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的初春，金黄的油菜花开遍重庆远郊的林园隘口，成渝公路两旁整齐而威武地矗立着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正是这神勇的部队经过坚苦卓绝的浴血奋战才换来了大西南的解放，而此时此刻正是曾带领他们在沙场上战无不胜的三位首长：刘伯承、邓小平、贺龙，自经略西南以来的首次见面。这三位曾经饱受战火洗礼的将领，将再次接受党中央的考验，在大西南这片崎岖不平的广袤大地上用他们的智慧和汗水写下新的篇章。

远处，一辆架着轻重机枪的军用卡车呼啸而至。在它的护卫下，紧跟其后的是一列车队，其中一辆吉普车在刘邓面前停了下来。一位身穿皮夹克、头戴军帽、身材魁梧的中年军官，从车里走了出来——他便是刘邓恭候多时的贺老总。刘邓赶紧迎上去，三人紧紧握手，贺龙非常激动地说：“二位出四十里迎接，我贺龙不敢当！”

邓小平笑道：“有啥子不敢当的，我和刘司令员专程来欢迎贺老总就任西南军区司令员。今天，我们三龙际会……”

“且慢，三龙际会，此话怎讲？”贺龙不解地问道。

“你贺老总是在大风大浪中闯出来的一条龙；刘司令员今年五十七，属龙；我邓小平比刘司令员正好小一轮，也是属龙。”邓小平解释道。

刘伯承一听，连声说：“好，三龙际会，我们在大西南搞出一个样子来。”

进城后不久，邓小平就约法三章：不设私人公馆，集体办伙食，严禁铺张浪费。为了作出表率，刘、邓、贺三家人打算合住在一栋楼房里，即现在的中共重庆市委大院里的二号楼。此楼是抗日战争时期专为宋美龄修建的公馆，两楼一底，大小共十几间房，其中底楼最宽，三楼最窄。刘邓贺都争着把宽敞的楼层让给别人住，自己住最小的。刘伯承认为：小平同志作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政务十分繁忙，家中人口又多，应住宽一些的楼房。而邓小平和贺龙却坚持让刘伯承住一楼。邓小平说：“伯承同志年纪大，身体不好，住底楼方便些，省得爬楼梯累。贺老总也是，只有我年纪最轻，不怕上楼下楼。”一番谦让后，最终按年龄安排：刘伯承年长住底楼，贺龙次之住二楼，邓小平最小住在三楼。平日里，三家的孩子就在楼前的空地上嬉戏玩耍，大人们有空也常常串门，遇事可以及时商量，有好多重大决策就是出于此处。他们三家住在一起，增进了交流，互相更加了解，感情也更深厚了。

正是有了这种思想情感上的信赖、和谐作为基础，刘邓贺在工作中才能更好的协调配合，在决策中做到高度一致。他们坐镇重庆，放眼西南，领导政权建设，恢复生产，稳定秩序，进行土改，镇压反革命，为西南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同时也在生活与工作的交往中，建立了深厚的友情。

邓小平和刘伯承，是两个来自“天府之国”的四川老乡，是长期的搭档：一个师长，一个政委，组成了享有盛誉驰名中外的“刘邓大军”。他们在长达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中，转战太行，驰骋中原，挺进大别山，决战淮海，进军大西南，南征北战，历尽艰辛。但无论何时何地，他们都是相互支持，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1949年11月1日，解放重庆的前夕，刘邓率二野主力和四野一部共40万大军发起川黔战役，在南起贵州天柱，北达湖北巴东，宽500公里的地带上，展开凌厉攻势，迅速解放了贵阳、遵义、酉秀黔彭，三路大军已在涪陵、长寿、南川、綦江、江津、巴县展开，西南重镇——重庆，已处在三面保卫之中。远在北京的毛泽东密切关注着西南战局的发展。11月27日，他电告刘邓，提出暂时不打重庆，以便吸引更多的敌军增援后一并歼灭的想法。而此时，刘伯承、邓小平刚命令部队相机占领重庆。

是按主席所言，还是照命令行事，刘邓二人举棋不定。

二野司令部作战室里一片寂静，邓小平抽烟沉思，刘伯承看着地图。最后还是刘伯承打破了这沉闷的气氛，说道：“毛主席的战略意图很明显，有老蒋这残杯剩羹在重庆，那么围在他身边的苍蝇就飞不远，等他们聚成一团，我们再聚而歼之。”

“但现在的情况是：在我重兵压境之下，一旦老蒋弃城而逃，那么围在他身边的残兵败将，就一定会退守川西、西康，进而流窜云南，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邓小平说。

二野参谋长李达介绍说：“据重庆地下党的同志介绍，蒋介石已经布置军统特务对全市兵工厂、发电厂、钢铁厂等500多个重要目标实施爆破，准备把重庆炸成一片废墟。”

听完后，邓小平沉思片刻，灭掉烟蒂，郑重地说：“我建议尽快攻克重庆，不给蒋介石任何喘息的机会。重庆早解放一天，国民党破坏重庆的威胁就减少一天，这与毛主席关于解放西南，经营西南的指示是一致的。所以我建议尽快给毛主席说明情况，并按原计划提前解放重庆。”

刘伯承点头示意：“我同意，我想毛主席会认真考虑我们的意见的，毛主席聚而歼之的战略是正确的，但现在的敌情发生变化，作为前线指挥员，应视敌情而作决断，这也符合毛主席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嘛。”

看到刘、邓的电文，毛泽东不由得赞叹二人有胆有识。他当即表示：刘伯承、邓小平在第一线，最有发言权，并在回电中说：“你们早日夺取重庆的计划是适当的。”(www.daowen.com)

11月30日，重庆回到了人民的怀抱。这不得不归功于关键时刻，刘邓作出的正确决策。而这正确的决策正是源于二人之间的一种默契。

邓小平与刘伯承不仅在工作上相互支持、紧密合作，在生活上也互相照顾、彼此关心。

进城以后，刘邓首长还带着从大别山出来的炊事员老程。老程给刘邓首长做饭就两个菜：一荤一素外加一个咸菜和一个榨菜汤，没有客人来从不加菜。后来，老程回老家去了，换了新炊事员，菜的花样多了，数量也多了，到最后鸡、鸭、鱼全有了。刘伯承生气道：“这不是天天吃席吗？”邓小平也说：“怪不得人家说我们天天过年！”并追问后勤部长：“我和刘司令员是个啥子伙食标准？”后勤部长随口回答：“没标准。按照供给制，实报实销，吃多少报多少，都可以。”邓小平一听，发火了：“你这个同志有意思。没标准？地主老财吃饭，都要量入为出，我们没有标准，我们都把地主老财比下去了！你要知道，我们国家还很穷，好些人还在饿饭，我们怎么能没有标准。”后勤部长红着脸说：“那就请政委定个标准吧。”邓小平思考了片刻说：“今后，按团级标准吃四菜一汤，一荤三素，不得超支！”

几天后，后勤部的同志又来请示邓小平，说考虑到刘司令员的身体，这个标准太低，是不是再提高一下？邓小平想到刘伯承已是快到六十的人，身体又不好，于是才决定提到师一级标准，并且一直将这个标准保持下来。

在几十年的交往中，邓小平与刘伯承总是不计名利，互相尊重，互相谦让，情同手足。1950年2月，西南局召开干部大会，刘、邓、贺都讲了话。邓小平在审阅这则新闻时，对刘伯承、贺龙的讲话只作了少许的修改，却一笔勾掉自己的讲话。然后把他第一个讲话人的名字，勾圈在刘、贺名字之后，只留了一句：“邓小平也讲了话。”邓小平说：“新闻要简短些。我们几个讲的都是一个中心意思，何必要多写我呢？”

6月26日，邓小平主持的西南军政委员会正在召开。会议研究到刘、邓、贺三位首长的排名问题，刘伯承说：“小平同志是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理所当然应该排第一。”邓小平却说：“伯承同志是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应该排第一。”说完，他机敏地征求贺龙的意见，贺龙点了点头，表示赞同。邓小平果断地说：好！就这样决定。接着，他郑重地宣布：今后报纸公布首长排名次序是：刘伯承、贺龙、邓小平、张际春。

邓小平和刘伯承这对“最佳组合”，在长期的工作、生活中结下了深厚的友情，难怪曾在二野担任新华社分社社长的李普说：“刘邓之间是难以放进一个‘顿号’的。”1950年10月，刘伯承调离西南，到北京主持筹建陆军大学。临别时，刘伯承将自己36年前的一张照片送给邓小平作为纪念，这是刘邓之间挚友深情的永久纪念！邓小平与贺龙也是一对搭档，一对挚友。他们的直接交往，是从解放大西南开始的。

当刘、邓遵照毛主席制定的大迂回、大包围的战略方针，出其不意地发起川黔战役，截断敌人退往滇缅边境的道路时，贺龙率领一野十八兵团在陕南频频发起攻击，配合刘邓的行动。贵阳、重庆解放后，二野三、五兵团和四野五十军从东南三面包围了成都，贺龙率部开始发威，攻剑门关，占武都（今江油），从北面直赴成都。不久，二野的将士们占领了进成都的最后一道屏障——狮子山，已经望见成都的城郭，闻到成都小吃的麻辣香味。邓小平却急电指挥成都战役的杨勇、杜义德，指出：一野十八兵团在进军大西南战役上功不可没，应与二野平分秋色；二野一兵一卒不能进成都，要让贺老总带领十八兵团进城……就这样，二野的脚步在邓小平的一纸电文下消失得无影无踪。1949年12月27日，成都宣告解放。30日，贺龙率部进成都。刘邓大军把荣誉让给了一野的同志，让给了贺老总。并且，邓小平在二野部队中还高度评价南昌起义领导人贺龙同志的历史功绩，号召广大干部向贺龙学习。

在西南，邓小平与贺龙一起，共同筹划和平解放西藏、肃清残匪、征购粮食、改造旧军队、发展生产、开展统战工作、修建成渝铁路和康藏公路等，为西南的解放和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西南人民永远铭记着他们。

1950年春节前后，由于投机商在背后囤积居奇，再加上国民党特务从中捣乱，重庆、成都物价涨风突起，大有扰乱西南市场的趋势。为了尽快平抑物价，给不法投机商一点“颜色”，2月，贺龙与邓小平经过周密策划，分别在成渝两地打响了著名的“两白（大米和棉纱）战争”。

在重庆的“大米战争”中，面对大阳沟农贸市场囤积平价粮又哄抬米价再高价出售的投机分子，邓小平深知：“牛已过河了，如再拉牛尾巴是回不来的。只有牵牛鼻子，牛才会跟你走。”于是，他连夜从川东、川南暗运大量粮食到重庆。不知玄妙的米贩子为了牟取更大的暴利，仍继续抢购国营粮店的高价粮。哪知十天后，邓小平一声令下，全市粮店按平价出售大米，并充分供应。米贩子们这才恍然大悟，急呼“上了共产党的当”。在成都同时进行的“棉纱战争”中，贺龙也采用了类似的方法，他与邓小平密切配合，从重庆暗运棉纱，最终挤垮了棉纱大王，让他们赔尽老本，不得不宣布破产。群众拍手称快，成渝两地物价也很快地稳定了下来。

1950年10月，刘伯承被调离重庆后，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工作就主要落在了邓小平和贺龙的肩上。早在进城之初，邓小平就意识到“西南的真正战争是在农村，由反霸、剿匪、减租退押，直到土改的斗争。”于是，在1950年7月27日，西南军政委员会首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人讨论通过决议，“今冬明春在农村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邓小平还强调指出：这一运动是西南反封建斗争中的“淮海战役”。只有取得清匪反霸的胜利，减租退押才能顺利进行；只有减租退押的彻底完成，才能改变农村阶级力量对比，巩固农村阵地。贺龙非常赞同邓小平的这个提法，他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是西南斗争中的‘淮海战役’，也是全军今冬明春的中心任务与战略任务。”这场运动从1950年7月以后作准备工作，10月开始试点，11月全面展开，直到1951年4月中旬为止，占全西南人口83%的地区宣告胜利结束。这期间，邓小平和贺龙一直密切配合，对运动起到了很好的领导带动作用。

邓小平与贺龙互相理解、互相尊重，在工作上是好搭档，在感情上是好战友。四川的老百姓爱看川剧，邓小平和刘伯承都是四川人，对川剧也很感兴趣。可贺龙是湖南人，他和妻子薛明刚到四川时，听不太懂川剧，还有部下一些将士初看川剧，锣鼓一响，头就大了，看到半截就跑了。但贺龙认为：既然接受党中央的命令，来到了四川，就应该安下心，建设好四川。要想建设好四川，首先就要了解、习惯这里的风土人情，将自己融入到平常老百姓的生活当中，去发掘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搞好了军民关系，搞好了领导与群众的关系，才能通过大家的集体智慧，共建家园。于是他对于刘邓的爱好，对于广大四川人民的爱好，坚决支持。并严厉地对妻子和部下指出：“不爱川剧，就是不爱四川。”

邓小平调任政务院副总理后，还时常同贺龙联系，关心他的工作。一天，他给贺龙打电话说：“政务院决定组建全国体育运动委员会，团中央和全国体育总会建议请你当主任。我和总理商量了，也感到由你来当最合适。”贺龙问道：“毛主席的意见呢？”邓小平说：“毛主席也赞成。”于是贺龙痛快地答应了。

邓小平与贺龙在西南工作期间建立的友谊无比深厚。进京后，邓小平经常带着孩子去贺龙家串门，两家人一起谈笑，孩子们一起玩耍，十分亲密和友好，就如同一家人。

无论是在炮火纷飞的解放战争年代，还是在热火朝天的建设大西南时期，邓小平、刘伯承、贺龙这三条巨龙，同舟共济，艰苦奋斗，建立了真挚而深厚的友情，也为大西南的解放和建设作出了不朽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