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视蒙养教育

朱熹依据古代的教育经验，把整个学校教育的过程划分为小学与大学两个阶段，其中8～15岁为小学教育段，即蒙养教育阶段；15岁以后为大学教育段。他认为这是两个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阶段，小学教育是大学教育的基础，大学教育则是小学教育的扩充和深化。

朱熹特别重视蒙养阶段的基础教育作用，他说：“古人之学，因以致知为先，然其始也，必养之于小学。”他又说：“古人由小学而进于大学，其于洒扫、应对、进退之间，持守坚定，涵养纯熟，固已久矣。大学之序，特因小学已成之功。”由此他认为，如果儿童在幼时“不习之于小学，则无以收其放心，养其德性，而为大学之基本。”同时，他从儿童的心理特点和教学的要求出发，指出只有使儿童“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才能使其“习与智长，化与心成，而无捍格不胜之患也”，收到理想的教学效果。为了说明蒙养教育的重要性，他还把小学阶段的教育形象地比喻为“打坯模”阶段，他说：“古者，小学已自暗养成了，到长来，已自有圣贤坯模，只就上面加光饰。”他说：“而今自小失了，要被填，实是难。”意思是说，倘若自幼失了小学，或坯模没打好，大了要补填就十分困难。总之，在他看来，蒙养阶段的教育非常重要，必须抓紧抓好。

（二）要求慎择师友

幼儿模仿能力强，是非辨别能力弱，周围的环境对他们的影响很大，即“习与正则正，习与邪则邪。”因此，朱熹强调在幼儿教育中应注意慎择师友。

朱熹认为，对于普通的士大夫家庭，慎择幼儿的教师应自慎择乳母开始。因为乳母与婴幼儿接触的时间较长，对婴儿的影响较大，作为婴幼儿的最初教育者，“乳母之教，所系尤切。”如何选择乳母呢？朱熹提出的条件是：必选求宽裕慈惠、温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为子师。这是对乳母的要求，实质上亦是朱熹期望儿童所应具有的品行。

儿童稍长，除须慎择教师外，还应注意培养儿童辨别是非、交游益友的能力。朱熹曾在《与长子受之》这封家信中教育儿子：“交游之间，尤当审择，虽是同学，亦不可无亲疏之辨。”至于如何决定交游的亲疏，他指出：“大凡敦厚忠信，能攻吾过者，益友也；其谄谀轻薄，傲慢亵狎，导人为恶者，损友也。”“益友”应近之，“损友”则应远之。

普通人家的子弟要善择师友，对太子、皇孙来说，师友的选择就更为重要。晚年曾做过焕章阁侍制兼侍讲的朱熹对这个问题十分重视，他说：“夫太子，天下之本，其辅翼之不可不谨。”至于皇孙，由于其“德性未定”“闻见未广”，则“保养之具，尤不可不严”。针对当时皇太子、皇孙师友选择不当的情形，他大胆地指出太子、皇孙左右的官僚之选罕有称其职者。他认为如此疏略“辅养之具”的择取，“是犹家有明月之珠、夜光之璧，而委之衢路之侧，盗贼之冲也，岂不危哉”，同时劝告统治者，应效仿古之圣王教世子法，选拔端方正直、道术博闻之士为太子师友，并盛赞贾谊在《保傅传》中所说的“太子之善，在于早谕教与选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则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为天下的至理名言，“万事不可易之定论。”(www.daowen.com)

（三）强调学“眼前事”

朱熹认为：“圣贤之学，虽不可以浅意量，然学之者，必自其近而易者始。”同时他还说：“据某看，学问之道只在眼前日用底便是，初无深远幽妙。”因此，他规定小学的主要任务应当是“学其事”，学习眼前日用的事。他指出：“小学之事，知之浅而行之小者也。”具体言之，它包括“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和“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这样一些内容。朱熹认为，儿童学习这类“眼前事”不仅符合儿童认知发展水平，而且能够为大学“学其理”打下基础，因为“理在其中”，事事物物之中都存有一个理，“学之大小，固有不同，然其为道，则一而已。”

为使儿童“眼前之事”的学习有章可循，朱熹亲自为儿童编写了《小学》与《童蒙须知》两部教材。《小学》系将古代童蒙读物加以选择、扩充，加上古今圣贤名流的嘉言行汇集成书，全书共分为内外两篇，内篇有《立教》《明伦》《敬身》《稽古》，外篇有《嘉言》《善行》。《小学》一书对后世所产生的影响极其深远，其地位相当于四书，“吾敬信如神明，自汝孩提，便令讲习，望于此有得，他书虽不治，无憾也。我生平长处，在信此数书，汝当继我长处，笃行而好学之也。”《童蒙须知》是朱熹为儿童制定的学习眼前事的具体标准与要求。它依童蒙习学之序，始于衣服冠履，次及言语步趋，次及洒扫涓洁，“凡盥面，必以巾帨遮护衣服，卷束两袖，勿令有所湿。凡就劳役，必去上笼衣服，只著短便，爱护勿使损污”，又规定“凡百器用，皆当严肃整齐，顿放有常处”等，虽然比较琐屑，但却有不少合理之处。

朱熹强调学习“眼前事”，注重道德行为操作的训练，要求儿童的学习由浅入深、自近及远，这不仅符合儿童认识发展与道德形成的规律，易为儿童所掌握，而且有助于儿童自幼便培养良好的道德习惯，养成践履笃实的作风。

（四）提倡以正面教育为主

朱熹在教育工作中一贯重视和提倡以正面教育为主，他曾说：“尝谓学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义之不足以悦其心。夫理义之不足以悦其心，而区区于法制之末以防之……亦必不胜矣。”他又说：“苟知其理之当然，而责其身以必然，则夫规矩禁防之具，岂待他人设之而后有持循哉？”尤其是对儿童教育他更为强调多积极诱导，少消极限制，要求“多说那恭敬处，少说那防禁处。”他非常重视榜样的教育作用，在他编写的《小学》一书中，收录了大量古今圣贤的“嘉言懿行”，供儿童模仿学习，力求使儿童能从中“学到做人的样子”。同时在他编写的《童蒙须知》中，对儿童日常生活行为的规定主要着眼于进行正面的、具体的指导，如他教育儿童“凡著衣服，必先提整衿领，结两衽、纽带，不可令有缺落”“凡写文字，须高执墨锭，端正研磨，勿使墨汁污手”等。

根据以正面教育为主的原则，朱熹还对教师提出指导、示范和适时启发的要求，他说：“指引者，师之功也。”他又说：“师友之功，但能示之于始，而正之于终尔”，并把教师对学生的适应启发比喻为“时雨之化”，认为“譬如种植之物，人力随分己加。但正当那时节，欲发生未发生之际，却欠了些子雨，忽然得这些子雨来，生意岂可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