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世界公民:共通人性的胜利

世界公民:共通人性的胜利

时间:2023-08-0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作为世界公民,作为人,当我们的其他身份与我们共通的人性起冲突时,共通的人性应当取胜。近年来,城市规划师、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人类学家、文化地理学家一直在本着世界主义的理念,去尝试探讨文化交汇下的生活体验如何改变社会关系、减少偏见、创造团结且更强大的民主。要成为一名优秀的世界公民,你必须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如果你是主导文化的一员,那么无论你是否有意如此,你都已经从这种文化中获益。

世界公民:共通人性的胜利

你可能会认为我太过强调与陌生人交流在政治上的重要性,确实如此。但我也要把话说清楚,从在街头巷尾与人侃侃而谈,到在政治层面发挥影响,这条道路屈曲蜿蜒,路上危机四伏,到处都有死胡同。

我认为一切要从世界主义说起,这是一个源于古希腊哲学概念,后来这个概念又成为启蒙运动的政治理想。其基本理念是,人不应是某一民族国家的公民,而应是世界公民,其首要身份是人,其次才是某个国家、民族、种族、族群、亲和团体的成员(或兼具几重身份)。这是道德基础。作为世界公民,作为人,当我们的其他身份与我们共通的人性起冲突时,共通的人性应当取胜。

近年来,城市规划师、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人类学家、文化地理学家一直在本着世界主义的理念,去尝试探讨文化交汇下的生活体验如何改变社会关系、减少偏见、创造团结且更强大的民主

城市是陌生人互动的机构,全球50%以上的人口在城市中居住。这些新的城市主义者正在研究在城市结构和社会方面可以做些什么来鼓励文化融合,并在属于不同社会群体的人之间产生积极的联系。他们的工作中有一个不变的主题,即在人们与陌生人交谈时,互动会孕育宽容,催生相互尊重和相互理解。这些能带来变革,这才是重点。

情境是这个故事中的骗子。

要做世界主义者,即成为一个宽容、坦率开放、有好奇心、坚信你我休戚与共的人,就要有同理心。你必须能够想象自己从另一个人的角度去观察这个世界,感受这个世界。这意味着,你自己的心理过程也是这情境的一部分。

同理心是一种情感,受身体经验的影响。根据神经学研究,人和小鼠换位思考的能力都受生理压力水平影响,压力越小,同理心就越强。如果你感觉到与某人存在联系,即使这种联系转瞬即逝,你也更有可能会设身处地地去感受他们的情绪和生理状态,对其产生同理心。无论是抽象意义上的陌生人,还是具体的某位陌生人,我们对不了解的人产生同理心的能力都不仅仅建立在个人的性格和信仰基础上。它因时因地而异,我们的心态、联系感的有无都有可能对其产生深远影响。

同理心并非与生俱来。且把人类天性一说抛开。同理心是一种能力,一般在幼儿时期经培养而得,通常是在家长和学校的教导下养成的。它可由成长经历塑造而成。同理心有时还会受偏见的制约。

我们在街头对待其他人的方式——无论这些人与我们相似与否——还取决于外部环境。在一系列考察人们在公共场合是否愿意帮助陌生人的实验中,这一点清晰地展现了出来,这是我乐于见到的。

实验场景如下:(www.daowen.com)

1.掉在地上的笔——陌生人会捡起这支笔吗?他们会提醒别人这支笔掉了吗?

2.受伤的腿——陌生人会帮助一个正在费力寻找东西的病号吗?

3.换一元钱零钱——陌生人是否愿意帮人换零钱?甚至仅是看看自己兜里是否有这么多零钱?

4.未寄出的信件——陌生人是否会帮忙把已贴好邮票但未寄出的信件投进邮箱里?

人们互相帮助的意愿,或者展开来讲,他们换位思考的能力,会根据所在地点、寻求帮助者的身份及其所处境遇的不同而改变。研究人员表示,产生影响的因素有当地文化、实际场合、该场所的人口特征、人们是否赶时间等。就美国的城市而言,左右同理心行为的因素包括该地区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不平等程度越低,帮助他人的倾向越高)、犯罪率(出人意料的是,犯罪率的升高与帮助他人意愿的提升呈相关性)、人口密度、标准步行速度等。特定的政治环境和常规的街头行为也深深影响着人们对需要帮助的人的反应。21世纪初在基辅进行此类实验时,扒手横行导致人们不太愿意帮人换零钱。在特拉维夫,无人认领的包裹往往是炸弹,因此,人们不愿触碰未寄出的信件;而在邮局靠不住的阿尔巴尼亚,这只是举手之劳。

作为个体,你我变化无常,我们的同理心和利他行为又因时因地而异,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即便你非常努力地去做,心怀世界主义去对待这个世界也绝非易事。

理解什么是穿上别人的鞋子走路,什么是用他人的眼睛看世界,不仅仅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问题。观点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拥有观点即意味着理解并认可那些塑造、制约我们观点的体系制度。就个人而言,你或许是一个宽容、有同理心的邻居,在街头遇到任何族裔的人,你都可以敞开心扉与之交谈,不带任何偏见。但身处美国这样的国家,我就得小心谨慎,因为在这里,种族主义已与我们所在的治理和权力体系融为一体。在文化地理学家库尔特·艾弗森(Kurt Iveson )看来,作为一种理想,世界主义有很大的局限性。艾弗森指出,在实际的日常生活中,实践对外开放的能力因人而异。主张所有城市居民都践行彻底的开放与宽容,对弱势群体和特权群体来说,意义全然不同。特权群体可以选择在何时何地开放,在何时何地参与到世界主义的融合过程中。他提醒我们,在某些情况下,“树立起薄弱的边界,限制与他人的互动,是保护弱者免于灭绝的手段——划定界限,排除异己,在政治上是合理的”。所以,如果你属于特权阶层,那么你更应该践行世界主义,因为你是你所在社会的受益者。你也不该理所当然地期待未如你一般享有特权的人会与你一致。要成为一名优秀的世界公民,你必须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如果你是主导文化的一员,那么无论你是否有意如此,你都已经从这种文化中获益。

因此,我不能说“如果大家都和陌生人说话,我们所有的城市社会问题就都会解决,所有的文化歧视也都会消失”。问题极其复杂,涉及方方面面,远非改变你我邂逅时的交往方式而已。但是,在你与陌生人交谈时,在你欣赏并尊重你们彼此间的差异时,在你向他们伸出援手时,你正在让你周遭的世界更加灵活多变,为变革创造空间。其美妙之处在于,这样的时机始于一次次看似微不足道的社会交往。与陌生人交谈这种行为本身并不能在文化或政治层面解决任何问题。它绝非一种解决方案,只是一个入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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