”事业机构中收养的女童多于男童。

这种“慈善”机构不是教育机构，儿童要承担繁重的劳动。劳累、饥饿、疾病、体罚曾夺去了许多幼小的生命。因为收养的均是儿童，所以有的育婴堂也对孩子施以一定的教育。但是，很多幼儿在育婴堂还是受到了残酷的迫害。(www.daowen.com)

中国儿童在育婴堂的悲惨遭遇不断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抗。各地群众纷纷参加反洋教运动，他们捣毁教堂，救出婴幼儿。20世纪20年代以后，幼教战线的进步教育工作者开始进行收回教育主权的斗争，并取得了一些成效。全面收回帝国主义在华攫取的办理学前教育的特权，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实现的。

（二）培养师资，兴办幼稚师范学校

为适应在中国开展学前教育的需要，帝国主义还致力学前师资的培养。一方面，他们本身需要教师；另一方面，可以为蒙养院提供师资，更有效地影响中国的学前教育。训练学前师资的主要途径有：吸引中国人出国留学，直接接受国外学前教育专业的训练，开办幼稚师范教育，派师资任教于中国幼教机构，等等。

1.吸引留学生赴东洋、西洋接受专门的幼教专业训练

当时，中国人若要出国接受学前教育的专业训练首选去日本。1872年，日本颁布学制后，便开办了女子学校。中国女子赴日留学最早是在1901年，到1902年已有留日女生10名。她们最初在日本实践女子学校附属中国女子留学生师范工艺速成科就读。该校师范科课程有教育、心理、理科、历史、算术、体操、唱歌、日语、汉文、刺绣、编物、图画等。

留日女子开始还跟着父兄或夫婿一起赴日，后来便单独出国，人数也逐渐增加。湖南、奉天（今辽宁省）、江西等省都派出官费女生赴日留学。到1907年，仅日本东京便有中国女留学生近百名。她们回国后，不少人从事幼儿教育事业，同时也着力培养幼儿教育师资。

除日本之外，最先到中国开展教育活动的欧美国家也积极争取中国留学生。1908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决定退还一部分庚子赔款，作为中国派遣留美学生的费用。以后，其他西方国家也跟随美国吸引中国留学生。去西方的中国留学生逐渐多了起来。中国的学前教育也从学日逐渐转向学美。从美国学成回国的，如陶行知、陈鹤琴等在中国学前教育的理论建设和实践改革中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2.兴办幼稚师范学校或女学

1892年，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海淑德在上海创办了一个幼稚园教师训练班，招收学生20名，每周六下午上课。这是为教会幼稚园培训师资服务的。不久，她在上海创办了中西女塾。1898年，英国长老会在厦门创办幼稚师资班，1912年发展成为怀德幼稚师范学校，这是教会在我国最早设立的一所独立幼儿师范学校。该校毕业生分布于我国汕头、台湾、香港一带，甚至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及美国。

1904年，中国颁行癸卯学制后，帝国主义加速在中国开设幼稚师范学校，如苏州景海女学幼稚师范科、浙江杭州私立弘道学幼师科等。一些教会大学也开始培养幼教师资，如基督教会于1905年在北京开办了华北教育会协和女书院，内设两年制的幼师科，至1911年并入燕京大学，成为教育学系的幼稚师范专修科。其他大学、女子大学也都分别设立过幼稚教育系科或专业组，培养高层次的学前教育人才。1913年，基督教会全国大会议案明确提出，教会要设立幼稚园，同时也要设立养成幼稚人才的学校，招收教外学生，以供官立幼稚园用。

教会办的幼稚师范学校重视宗教教育与英文教学。其课程分为三类：第一类课程是外语、宗教等，是适应外国在华办教育需要的，其中英语占学分最多；还有社会问题、宗教学等，都是直接为资本主义国家培养顺民服务的。第二类课程是文化课，如国文、体育、生理及卫生、生物学、音乐等。第三类课程是专业课，如心理学、学校管理法、实习、幼稚教法、启智用具教法等。五四运动后，中国的教育逐渐倾向美国，促使西方教会办的幼稚师范规模越来越大，中国幼稚教育的师资几乎都出自其门下，这引起了中国幼教界的警觉，提出了“停办各教会设立的幼稚师范”的口号。

3.派师资任教于中国的学前教育机构

癸卯学制颁布后，蒙养院制度勉强确立起来，但是缺乏设备、教材，特别是师资。在教育倾向学日本的总趋势下，蒙养院的合格师资也求助于日本。不少日本教习在中国蒙养院承担管理和教学工作。例如，湖北武昌蒙养院聘请了三名日本保姆。私立的天津严氏蒙养院是保姆传习所学员们的实习场所。其他如京师第一蒙养院、福州幼稚园、湖北女子师范附属小学堂幼稚园等都曾聘请日本教员任教。此外，一些女子师范学堂也请日本人当教员，由日本教习任教主要文化课和专业课。请外国教员在中国学前教育机构任教的传统一直持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虽然解决了中国幼儿教育师资匮乏的问题，引入了西方近代学前教育理论、课程、教材、教法，但同时，帝国主义企图借助学前教育渗透奴化思想也是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