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一下这样的情景：你踏入了一个巨大的金色集装箱，在集装箱里，你借助全身视频与另一个人对话，对方可能身在阿富汗的赫拉特，伊朗的德黑兰，古巴的哈瓦那，美国的纽约、纽黑文或华盛顿，对方所处的场景与你一模一样，仿佛交谈的双方同处一室。这正是“传送门计划” （Portals Project）的参与者在项目中的体验。“传送门计划”由名为“共享工作室”（Shared Studios）的艺术家与技术人员团体发起，项目参与者进入大门后，会与另一个人对话，对话的双方可能毫无共通之处，有时他们所在的国家还处在对立之中。参与者对通话的对象必然都抱有先入为主的看法，可能还会带有偏见。但大多数参与者在离开时都表示自己获得了积极的体验，有所触动。他们往往会说，希望每一个国家都有这样一道“传送门”。在写作本书时，已有3 000人步入了传送门，共享工作室已规划了多处新的传送门，他们欢迎外来的申请，还公开了自己的建设方案和技术细节，让每个人都能打造自己的传送门。“传送门”项目立足高远且目标明确，巧妙地拓展了来自五湖四海的陌生人之间交际的能力，增加了我们自己成为世界公民的筹码。

“传送门”也在不经意间促成了社会的变革。在与其他群体的人有过交往并获得积极个人体验后，带有偏见的观点和行为会显著减少。社会心理学家称之为“接触假说”。借着这种微妙的心理策略，与一个人交往获得积极体验后，你会减少对其所属的整个族群的偏见，我们将这种策略称为由成员向群体的泛化。在历时50余年，针对美国黑人与白人间容忍和对抗的实验中，这一点已经得到反复证实。政府、地方社区团体及其他致力于社会变革的机构的工作均会受这一理念影响。只要我们能让各种人聚在一起，一切事情都会顺理成章，变得更好。

接触假说指出，积极体验不必是完美体验。即便与外人的互动让你有些不舒服，接触假说仍然奏效。只要互动过程总体上亲切友好，持续时间够长，并且具备研究人员设定的其他几项特质，那么你就有可能感到更加舒适，结束互动后整体上也会体验良好。如果体验过程未达到积极体验的各项标准（包括互动时间不足），或者交际中存在公然的敌意，受试者自然不会仅因与他人有过接触就抹去心中的偏见。接触假说的研究目标不曾涉及的是负面体验会助长偏见。

如此视而不见很好地解释了现实生活中的经验如何推翻实验中的证据。现实生活中的体验与接触假说间矛盾重重。过去50年来，美国的学校、社区和工作场所都废除了隔离制度，种族间的接触也有所增加，你可能因此认为种族偏见已经大幅减少了，对吧？

然而，无论是生活体验，还是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结果，都向我们表明：事实绝非如此。多族群混居的地区群体间关系最紧张，偏见与冲突也最为严重。这似乎是一个未解之谜。

没有人愿意让问题悬而不决。近年来，研究人员回顾了数百项支持接触假说的研究，以探寻明显不愉快的经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此外，他们开展了多项原创性的实验，内容包括美国白人与黑人间的接触，澳大利亚白人与黑人、穆斯林以及寻求庇护者之间的接触。

他们的研究结果注定徒劳无益。在通过一个人而改变对其整个群体的偏见程度方面，消极体验产生的效果远胜于积极体验。研究人员表示，他们的研究“表明群体间的接触天生带有倾向性，相比于改善群体间关系，它更倾向于使之恶化”。积极体验比消极体验常见得多，但一次消极体验就可轻易抹杀多次积极体验的效果。研究人员称，偏见增多或减少取决于当事人先前与该群体的接触体验。但研究人员仍寄希望于积极接触，希望它能带来真正的改变。

我们面对的困境是：社会心理学家、城市规划专家、社会活动家、决策者个个满怀希望，致力于通过不同人之间的接触营造包容的氛围，然而，有时与不同于自己的人接触孕育出的不是他们所希望的包容，反而催生了偏狭。与其他群体接触时的不良体验在形成偏见从而影响观念与行为方面的能力远胜良好体验消解偏见的能力。正因如此，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种族融合与族裔混居虽有进展，但在消弭各族群间的偏见方面收效甚微，对广义下的白人群体而言，作用更是微乎其微。

尽管多数体验都是积极的，但负面的体验会让所有努力都化为泡影。由此我们得到这样的教训：想要引发社会变革，就要在不同人群之间创造大量、密集的积极体验，使之成为一种文化，一种坚定不移地公开对抗消极体验制造者的文化。

如果我告诉你，现实远不只积极或消极两种情况，你应该不会感到惊讶。日常生活并非实验中简化过的场景，情况自然有所不同。有时，一次互动可能既给人带来希望，又使人气馁。人们可能会同时经历两种相反的体验，像交流电一样点亮他们的生活。社会学家伊莱贾·安德森（Elijah Anderson）在《都市生存：种族、阶级与城市社区变迁》（Streetwise：Race，Class and Change in an Urban Community）一书中谈到了一处位于费城的街区，黑人与白人在街区中分居两端，书中描述了居民如何游走于边界两侧，又如何踏过这条边界。包容共存需要做大量细致的工作，有时还要小心翼翼地去开展这样的工作。包容还取决于人们通过差异来解读彼此的能力。安德森采访的一位男子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一天深夜，他和几位黑人朋友走在人行道上，在接近并快要超过一位白人女子时，那名女子加快了脚步，随即走向一栋房子的门廊，就好像到家了一样。在这位年轻的受访者看来，很显然，她对他们有所畏惧，而且那也不是她家。

“小姐，你不必这样。我猜你可能觉得我们是群混混儿。我已经28岁了，他26岁，他29岁。你不必躲着我们。”

那位女士反驳说她只是有急事。他回答道：(www.daowen.com)

“不对，你没有急事，你是觉得我们要抢你的包。”我们掏出了钱，我对她说：“你看看这个，我们都有工作，我们现在成年了。你得怕那些十五六、十六七岁的小子。他们才是你该担心的。我们已经是大人了。那些孩子还没工作，他们还太年轻，没法真去工作。你该担心的是他们，不是我们”。

他讲给安德森的故事似乎以一笑结尾，也留下了有益的经验。接下来大家各走各的路。然而，这个故事也触及了接触的界线，安德森点破了那条界线。他在书中写道，这种相遇或许可以扭转一个人的想法，改变某些因恐惧而做出的反应，但对从整体上改变自人对黑人的偏见和刻板印象来说，作用却不甚明显。因为这次经历不仅让那位白人女士知道，她的错在于误解，在于不必要的担忧；但同时也让那群年轻人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始终被看作危险的陌生人，只因为他们是黑人。

这种事，这种误解，每天都会在世界各个角落上演上百万次。这种情况既不光彩，又令人痛心。这位年轻人的故事让我无法忘却之处在于他的回应方式：他停下脚步，将本来剑拔弩张的对峙变为一次尴尬却坦诚的交流。

我不会乐观地认为在这种交流结束后，每个人都会感觉更快乐、更舒服，或在某方面有彻底的改变。我所看到的是，这位年轻人驳斥了那位女士溢于言表的恐惧，他点明了她心中的预设，打消了这种臆测。

克劳迪娅·兰金（Claudia Rankine）在《公民：一首美国抒情诗》（Gitizen：An American Lyric ）书中对此进行了尖刻而精准的鞭挞。想象一下书中的这一刻，此处“你”是一位黑人女性。

在药店排队时，终于轮到你了，就在这时，一位男士走到了你前面，把他的东西摆上了柜台。收银员说，先生，下一位是她。他转过身看见你时，着实大吃一惊。

哦，天呐，我刚才没看见你。

你肯定是有什么急事，你先来吧。

不，不，不，我刚才真的没看到你。

与陌生人交谈继而为这个世界带来变革，在你考虑这样的问题时，其复杂性之一体现在你所处的社会体系，它可能会蒙蔽你的双眼。在你与陌生人相遇想要向对方问好时，是什么让你担忧焦虑？如果你希望接触假说能奏效，希望创造出这样的时机，那么你必须要先找出可能导致交流失败的原因。

有所谓的看见，也有真正的看见，二者不可齐观。

有所谓的看见，也有真正的看见，二者不可齐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