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宫廷学前教育的重要意义

在古代君主专制制度的统治下，君主是天下唯一的主宰者，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说。君主的意志就是最高的法令，臣民必须服从。在这种情况下，君主本人的素质是决定国计民生的首要因素。在一个“明主”的统治下，可以出现“太平盛世”的繁荣昌盛局面；相反，一个暴君或昏君，则可能导致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甚至国家灭亡。因此，古代的儒学者，在提倡以德治国的宗旨下，尤其重视君主教育，特别是君主接班人——太子的教育。在这种情形下，由朝廷派人加强对未来王权继承人进行早期的学前教育，使其德行趋向完善，就成为至关重要的大事。由此可见，加强宫廷学前教育具有政治与教育的双重意义。

（二）保傅制度

保傅制度指朝廷内设有专门的师官、保官、傅官以对君主、太子进行教谕的制度。

贾谊在《新书·保傅》一文中说：“古之王者，太子初生，故举以礼……故自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保，保其身体；傅，傅之德义；师，道之教训。三公之职也。于是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师，是与太子燕也。”这就是说，继胎教之后，太子一出生即受礼的熏陶。各种保傅之官在太子还在襁褓之时就任命了，且有明确的分工。保，负责太子身体保育工作；傅，负责太子道德培养工作；师，负责太子知识教育工作。这三个方面分工合作，全面负责太子的教育和培养，可见西周宫廷对于太子的教育是颇有计划的。保傅之官因承担教育培养太子的重任，所以选拔和任命极为慎重。周成王的“三公”，即“召公”“周公”“太公”，都是历史上有名的贤臣。后代选拔保傅之官，也都注重在“天下之端士、孝悌、博闻有术者”中选拔。保傅既授以重托，就要对太子的行为全面负责。贾谊认为西周之所以国运长久，正是因为君主有良好的保傅之官进行辅佐。如周成王，前有周公“导之道”，左有太公“辅之善”，右有史佚“承之遗忘”，在这些正人君子的教育培养之下，因而“虚无失什，而举无过事”，即思虑和行为均可以避免失误和过错。

保傅之官的职责并不仅限于太子幼年阶段，更主要的任务在于太子的青少年、成人阶段，甚至于在太子即位之后仍有扶持、劝诫、教诲的重要任务。西周时代保傅之官既辅佐君主，又兼教谕太子。秦汉以后，则专为太子另设师、傅、保的正副官职，而与君主的“三公”“三少”分开。保傅之官地位显贵，尤其是“三公”，官居极品，位在丞相之上。由此可见，保傅制度的传统对整个古代的君主教育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为太子选师保傅，选左右，就是为了使太子通过师保傅的教育、影响而潜移默化，成为言行端正、道德高尚、有统治法术的人。所以，《魏书·李彪传》说：“训导正则太子正，太子正则皇家庆，皇家庆则人幸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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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尹放太甲

伊尹为商汤之右相，名挚，是商汤至太甲时期商朝的一位元老。太甲，商汤之孙。伊尹在商汤灭夏中立下了不朽功勋，商朝建立后，商汤以伊尹为卿士，料理商朝政务。商汤的长子太丁死在商汤之前，商汤死后，按照兄终弟及制，由太丁的弟弟外丙、仲壬先后继任商王。但是，外丙、仲壬继位不久就死去。伊尹只好立太丁长子太甲为王。商初连丧三王，政治出现危机。伊尹受商汤重托，深感任重道远，他把振兴商朝的希望寄托在太甲身上。(www.daowen.com)

然而太甲为王三年，不修德政，昏暗暴虐，破坏了商汤法制。伊尹十分忧虑，多次规劝，太甲根本听不进去。为使太甲成为有作为的君主，伊尹断然采取措施：在商汤墓所在地桐建了一座宫室，称为“桐宫”。他把太甲送入桐宫反省。桐宫地处商汤墓地，气氛庄严肃穆，除了守墓人，寻常人不得进入。在这样的环境里，太甲见到的是祖父的陵墓，想到的是祖父艰苦创业、替天行道的功绩，读的是伊尹专为他写的教材《伊训》《肆命》《殂后》，其中，《伊训》是伊尹对他的告诫，《肆命》是教他怎样理政，《殂后》是商汤的法律制度。太甲面对祖父之墓，缅怀祖父功绩，对照自己的劣行，日日想，夜夜思，终于意识到自己错误的根源和被放逐的原因，从迷途中觉醒过来。他一边读书，一边打扫陵墓，日久天长，逐渐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行动谨慎、言语谦逊、思想沉稳、勤劳不息。在太甲闭门思过期间，伊尹代他行政，日理万机，还不断了解他的情况，抽空来桐宫看望。转眼间，时间过了三年，太甲已经悔过自新，重新做人。

伊尹见放逐太甲的目的已经达到，于是亲自到桐宫迎接，恢复太甲王位，自己退为臣。太甲二次即位，勤修德政，以身作则，诸侯归服，百姓安宁。

伊尹特作《太甲训》三篇褒奖太甲。太甲终成为有为之君，为后来的中兴局面打下了基础。伊尹连辅商初数王，既为帝师，又代帝王行政，功高盖世，前无古人。伊尹死后，商王沃丁以天子之礼葬之。

（三）“备三母”制度

在后宫中挑选适宜的女子来承担保育和教导太子的生活事宜，也有专设之职，这就是“备三母”制。

据《礼记·内则》记载，西周国君世子（太子）出生之后，就要从后宫妃妾之中挑选“其宽裕、慈惠、温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为子师，其次为慈母，其次为保姆，皆居子室。他人无事不往。”据郑玄解释，“三母”均陪同世子居住在专门的宫室中，承担培育世子、管理生活的全部事务，他人无事不往。郑玄认为，《礼记·内则》中已表明，世子九岁之前的教育皆由子师、慈母、保姆担任。

除“三母”之外，还要从大夫之妾或士之妻中选择乳母以哺育世子。被选中的乳母，一般都得离开自己的丈夫，不能与丈夫同居，因为同居会使乳量减少，不能满足乳儿吃奶的需要。乳母哺育世子至三岁断奶，然后出宫，国君要给予厚赏、封赠，有的被封为君、夫人，其待遇十分优厚。

宫廷中择“三母”教养世子的做法也影响到士大夫家庭，只是规格逐次下降。据郑玄注曰，士大夫家“但以庶母为慈母，而兼子师、保姆之事”。庶母即父之诸妾，兼“三母”之职而不再分工。士以下的家庭，则“妻自养其子”。如同胎教一样，中国古代也重视“乳母之教”的重要性。清代张伯行辑《小学集解》说：“凡生男女，自赤子以至长大，皆当随时教训，而教从母始，乳母之教所系尤切。”张伯行认为乳母是否贤德，关系甚大，因此古代对选择乳母十分谨慎，他提出古人选择乳母的原则是宽、裕、慈、惠、温、良、恭、敬等，这实际上是《礼记·内则》所述的择“三母”的标准，即将“备三母”的目的和要求集于乳母之身，这也对西周宫廷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