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幼，即爱护幼儿。人类对婴幼儿特别保护与钟爱的意识，早在原始社会即已存在，进入阶级社会后，历代统治者出于人口增殖或点缀政治等目的，曾屡屡制定、发布有关慈幼的政策与法令。如先秦时期，管仲相齐，曾行“九惠之教”，并把慈幼放在工作的首位，专门设置掌幼官员，规定士子平民有幼子者，若因小儿幼弱不堪抚养者，以及一家有3位幼儿者，妇人免赋税；有4位幼儿的家庭，全家免征税；有5位幼孩者，国家还要另派保姆，由官方给予2人的口粮，一直等到幼儿长大能自食其力时，方才停止供应食物。对于父母双亡的幼弱孤儿，由国家设置的掌孤官员负责；对于那些弱小不能自养者，由政府指派父母原来的亲朋好友、乡里邻居代为抚养，并规定：“养一孤者，一子无征；养二孤者，二子无征；养三孤者，尽家无征。”掌孤者还必须经常过问孤儿的抚养情况，“必知其食饮饥寒，身之膌胜而哀怜之。”又如唐代贞观二年（628），山东地区大旱，饥民遍野，为此，唐太宗一方面遣使开仓放粮，赈济灾民，另一方面令官府出资赎还父母被迫出卖的子女。

不过，我国古代建立专门的慈幼机构起步较晚，它开始于处在封建社会中后期的宋代。

宋时慈幼机构大多数为清廉的地方官吏所设办。南宋高宗绍兴年间，朱熹因福建多有弃溺婴儿的陋俗，上疏朝廷请立举子仓，由政府供给钱米，统一收养被弃婴儿。宁宗嘉泰年间，叶筠为南剑知州时，请立举子仓以赈济贫民弃婴。

宋代的慈幼机构虽然只是慈善恤孤性质，但作为较开明的封建君主和较清廉的地方官吏的一种“仁政”措施，客观上救活了部分饥儿弃婴。然而，封建制度腐朽没落，贪官污吏暗做手脚，使官方供给的钱粮多半流入私人的腰包，加之许多地方官吏不予重视，办理不善，致使许多贫儿虽被收养到慈幼机构，但未得善待，多难逃病饿夭殇的命运，“慈幼”徒有虚名。《宋史·黄震传》说：“常平有慈幼局，为贫而弃子者设，久而名存实亡。”(www.daowen.com)

慈幼机构第二次较大规模的建立是在清代。清朝的慈幼机构主要是育婴堂。康熙元年（1662）始建育婴堂于京师广渠门以内，并制定育婴条例：允许他人收为养子养孙；若有本家亲戚前来认领，令其归宗。其后，雍正、嘉庆、道光、光绪时均有育婴堂的设立，并且最高统治者或赐匾或拨银粮以资鼓励。

清朝的慈幼机构与宋代相比，办理略为良善。首先，清政府已注意加强对慈幼机构的管理，如康熙皇帝制定了京师育婴堂收养、认领弃儿的条例；嘉庆皇帝在嘉庆四年（1799）曾诏派满汉御史，严格监督慈幼经费的使用情况。其次，慈幼经费开始有了固定保障。起初，慈幼机构“尚无常饩”，经费主要倚清官或富户捐钱资助。雍正八年（1730）规定：京师育婴堂的每一年支销款项，均归顺天府查核。这是由政府正式负担京师育婴堂经费开支的开始。其后，在道光三年（1823），清政府又批准由朝廷拨给广西省城育婴堂经费。最后，清朝除官办慈幼机构外，还明令允许私人设办。雍正八年曾谕令：“行文各省督抚转饬有司，劝募好善之人，于通都大邑，人烟稠集之处，若可以照京师例推而行之，其于字弱恤孤之道似有裨益，而凡人怵惕恻隐之心，亦可感发而兴起矣。”

然而，清朝慈幼机构的办理仍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首先，最突出的问题是慈幼经费的流失。清朝的慈幼经费必须经地方官吏的手然后转入慈幼机构，可其间，偷挪现象十分严重，朝廷虽曾严格监察，但实际效果并不显著。其次，当时的育婴堂允许他人领养，有的地方甚至明令允许他人领养育婴堂中的幼儿为奴仆，致使大批儿童被人冒领出去做织仆，或被贩卖倒手，“纵得偷生旦夕，实乃磨折终身”。此外，清朝大多数慈幼机构与宋代一样，仅为慈善恤养性质，而不行教育之事。只有极少数的慈幼机构，如著名学者唐鉴在道光年间联络同僚筹款在贵州创办的“及幼堂”，曾实行教养结合，他们选择幼儿中的聪颖者，教以读书写字，对其他儿童则教之打草鞋、打绳索、编竹器等一切有助于自食其力之事，这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实施教养合一的慈幼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