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野前委经过认真研究，向各兵团、各军下达了《关于进军西南的指示》，指出：我第二野战军与兄弟野战军以无比的奋勇前进、艰苦奋斗的精神，手携手地共同横渡长江，进军江南，追歼了大量残敌，解放了江南广大地区，并接管和掩护接管了广大地区城乡工作，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一胜利是由于全军在坚决执行党中央、中央军委及华东局正确方针之下，在各解放区协同互助之中获得的。为了迅速消灭敌人残余力量，解放全中国，我野战军即将与全国各野战军共同执行渡江后继续进军的光荣任务，望我各级党委在部队党及指战员中立即开始进行如下工作：

1.明确地向党内、外指明敌人国民党的残余力量还存在，还在勾结帝国主义，并继续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援，向我解放区进行封锁和破坏，企图垂死反抗，苟延残喘，死灰复燃，中国的南部、西南部、西北部、东南部尚未完全解放，广大待解放的人民正热望人民解放军前去协助解放。我全国各野战军的进军任务尚未结束，不继续进军，残敌不能最后消灭，革命就不能彻底胜利。望发扬以前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精神，提高全军政治认识，鼓舞全军战斗意志，与全国各野战军共同为完成继续进军，争取迅速消灭残敌，解放全中国的胜利，保障和平统一，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光荣任务而奋斗。指明任何对于这一继续进军之重要意义不认识和意志松懈与消极，都将损害党与人民的事业，损害革命的彻底胜利。耐心地和深入地克服存在着的骄傲、怕苦、保守、松懈、厌倦等有害的倾向和思想，全军全党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地坚决前进。

2.中央军委已命令我第二野战军继续进军的目标为西南，应按党内与党外干部与战士的次序，适时公开说明继续进军的目的地区。指明解放西南广大地区，解放七千万人民和西南在国防地位上、军事、政治、经济上的重要意义；正确地介绍西南一般地理、交通、军事、政治、经济、社会情况，并批判某些离开党与人民的政治观点而说的哪里“好”哪里“坏”的庸俗的错误的观点，使全党全军正确认识解放西南的重要意义，而积极向着西南进军。

3.除了在全党、全军，尤其是干部中充分完成上述的政治动员思想教育外，还应从军事、政治、后勤运输各方面，加强继续进军的实际组织工作。进军西南是一光荣任务，同时也是一艰巨任务。大军在蒋灾、兵灾、水灾之时，横穿赣湘两省，组织全军胜利的进入目的地，这是极繁重的任务。这里包括走路、吃饭、穿衣、宿营、运输、保持部队健康、巩固部队情绪、争取沿途居民、团结兄弟野战军及山地河川作战、习惯西南生活等工作。因此，各部队除了在全党、全军普遍进行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教育以外，必须以极负责认真的态度，重新检讨过去进军江南的经验，实行科学分工和各级干部应随时了解部队情形，严格督促检查工作，上级军政干部深入下层进行教育，与士卒同甘苦更为要紧。今后进军中的军事、政治、后勤等组织工作，必须加强，克服存在着的粗心大意、官僚主义不负责任的态度，这样就可以避免某些可能避免的困难，全军胜利地实现新的进军任务，这样才是继续进军胜利的具体保证。

第二野战军下辖三个兵团：第3、4、5兵团。此时，第4兵团奉中央军委命令，调归四野指挥，遂行进军中南作战。这样，担负进军西南作战任务的二野部队，目前只有第3、5兵团。

第3兵团下辖第11、12、13军，司令员陈锡联，政治委员谢富治。渡江作战后，第3兵团进占浙江金华、兰溪。6月底奉命北移，于7月上旬进至安徽芜湖、宣城、安庆地区整训待命。

还在7月中旬，刘、邓首长即电召第3兵团司令员、政委到南京汇报部队的情况。在汇报过程中，邓小平饶有兴趣地听取了陈锡联、谢富治关于部队中对下一步任务的各种猜测，站起来走到巨幅地图前，用右手指着地图说：“我军渡江作战后，国民党的残余部队，不管是正规军也好，或是地方军也好，就是把他们的后方机关人员统统加进去，也不过150多万人。这些敌人现在主要盘踞在中南、西南、西北和台湾等地区，蒋介石已经无路可退了。军委已经发出指示，命令各野战军按预定计划前进。我们二野的任务是：在其他兄弟部队配合下，进军大西南。”“不过还要告诉同志们一点，”刘伯承接着邓小平的话说，“由于我军现在处于绝对的优势，敌人呢，千方百计要避免与我决战，以求保存实力，等待时机，卷土重来。对待这样的敌人，毛主席的基本方针是，实行大迂回大包围，先断敌退路，再聚而歼之。”

邓小平最后叮嘱陈锡联：“前委很快就要下达进军西南的指示，希望你们抓紧准备，特别是要解决好少数干部战士不愿到西南去的思想。要告诉部队，西南是蒋介石在大陆最后的立足之地，我们绝不能让蒋介石蹲在大陆，一定要在部队中把‘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口号叫得响响的。”

7月26日，第3兵团在南京召开了为期一周的团以上干部会传、达贯彻二野前委关于进军西南的指示，进行进军西南的动员和研究进军作战方案。刘伯承司令员亲临大会，作了进军西南的动员报告。

刘伯承站在原南京国民党政府“国大礼堂”的讲台上，那抖擞的精神、有力的挥臂动作和浑厚宏亮的声音，显示出一派大将军的风采。他说：“渡江作战后，我们二野分别集结于芜湖、上饶及赣中地区，主要是防止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在这期间，青岛、福州等沿海城市相继解放，帝国主义直接进行武装干涉的可能性已大大减小，而且我第三野战军的部署已调整就绪，完全能够担负起东南沿海的防务。因此，我们二野向西南进军的时机成熟了。”

刘伯承讲完军委的决策和进军西南的伟大意义之后，呷了一口茶，双手往腰际一叉，很风趣地高声问道：“同志们可知道蒋介石有三怕？”

于是，台下的同志们纷纷议论起来。

刘伯承稍作停顿，然后挥了挥手，示意大家安静，便伸出手，扳着指头说：“蒋介石一怕我军入关，二怕我军渡江，三怕我军进军西南。眼下，我军已入了关，也渡了江，现在又要向大西南进军了，蒋介石在大陆上的日子不长了！”

第5兵团下辖第16、17、18军，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苏振华。7月23日，接到二野前委向西南进军的指示后，兵团党委在江西上饶召开扩大会议。司令员杨勇对他的军长、师长和政委们说：“渡江以后，没有大仗可打，大家可能有些意见了吧。告诉你们，军委的指示下来了，我们兵团将参加进军西南作战，届时要解决上百万人左右的国民党部队。到那时，可是又吃肉、又啃骨头，还要喝汤，诸位可不要撑坏了！”

此时，第5兵团部队正驻扎在赣东北这块老革命根据地。杨勇接着说：“赣东北，是方志敏等同志开辟的根据地，是革命的老家。我们一定要以实际行动做好准备，用胜利来报答老区人民对中国革命的贡献！”

7月25日，兵团又召开团以上干部动员大会，苏振华政委号召全体指战员发扬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彻底消灭盘据在西南的国民党军。

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刘伯承、邓小平于8月上旬主持召开兵团司令员、政委以上的高级干部会议，研究讨论进军西南的作战计划。中旬，二野作战会议已经进入尾声。在二野司令部作战室的墙壁上，醒目地挂着“第二野战军西南作战决心要图”，那一个个巨大的红蓝色箭头，简明、扼要地显示了敌人的兵力部署和我军各兵团、各军的任务。此刻，刘伯承司令员正在作总结性发言：“同志们，进军西南作战，任务艰巨而复杂，我们应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从几天大家分析的情况来看，西南作战既有不利条件，也有有利条件。其不利条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这一地区包括云南、贵州、四川、西康、西藏五省区，面积234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的近四分之一，与印度、尼泊尔、锡金、不丹、缅甸、老挝、越南七国接壤，国境线长约6750公里。该区按地形特点可大致分为西藏高原、川康滇峡谷区、云贵高原和四川盆地四部分。其中，除四川盆地外，其他地区大多为崇山峻岭，地形险阻，交通除滇越铁路（昆明至越南河内）、黔桂铁路（都匀至柳州）以及少数公路外，主要靠山间小路通行。因此，川北素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之说，贵州亦有‘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之谚。该区虽地域辽阔，矿产资源丰富，但除四川盆地等地外，大部地区人口稀少，经济文化很不发达。由于该区地形复杂，使敌人的回旋余地较大，我军进攻不易。

第二，该区民族众多，有汉、彝、苗、藏。白等30多个民族，宗教信仰和民族习惯各不相同，社会情况复杂。特别是英帝国主义为达到分裂中国的目的，极力策动“西藏独立”，煽动西藏地方多次向西康等地发动进攻，形成了连绵十数年的川藏战争，严重挑拨了民族矛盾，在汉族与藏族之间造成了一定的民族隔阂。而川藏战争的结果又使西藏地方政府控制了金沙江以西西康省的所有地区。这就要求我们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变不利条件为有利条件。

第三，西南地区是国民党长期经营的一个地区，也是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一块立足之地。盘踞川、康、黔一带的国民党军，为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胡宗南部第5、7、18兵团，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张群部第14、15、16、19、20、22兵团等部，总计34个军85个师约50万人。盘踞云南的为云南省绥靖公署卢汉部4个军。蒋介石在此一共聚集了大约90万人的部队准备负隅顽抗，我们必须抱定打硬仗之决心。

第四，进军路途遥远，交通不便，部队由华东向西南进军，近者2000余公里，远者4000余公里，道路崎岖，通行困难，一切补给不可能完全依赖于后方，就地补给又有一定困难。

当然，进军西南也有不少有利条件。全国解放战争正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迅猛发展，国民党军人心涣散，士气低落，战斗力不强，在西南地区难以形成有效防御；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发展到3万余人，并解放了黔西南、滇西、滇北、滇东南等部分地区，成为我军进军西南的有力助手；云南、四川地下党为迎接我军进军西南，大力开展工作，西南人民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罢工、罢课、抗捐、抗税等斗争风起云涌。”

在分析了进军西南作战的有利和不利条件之后，刘伯承对敌情判断和决心要点作了如下口述：鉴于敌人的防御态势，我认为：“当我野战军进军西南的强大攻势发起后，位于川陕边境的胡宗南部将加速向四川撤退；同时，位于川湘鄂边区的宋希濂部可能先行退到川东和川南进行抵抗。保障胡宗南部的侧翼安全；如若四川不保时，胡来两部可能将由川东南向滇缅、滇越方向溃逃。基于以上分析，我野战军主力将充分利用兄弟部队佯动效果，沿川东和黔东方向突破，进行迂回包围并依次攻占贵阳、叙府、沪州、乐山、邓睐、大邑等地，以求截断四川境内国民党军的溃逃之路，达到聚而歼之的目的。为此，野战军作如下部署：以第5兵团和第3兵团之第10军直出黔北、川南，切断敌军向云南方向的退路，尔后协同第3兵团作战；以第3兵团所属第11、12军，会同湖北军区指挥之第50军和第42军等部，以钳形攻势围歼宋希濂部后，直出四川东南部，与第5兵团协力聚歼川东和重庆地区之敌；第3、5兵团完成上述任务后，在第18兵团的配合下，实施成都战役，全歼胡宗南集团及四川境内之敌。

8月19日，经刘伯承、邓小平签署，二野司令部下达了《向川黔进军作战基本命令》。命令如下：

1.敌情如野司关于西南敌人的综合通报。

2.本野战军主力（除4兵团外）之任务在于攻略贵阳及川东南，以大迂回之动作，先进击宜宾、沪县、江津地带之敌并控制上述地带以北地区，以使宋希濂、孙震及重庆等地之敌，完全孤立于川东地区，尔后即聚歼这些敌人，或运用政治方法解决之，以便协同川北我军逐次解决全川问题。

3.各部队之行动部署：

（1）5兵团及附特纵之炮团及一个工兵营，应于10月10日以前到达武岗、湘潭之线，争取以10天时间补齐棉衣，于11月20日前攻占贵阳、黔西，尔后以一个军留置贵阳地区，捕剿散匪，维护交通，兵团主力则应于12月10日以前经毕节进击宜宾至纳溪地带之敌，协同3兵团作战。

（2）3兵团并附特纵之炮9团及一个工兵营，应于10月10日以前到达常德、江陵一线，争取于10天到半个月补齐棉衣，于11月20日前攻占遵义、彭水、黔江，尔后除以一个军控制咸丰、黔江、彭水，监视与牵制涪陵至万县等地之敌，待机作战外，兵团主力则应于12月10日以前进击沪县至江津地带之敌，协同5兵团作战。

（3）完成渡江攻占宜宾至江津地带后，应顺势攻占富顺至壁山之线，并调整队势，切实侦察掌握各方面情况，准备下一步之行动。

（4）以沅陵、思南、遵义、沪县、荣昌为两兵团之分界线。线上属3兵团。

（5）3、5兵团应按上述方针，根据实际情况，做更具体的部署，并报告本部备查。

（6）特纵除配属各兵团之三个重炮团和一个工兵团外，其余于8月23日以前集结花园地区待命。

4.本部拟于10月底移武汉附近，尔后位置临时确定。此为基本命令，尔后之变化，视情况另以命令行之。上述作战部署得到中央军委的批准。

相关资料：

1.解放西南地区的作战方针

林彪同志，并告叶、陈：

十八日十二时电悉。（一）你们准备先以大迂回抄断敌退云南之路，这一计划是很好的。（二）西南重心是四川，我二野主力必须于十二月占领叙府、泸州、重庆一带，贺率十八兵团则于一月占领成都一带，并迅速扩占全川，布置明年春耕，方有利于生产建设。因此，不论白崇禧是否退云南，我三、五两兵团只准备以一个军（即十八军）进占贵阳，并经营贵州；其余五个军、两个兵团部及二野直属队，均由湘西分路直取叙、泸、渝（留一部于遵义一带），务于十二月达到该地区，设立西南军政委员会，统筹西南全局。否则一百五十万人的财经问题将陷于极大困境。这里所说的一百五十万人，是指我军六十万人（其中二野全军五十万人，贺部十万人），张群所属国民党川、滇、黔、康四省军政人员据说有九十万人，主要是在四川。（三）根据你所说的大迂回方案，估计白崇禧部可能有一半或更多被我歼灭于广西境内，退到云南去的或者不很多。现在假定白匪主力退至云南，加上贵州之敌亦退至云南，加上云南卢汉等部，共有敌军十五万人左右，我仍应只以陈赓兵团十万人，加上地方游击部队（据说有二万余人）去对付，方有主动。因为路远粮缺，往返不易，如去两个兵团（二十万人），有陷入困境之虞。估计陈赓以十万人入云南，采取各个歼敌方法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不过时间略为延长些罢了。（四）请根据上述方针进行部署。（五）刘、邓于明日或后日由京经汉赴湘，指挥二野向四川进军。三、五两兵团，请令其补齐棉衣，进至湘黔边境待命。

毛泽东

酉皓

（选自《毛泽东选集》）

2.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

第一野战军，是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力部队之一。它是由抗日战争末期晋绥解放区和陕甘宁解放区的八路军和地方武装发展起来的。

晋绥野战军和晋绥军区野战纵队是为适应抗日战争转入大反攻的需要而成立的。1945年8月11日，中央军委命令成立晋绥野战军，隶属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建制，贺龙兼司令员，关向应兼政治委员（后李井泉），张宗逊任副司令员，李井泉任副政治委员，张经武任参谋长（后许光达代），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后孙志远）。下辖第358旅、独立第1、第2、第3旅和以后成立的独立第4、第5旅。8月21日，晋绥军区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建制内调出，直属中共中央军委领导。

1946年9月，从中原突围的第359旅回到陕甘宁解放区，后转隶晋绥军区建制。

1946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取消晋绥野战军和晋北野战军（于1946年6月组建，属晋绥军区建制）番号，将两野战军部队统一组成晋绥军区第1、第2、第3纵队。第1纵队张宗逊任司令员，廖汉生任政治委员，辖第358旅和独立第1旅；第2纵队王震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辖第359旅和独立第4旅；第3纵队许光达任司令员，孙志远任政治委员，辖独立第2、第3、第5旅。并将第1纵队调驻陕甘宁边区。

西北野战军的成立，是为了迎击国民党军对陕甘宁解放区的重点进攻。194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以晋绥军区第1纵队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所辖新编第4旅、教导旅、警备第1、第3旅，共6个旅2.8万余人组成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张宗逊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王世泰任副司令员，廖汉生任副政治委员，阎揆要任参谋长，徐立清任政治部主任。3月初，野战集团军以一部兵力出击陇东，以调动准备进攻延安之国民党军。3月13日，国民党军以34个旅25万余人，向陕甘宁解放区发动进攻。其中，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所部15个旅14万余人从南线直攻延安。为了加强陕北地区的作战指挥，3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所有驻陕甘宁解放区的野战部队和地方武装，统归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彭德怀和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指挥。同时，成立西北野战兵团，撤销“陕甘宁野战集团军”番号。彭德怀兼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张宗逊任副司令员，习仲勋任副政治委员，张文舟任参谋长，徐立清任政治部主任，王政柱任副参谋长。下辖第1、第2纵队（3月17日由晋中入陕归建）、教导旅和新编第4旅，共2.6万余人。

3月19日，西北野战兵团胜利完成了中共中央、人民解放军总部和人民群众安全撤离延安的任务。3月25日至5月4日，西北野战兵团以2万余人的兵力，在粮食、弹药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连续进行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3次战役，歼国民党军3个旅及地方团队一部共1.4万人。经过这三次战役，初步稳定了西北战局。5月下旬至7月上旬，西北野战兵团挥师陇东，北进三边，收复了环县、定边、安边、靖边等地，共歼西北行辕副主任马步芳、马鸿逵所部2400余人。巩固了解放区，并为战略反攻创造了条件。

1947年7月31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西北野战兵团正式定名为西北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宗逊任副司令员（翌年二月，任命赵寿山为第二副司令员），习仲勋任副政治委员，张文舟任参谋长，徐立清任政治部主任，王政柱任副参谋长。下辖第1、第2纵队、教导旅、新编第4旅。并组成中共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彭德怀为书记。8月初，晋绥军区第3、第4纵队入陕拨归西北野战军建制。西北野战军总人数达4.5万人。此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已转入战略进攻。西北野战军于8月6日发起榆林战役，调动了国民党军胡宗南部10个旅北上增援，策应了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赓）谢（富治）集团南下黄河挺进豫西的作战行动。随后，西北野战军适时转移兵力，于8月20日在沙家店一举歼灭胡宗南集团的精锐部队整编第36师主力，共6000余人，扭转了西北战局，开始由内线防御转入内线反攻。继之，于9月14日至16日进行了岔口、关庄追击战，歼国民党整编第1、第29军各一部共4000余人。至此，西北野战军打退了国民党军在西北的重点进攻。9月20日，由警备第1、第3旅和骑兵第61师组成西北野战军第4纵队，王世泰任司令员，张仲良任政治委员。纵队组成后，于9月25日至10月21日，会同第2纵队向黄龙地区挺进，先后攻占白水、石堡（今黄龙）、韩城、宜川等城镇。之后，第2纵队入晋南，解放吉县；尔后又会同晋冀鲁豫军区第8纵队解放运城、安邑等城镇。在此期间，西北野战军主力发起延清战役，歼国民党军8000余人，收复了延长、延川、清间、子长、绥德等城及延安东北广大地区。10月11日，由教导旅、新编第4旅组成西北野战军第6纵队，罗元发任司令员，徐立清任政治委员。至此，西北野战军已发展到5个纵队和1个直属山炮营，共7.5万人。

1947年冬至1948年春，西北野战军进行以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了群众性大练兵，提高了部队政治觉悟和战术技术水平。毛泽东对这一创造性的整军运动给予了高度评价。1948年1月上旬至中旬，召开了中共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贯彻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精神，讨论决定野战军转入外线作战的基本任务和各项政策，周恩来到会作了报告。2月24日至3月3日，西北野战军集中5个纵队发起宜川战役，一举歼灭国民党整编第29军军部、整编第27、第90师，共5个旅2.9万余人。这是西北野战军转入战略进攻后取得的第一个大胜利，从战略上有力地配合了中原战场人民解放军的作战。宜川战役后，西北野战军为扩大战果，于3月5日挥师南下，发起黄龙山麓战役，至3月9日，解放富县、黄陵、宜君，进逼蒲城。尔后以一部兵力围困洛川，主力于4月中旬挺进西府、陇东，至5月中旬，又歼国民党军2.1万余人，一度解放了西府和陇东广大地区，摧毁了国民党军在陕西宝鸡的重要补给基地，并于4月21日收复了革命圣地延安。

1948年7月，以晋绥军区独立第10、第12旅，组成西北野战军第7纵队，彭绍辉任司令员，孙志远代政治委员。同月，以晋绥军区第11、第14旅和骑兵旅组成西北野战军第8纵队，姚喆任司令员。两纵队组建后分别留晋中和晋绥地区作战。西府、陇东战役后，为配合东北、华东、中原及华北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决战，西北野战军于8月－11月间，先后发起了澄一、荔北和冬季3次战役，歼灭国民党军5.9万余人，牵制了胡宗南部于西北战场，有力地配合了其他战场的作战，并扩大和巩固了陕甘宁解放区，为尔后解放整个大西北地区创造了条件。

1949年2月1日，遵照中共中央军委1948年11月1日颁布的《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和1949年1月15日关于各野战军番号改按序数排列的决定，西北野战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宗逊、赵寿山任副司令员，阎揆要任参谋长，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王政柱、李夫克任副参谋长，张德生任政治部副主任。所属各纵队依次改称第1、第2、第3、第4、第6、第7、第8军，骑兵第1、第2旅改称骑兵第1、第2师，总兵力15.5万人。第7、第8军继续留晋中和晋绥地区作战。5月，第8军与绥蒙军区合并为绥远军区，隶属华北军区。为加速西北解放战争的进程，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决定，6月，第18兵团（周士第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辖第60、第61、第62军）、第19兵团（杨得志任司令员，李志民任政治委员，辖第63、第64、第65军）由晋入陕归第一野战军建制。第7军亦随同归建。同时，第一野战军原属6个军组成第1、第2两个兵团。第1兵团，王震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辖第1、第2、第7军；第2兵团，许光达任司令员，王世泰任政治委员，辖第3、第4、第6军。第一野战军总兵力已达34.4万人。在此期间，第一野战军先后发起春季战役和陕中战役，解放了西安及陕西中部广大地区。

第一野战军为贯彻中共中央军委关于解放大西北的战略部署，7月开始向西北国民党统治区深远后方进军。至9月，先后发起扶眉战役、陇东追击战和兰州、宁夏、河西战役，给胡宗南集团以沉重打击，迫使其退守秦岭，全部歼灭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马步芳和副长官马鸿逵所部，解放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4省。9月25－26日，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和新疆省政府主席鲍尔汉先后通电起义，新疆和平解放。10月10日至11月初，王震司令员率第1兵团部及第2、第6军以空运、车运和徒步行军方式进驻新疆。11月26日至12月中旬，第18兵团及第7、第19军在贺龙司令员指挥下，向秦岭以南追歼胡宗南部，相继解放武都、汉中、安康地区。至此，西北5省全部解放。嗣后，贺龙率第18兵团配合第二野战军进军四川，后归西南军区建制。第一野战军部队即转入清剿残匪，屯垦戍边。

1949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第一野战军与西北军区合并，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彭德怀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张宗逊、赵寿山任副司令员，甘泗淇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阎揆要任参谋长，王政柱、韩练成任副参谋长，张德生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第1兵团（兼新疆军区）、第2兵团（兼甘肃军区）、第19兵团（兼陕西军区），第1军和第65军分别兼青海和宁夏军区。12月下旬，新疆国民党军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兵团，陶峙岳任司令员，王震兼政治委员，辖第9军（赵锡光兼军长，张仲瀚任政治委员）及骑兵第7、第8师。1950年元月，长期坚持新疆革命斗争的民族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军（列斯肯任军长，顿星云任政治委员）。在此之前，于1949年9月，国民党甘肃省保安副司令兼师管区司令周祥初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独立第1军，周祥初任军长，张希英任参谋长；同月，国民党军第81军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独立第2军，马惇靖任军长，甄华任政治委员；12月，起义之国民党军第119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独立第3军，蒋汉诚任军长，黄忠学任政治委员。上述部队均隶属第一野战军建制。

1950年4月，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第一野战军和兵团番号撤销，所属部队归西北军区建制。

3.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

第二野战军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力部队之一。它是由抗日战争时期的晋冀鲁豫边区八路军和地方武装组建和发展起来的。

抗日战争转入大反攻时，为了最后消灭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并制止内战危机，中共中央于1945年8月11日发出指示，要求各战略区编组“超地方性的正规兵团”。8月20日，中央军委决定各战略区就现有兵力迅速抽出二分之一或五分之三，编为野战兵团，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和实现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遵照这个指示精神，刘伯承、邓小平同志令所属太行、太岳、冀南和冀鲁豫的八路军部队，分别编组成1～3万人的野战兵团。同时，党中央决定成立晋冀鲁豫军区，以刘伯承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滕代远、王宏坤为副司令员，薄一波为副政治委员，张际春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为参谋长，王新亭为政治部副主任。军区辖冀鲁豫、冀南、太行和太岳4个二级军区，以及刚起义的国民党第38军之第17师，共29万余人。

1945年9月初，晋冀鲁豫军区为举行上党战役，以冀南军区主力编为冀南纵队、太行军区主力编为太行纵队、太岳军区主力编为太岳纵队。10月7日，冀鲁豫军区主力编为第1纵队（辖第1、第2、第3旅），杨得志任司令员，苏振华任政治委员；冀南纵队改为第2纵队（辖第4、第5、第6旅），陈再道任司令员，宋任穷任政治委员；太行纵队改为第3纵队（辖第7、第8、第9旅），陈锡联任司令员，彭涛任政治委员；太岳纵队改为第4纵队（辖第10、第11、第13旅），陈赓任司令员，谢富治任政治委员。同时，晋冀鲁豫军区组成25个团的架子，调往东北。(www.daowen.com)

1945年11月10日，第1纵队奉中央军委命令，在开往东北途中到达晋察冀军区，后因形势变化留该军区担负作战任务。

11月11日，在邯郸战役中起义的国民党新编第8军改名为民主建国军，高树勋为总司令，加入晋冀鲁豫军区序列。

11月中旬，以太行军区主力组成第6纵队（辖第16、第17、第18旅），王宏坤兼司令员（后由王近山代司令员），段君毅任政治委员；以冀鲁豫军区主力组成第7纵队（辖第19、第20、第21旅），杨勇任司令员，张霖之任政治委员。同期，因中央军委拟调第4纵队（不含第11旅）去东北，组成第8纵队（辖由第11旅改称的第22旅、新组建的第23旅、军区独立旅改称的第24旅），谢富治任司令员，王鹤峰任政治委员。12月初，中央军委决定第4纵队不去东北，仍留太岳军区。随后，第4纵队与第8纵队（不含第24旅）合并，称为第4纵队（仍辖原第10、第11、第13旅及第23旅），陈赓任司令员，谢富治任政治委员。第24旅改为太岳军区独立旅。

这时，各二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是：冀鲁豫军区司令员王秉璋、政治委员张釜；冀南军区司令员杜义德、政治委员李菁玉；太行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政治委员李雪峰；太岳军区司令员王新亭、政治委员聂真。

1946年5月15日，国民党第38军副军长孔从周率第55师于河南巩县起义，后与第17师会合，被命名为西北民主联军第38军，孔从周为军长，汪锋为政治委员至1946年6月中旬，晋冀鲁豫军区部队除精简整编和调往其他地区的以外，尚有野战军5个纵队，连同地方部队共27万人。

从1945年秋季开始，晋冀鲁豫军区正规兵团和地方部队对日寇进行大反攻，同时对国民党军的进犯给予坚决的回击，曾先后在上党地区歼灭国民党进犯军13个师，在邯郸地区歼灭沿平汉路北犯的国民党军两个军，并争取1个军起义。这两次作战，打击了蒋介石的内战气焰，保卫了抗战的胜利果实，对争取和平民主和支援我军在东北的展开起了重要作用。

在国民党与我党签订停战协定后，晋冀鲁豫军区部队除坚决执行和维护停战协定，击退敌人对我解放区的蚕食和偷袭外，各部队展开了大练兵运动，并积极参加地方减租减息和生产运动，为对付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作了充分的准备。

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晋冀鲁豫军区处于解放区南线的中央，除要粉碎敌人对本区的进攻外，还担负着前与中原、左与华东、右与陕甘宁我军进行战略配合和策应的重要任务。据此，军区于6月27日，以第3、第6、第7纵队（后增加第2纵队）和冀鲁豫军区主力一部组成野战军，由刘伯承、邓小平等率领，担负豫东方向的作战任务。接着，于7月14日组成野战军指挥部，由邯郸开赴冀鲁豫前线指挥作战。军区的工作由滕代远、薄一波等负责。

1946年7月至10月间，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刘伯承、邓小平的指挥下，连续取得出击陇海、定陶、巨野和鄄（城）南等战役的胜利，予敌以沉重的打击。与此同时，陈赓率领的第4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在晋南辗转机动作战，接连取得闻（喜）夏（县）、同蒲、临（汾）浮（山）等战役的胜利。军区各地方武装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有力地配合了野战军作战。1946年11月至1947年2月，第4纵队在晋绥部队的协同下，取得吕梁、汾（阳）孝（义）战役的胜利；野战军主力取得了滑县、巨（野）金（乡）鱼（台）等战役的胜利。1947年3月－5月，为粉碎敌人对山东和陕甘宁解放区的重点进攻，野战军又分别在晋南和豫北进行战略性反攻，歼敌6万余人，克城30多座，并为转入战略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此期间，为建立战略机动的枢纽，1946年12月12日，以冀鲁豫军区水东军分区与华中军区第8军分区扩建为豫皖苏军区，张国华任司令员，吴芝圃任政治委员。同年12月20日，第1纵队由晋察冀军区归建。1947年3月16日，第1纵队与第7纵队合并为第1纵队，由杨勇任司令员，苏振华任政治委员。

到1947年6月，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已发展到42万人，其中野战军为5个纵队，炮兵和工兵的建设有进一步发展，各二级军区所辖独立旅已达10个。

遵照党中央关于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战略方针，1947年6月10日，由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第1、第2、第3、第6纵队组成晋冀鲁豫南征野战军（亦称刘邓大军），执行挺进中原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战略任务。6月23日，野战军指挥部率南征大军由安阳地区向楼阳、寿张地区出动。6月30日晚，刘邓野战军4个纵队12万余人在冀鲁豫军区部队的配合下，发起鲁西南战役，歼敌4个师部、9个半旅6万余人，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

1947年7月2日，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军区决定以太岳、太行、冀南、冀鲁豫军区主力与原中原军区部队一部（原第5师），依次组成第8纵队（辖新组成的第22、第24旅和第23旅），由王新亭任司令员；第9纵队（辖第25、第26、第27旅），由秦基伟任司令员、黄镇任政治委员；第10纵队（辖第28、第29、第30旅），由王宏坤兼司令员、刘志坚任政治委员；第11纵队（辖第31、第32、第33旅），由王秉璋任司令员、张霖之任政治委员；第12纵队（辖第34、第35旅），由赵基梅任司令员、文建武任政治委员。

1947年7月27日，中央军委决定：以陈赓、谢富治纵队与秦基伟、黄镇纵队及孔从周、汪锋之第38军组成一个集团，统受陈赓、谢富治指挥，挺进豫西创建鄂豫陕根据地，以协助陕甘宁我军击破胡宗南的进攻，并配合刘邓大军“大举出击，经略中原”。

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后，在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和第11纵队的掩护下，胜利到达大别山区，迅速完成战略展开。同时，陈谢集团（含第8纵队之第22旅）从晋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随后，与挺进豫皖苏的陈毅、粟裕所部队协同作战，创建中原解放区，有力地配合了我军其他战场转入战略进攻。到1947年11月底，第12纵队、第10纵队先后进入大别山，与刘、邓主力会合。经过半年作战，刘邓、陈谢两军歼敌近15万人，创建了鄂豫、皖西、江汉、桐柏和鄂豫陕5个军区，以及31个军分区和各级民主政权。这时，第10、第12纵队和第1第12、第19、第25、第28旅以及第38军之第17、第55师等野战部队，均分别作为新建军区和军分区的基干部队。

为适应解放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加强集中统一领导，进一步扩大作战规模，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于1948年5月9日指示重建中原军区，并将晋冀鲁豫野战军团改称中原野战军。中原军区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陈毅任第一副司令员（仍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李先念任副司令员，邓子恢任副政治委员，张际春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

中原军区辖鄂豫军区（有5个军分区），王树声任司令员，段君毅任政治委员；皖西军区（有3个军分区），曾绍山任司令员，彭涛兼政治委员；豫皖苏军区（有8个军分区、1个独立旅），张国华任司令员，吴芝圃任政治委员；豫西军区（由第38军军直与第4纵队后方司令部合并组成，有6个军分区），李成芳代司令员，张玺兼政治委员；桐柏军区（有3个军分区及第28旅），王宏坤任司令员，刘志坚任政治委员；江汉军区（有3个军分区、1个独立旅），张才千任司令员，刘建勋任政治委员；陕南军区（有两个军分区及第12旅、第17师），刘金轩任司令员，汪锋任政治委员。

中原野战军共有7个纵队：第1纵队（辖第1、第2、第20旅），杨勇任司令员，苏振华任政治委员；第2纵队（辖第4、第6旅），陈再道任司令员，王维纲任政治委员；第3纵队（辖第7、第8、第9旅），陈锡联任司令员、彭涛任政治委员；第4纵队（辖第10、第11、第13、第22旅），陈赓任司令员，谢富治任政治委员；第6纵队（辖第16、第17、第18旅），王近山任司令员，杜义德任政治委员；第9纵队（辖第26、第27旅），秦基伟任司令员，黄镇任政治委员；第11纵队（辖第31、第32、第33旅），王秉璋任司令员，张霖芝任政治委员。

中原野战军组成前后，与华东野战军主力协同作战，先后进行了洛阳、宛西、宛东、豫东、襄樊等战役，削弱了中原敌人的有生力量，为我军尔后进一步开展中原和华东战局，求歼敌军主力于长江以北创造了条件。

1948年10月下旬，中原野战军主力解放郑州和开封后，于11月至翌年1月，在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领导下，与华东野战军一起进行了举世闻名的淮海战役，歼灭国民党军刘峙集团55.5万余人，使淮海地区全部获得解放。

1949年2月5日，中原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和部队番号的命令，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张际春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野战军辖第3、第4、第5兵团，共9个军。

第3兵团司令员陈锡联、政治委员谢富治，辖第10军（由兵团副司令员杜义德兼任军长、王维纲任政治委员）、第11军（曾绍山任军长、鲍先志任政治委员）、第12军（由兵团副司令员王近山兼任军长和政治委员）。

第4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辖第13军（周希汉任军长、刘有光任政治委员）、第14军（李成芳任军长、雷荣天任政治委员）、第15军（秦基伟任军长、谷景生任政治委员）。

第5兵团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苏振华辖第16军（尹先柄任军长、王辉球任政治委员）、第17军（王秉璋任军长、赵健民任政治委员）、第18军（张国华任军长、谭冠三任政治委员）。

2月12日，成立野战军特种兵纵队，由野战军参谋长李达兼任司令员及政治委员，扩建了野战军后勤领导机构和部队，由段君毅任后勤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经过整编，第二野战军的总兵力达28万余人。

1949年4月20日，第二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与第三野战军并肩发起渡江战役。4月21日黄昏，第二野战军自马垱和贵池间突破敌长江防线，乘胜追歼溃逃之敌。至5月6日，切断敌东南大动脉浙赣线，解放皖南及闽浙赣边区广大地区，并参加了接管南京、南昌等城市的工作。根据中央军委关于进军华南和西南的指示，刘伯承、邓小平同志于8月19日下达了“川黔作战的基本命令”。11月，第二野战军主力在第一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各一部的协同下，以大迂回、大包围的行动，向川黔进军，举行了成都战役。野战军第4兵团在参加解放广东和广西的作战后与第四野战军一部向云南进军。至12月底，歼灭胡宗南等部90余万人（包括敌军起义、投诚在内）。1950年春，野战军主力一部发起滇南战役，歼灭敌人2.5万多人。3月中旬至4月初，我军另一部挺进西昌，歼敌万余人。至此，西南全境除西藏外，均获得解放。

1950年2月22日，中央军委指示，以第二野战军的领导机构为基础，成立西南军区，贺龙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下辖西康、川西、川北、川东、川南、云南、贵州、西藏8个军区。5月，根据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第二野战军并入西南军区，取消兵团和野战军机构。

4.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

第三野战军，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力部队之一。它是由抗日战争时期的新四军和八路军山东军区部队一部逐步改编扩建而成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遵照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罗荣桓等率领山东军区部赴东北，陈毅等率领新四军军部及第7师、第2师第4和第5旅、第4师第9旅、苏浙军区第2和第4纵队及苏中军区教导第1旅等部，由华中先后北上，执行巩固和发展山东解放区的任务。

留在华中的新四军部队，于1945年10月25日成立华中军区，张鼎丞任司令员，邓子恢任政治委员。粟裕、张爱萍任副司令员，谭震林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钟期光任政治部副主任，辖苏中、淮南两个军区及四个军分区，全部兵力约13.5万余人。同年11月10日，正式组成华中野战军，粟裕任司令员，谭震林任政治委员，刘先胜任参谋长，下辖第6纵队，王必成任司令员，江渭清任政治委员；第7纵队，吉洛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8纵队，陶勇任司令员；第9纵队，张震任司令员。全部兵力约4.7万余人。华中野战军在建制上属华中军区，在战略行动上受陈毅指挥。

1946年1月7日，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新四军军部兼山东军区领导机关，新四军军长陈毅兼山东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饶漱石兼山东军区政治委员，副军长张云逸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黎玉任新四军副政治委员兼山东军区副政治委员，陈士榘任新四军参谋长兼山东军区参谋长，舒同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兼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山东军区辖滨海、鲁中、鲁南、胶东、渤海等五个二级军区，全部兵力约20万人。

与此同时，组成山东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黎玉任政治委员，宋时轮任参谋长，唐亮任政治部主任，辖第1纵队（含第1、第2、第3旅），叶飞任司令员，赖传珠任政治委员；第2纵队（含第4、第5、第6旅），罗炳辉任司令员，赵启民任政治委员；第7师（含第19、第20、第21旅），谭希林任师长，曾希圣任政治委员；第8师（含三个团）何以祥任师长，丁秋生任政治委员。总兵力约7.4万余人。

山东与华中我军在统一编组的同时，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向日伪军进行大反攻，并坚决回击国民党正规军的进犯。经过五个多月的作战，歼敌近4万人，解放县城及重要市镇约90处，巩固和发展了华中与山东解放区。

从1946年3月起，山东和华中野战军在进行“百日”大练兵运动中及其以后，进一步调整了部队的战斗序列。5月间，中央军委任命罗炳辉为新四军第二副军长兼山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韦国清为第2纵队司令员。同时，华中野战军第8纵队改为第1师，粟裕兼师长和政治委员；第6纵队改为第6师，谭震林兼师长和政治委员；第7、第9纵队番号不变；华中第5军分区基干武装及向我投诚的赵云祥部改编为第10纵队，谢祥军任司令员，刘培善任政治委员。6月2日，华中分局和华中军区决定：以第7纵队兼苏中军区，第9纵队兼淮北军区，第10纵队兼苏北军区。7月，东江纵队等部和中原军区第13旅，先后到达胶东和苏皖解放区，分别编入山东和华中我军。至此，山东与华中野战军13万余人，军区部队26.6万余人。

1946年夏季，蒋介石集中约占其进犯解放区总兵力三分之一的正规军，即62个旅（师）约50万人开始向我华东解放区进攻。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山东、华中野战军和军区部队，分数路迎击进犯之敌。至1947年2月，我军在苏中、淮北、淮南及宿北、鲁南和莱芜等地区连续作战，歼敌有生力量约30万人，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对华东解放区的全面进攻。

1947年第一季度，山东与华中我军进行统一整编，撤销山东军区、山东野战军和华中军区、华中野战军，组成华东军区和华东野战军。华东军区以陈毅为司令员，饶漱石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司令员，黎玉为副政治委员，陈士榘为参谋长，舒同为政治部主任，辖鲁南、鲁中、胶东、渤海、苏北、苏中等六个军区及滨海分区和东江纵队，共约36.6万余人。华东野战军以陈毅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为副司令员，谭震林为副政治委员，陈士榘为参谋长，唐亮为政治部主任。辖第1纵队（含第1、第2、第3师和独立师），叶飞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2纵队（含第4、第5、第6师），韦国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3纵队（含第7、第8、第9师），何以祥任司令员，丁秋生任政治委员；第4纵队（含第10、第11、第12师），陶勇任司令员，王集成任政治委员；第6纵队（含第16、第17、第18师），王必成任司令员，江渭清任政治委员；第7纵队（含第19、第20、第21师），成钧任司令员，赵启民任政治委员；第8纵队（含第22、第23、第24师），王建安任司令员，向明任政治委员；第9纵队（含第25、第26、第27师），许世友任司令员，林浩任政治委员；第10纵队（含第28、第29师），宋时轮任司令员，景晓村任政治委员；特种兵纵队，陈锐霆任司令员，张潘任政治委员。

另外，原华中野战军第7纵队改为第11纵队，兼苏中军区（辖第31、第32旅和三个军分区），管文蔚任司令员，吉洛任政治委员；第10纵队与苏北军区一部合编成第12纵队，兼苏北军区（辖第34、第35旅和三个军分区），陈庆先任司令员，曹荻秋任政治委员。

整编后，华东野战军约有27.5万余人（不包括第11、第12纵队）。

从1947年3月起，蒋介石先后集中24个整编师、60个旅约45万人向我山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4月下旬，华东野战军在泰安歼敌第72师。接着，转移至蒙阴、新泰和莱芜以东地区隐蔽集结。至7月底，举行了孟良崮及南麻、临朐等战役，歼敌近8万人，其中孟良崮战役全歼国民党军精锐整编第74师3.2万余人，基本上粉碎了敌人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

1947年8月，遵照党中央关于将战争引向蒋管区的战略方针，中共华东野战军前委确定：以第1、第3、第4、第6、第8、第10纵队及特种兵纵队组成外线兵团，由陈毅和粟裕率领，执行外线进攻作战任务；以第2、第7、第9纵队和新组建的第13纵队（该纵队由周志坚任司令员，廖海光任政治委员）组成内线兵团，由许世友和谭震林率领，担负山东内线作战任务；以第11、第12纵队和各军区武装继续坚持敌后斗争，配合外线和内线兵团作战。

9月初，蒋介石集中20个旅向胶东解放区进攻。华东野战军内线兵团为吸引敌人，策应外线兵团作战，集中4个纵队，在军区武装的配合下连续作战5个月，歼敌有生力量6.3万余人，迫敌撤出胶东腹地，彻底粉碎了敌人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

9月下旬，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除留第10纵队等部在鲁西南继续箝制敌人外，主力分5路于徐州和开封间横越陇海路，挥戈南下豫皖苏区，于12月下旬，连续举行了进军豫皖苏、破击陇海路和平汉破击战（与陈谢兵团共同举行的）等战役，歼敌7万余人，配合刘邓和陈谢大军恢复并扩大了中原解放区，粉碎了敌人在中原战场上的防御体系。同时吸住国民党军约90个旅，减轻了我其他战场的压力，完成了党中央赋予的将战争引向蒋管区的战略任务。

1948年1月－3月，华东军区和华东野战军，先后开展新式整军运动。随后，根据战争形势发展，华东野战军以第1、第4、第6纵队组成第1兵团（亦称粟裕兵团），粟裕兼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叶飞任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治委员，金明任第二副政治委员，张震任参谋长，钟期光任政治部主任，准备挺进江南，担负开辟华南战局的任务（后该兵团奉命仍留中原作战）；以第7、第9、第13纵队及渤海纵队（1948年2月组建的，袁也烈任司令员）组成第2兵团（亦称山东兵团和许谭兵团），许世友任司令员，谭震林兼政治委员，兵团继续留在山东执行内线作战任务；以第3、第8、第10纵队组成第3兵团（亦称陈唐兵团），陈士架兼司令员，唐亮兼政治委员，兵团归刘伯承、邓小平统一指挥。抽调原内线兵团之第2纵队南下华中，会同原在华中的第11、第12纵队组成第4兵团（亦称苏北兵团和韦吉兵团），韦国清任司令员，陈丕显任政治委员（后未随兵团行动），吉洛任副政治委员，兵团留苏北地区执行进一步开展华中战局的任务。这时，华东野战军36万余人，华东军区部队38万余人。

1948年5月上旬，中央军委决定陈毅到中原局工作，并任命他为中原局第二书记和中原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仍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5月21日，中央军委决定粟裕全权指挥华东野战军。6月至7月，华东野战军第1、第3、第4、第6、第8、第10纵队，两广纵队（原东江纵队）和中原野战军第9、第11纵队，在粟裕等同志的统一领导指挥下发起豫东战役，歼敌9万余人。至8月，山东兵团连续举行了胶济路西段（周村、张庄）、胶济路中段（潍县）、津浦路中段（兖州）等战役，共歼敌14万余人。同时，陈唐兵团会同中原野战军陈谢兵团解放洛阳，歼敌2万余人；苏北兵团先后进行了益林、盐（城）南、陇海路东段、众兴和涟水等战役战斗，歼敌2万余人。

1948年秋，华东野战军主力奉命在中原野战军之第9、第11纵队及部分军区部队的配合下，发起了济南战役，全歼守敌10万余人，生俘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使山东省除青岛等少数城市外全部获得解放。同年11月上旬，华东和中原两大野战军在部分军区部队的配合下进行淮海战役，歼灭敌军55.5万余人，解放了长江以北广大地区，为我军渡江和解放江南大地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1949年2月，遵照中央军委的统一命令，华东野战军正式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陈毅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为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谭震林为第一副政治委员，张震为参谋长，唐亮为政治部主任。辖4个兵团和1个特种兵纵队。

第7兵团，王建安任司令员，谭启龙任政治委员，姬鹏飞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迎希任参谋长，辖第21军（含第61、第62、第63师），滕海清任军长，康志强任政治委员；第22军（含第64、第65、第66师），孙继先任军长，丁秋生任政治委员；第35军（含第103、第104、第105师），吴化文任军长，何克希任政治委员。

第8兵团，陈士榘任司令员，袁仲贤任政治委员，江渭清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何以祥任参谋长，辖第24军（含第70、第71、第72师），王必成任军长，廖海光任政治委员；第25军（含第73、第74、75师），成钧任军长，黄火星任政治委员；第26军（含第76、第77、第78师），张仁初任军长，王一平任政治委员；第34军（含第100、第101、第102师），何基沣任军长，赵启民任政治委员。

第9兵团，宋时轮任司令员，郭化若任政治委员，覃健任参谋长，谢有法任政治部主任，辖第20军（含第58、第59、第60师），刘飞任军长，陈时夫任政治委员；第27军（含第79、第80、第81师），聂凤智任军长、刘浩天任政治委员；第30军（含第88、第89、第90师），谢振华任军长，李干辉任政治委员；第33军（含第97、第98、第99师），张克侠任军长，韩念龙任政治委员。

第10兵团，叶飞任司令员，韦国清任政治委员，陈庆先任参谋长，刘培善任政治部主任，辖第28军（含第82、第83、第84师），朱绍清任军长，陈美藻任政治委员；第29军（含第85、第86、第87师），胡炳云任军长，张藩任政治委员；第31军（含第91、第92、第93师），周志坚任军长，陈华堂任政治委员。

特种兵纵队番号不变，陈锐霆任司令员，张凯任政治委员。

以胶东军区武装编为第32军（辖第94、第95师），谭希林任军长，彭林任政治委员，暂归山东军区指挥。两广纵队拨归第四野战军建制，曾生任司令员，雷经天任政治委员。这时，华东军区约42万人，第三野战军约58万余人。第三野战军组成后，主力于3月中旬进至庐江、无为、除县、六合、扬州和如皋一线，进行渡江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4月中旬，第三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发起渡江战役，4月23日解放了国民党22年反动统治的中心南京。随后解放了杭州和我国最大的城市上海。至6月1日，京沪杭战役胜利结束，歼敌约40万余人。

第7兵团在第二野战军与华东军区一部的配合下，解放了浙江省及沿海大部分岛屿。第10兵团于7月上旬由苏州地区车运南下，向福建进军，8月17日解放了福建省会福州市。接着又举行了漳（州）厦（门）金（门）战役，至10月中旬，解放了福建省及沿海大部分岛屿，歼敌约10万余人。

为了完成中央军委所赋予的各项任务及建设现代化的革命军队，统一和加强华东地区的军政领导，华东军区与第三野战军的领导机关于1949年7月合并（其名义仍保留）。同时，对野战部队的机构先后进行了较大调整：第7兵团兼浙江省军区，该兵团第23军拨归结9兵团建制，第35军全部地方化；第8兵团部撤销，大部与华东军政大学合并，组成新的华东军政大学（陈毅兼校长和政治委员），小部与第34军军部合并组成南京警备司令部（含第24和第25军），第26军拨归第9兵团建市；第9兵团第20、第23、第26、第27军，准备执行解放台湾的任务（后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第30、第33军调归凇沪警备司令部建制；第10兵团在福州市解放后，即兼福建省军区。

至1949年12月，第三野战军发展到82.5万余人。

1950年1月3日，中央军委决定撤销第三野战军第30和第35军番号，其成员拨归华东海军建制。8月，撤销第二野战军前委，组成新的华东军区党委，以陈毅为第一书记，粟裕为第二书记，唐亮为第三书记。野战军部队全部归华东军区领导。11月，以第29和第32军军部组建为铁道公安司令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