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广粉　陈天峰

美国华裔文学是美国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它的概念的界定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美国华裔文学的界定一般有三个条件——作者在美国生活并受教育；用英文写作；作品写他们在美国的生活经历和体验。以此来界定，首次用英文发表作品的华裔作家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这一个世纪的创作中，华裔作家取得了辉煌的业绩，引起了美国、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学术界与文学界的广泛关注。

华裔作家作品以小说最为丰富，戏剧虽然没有小说那么繁荣，但也不可忽视。赵建秀（Frank Chin）在七十年代出版的两部戏剧《鸡笼里的中国佬》（The Chickencoop Chinaman，1972）和《龙年》（The Year of Dragon，1974）填补了华裔戏剧的空白。《鸡笼里的中国佬》是第一部在美国剧院正式演出的华裔作家的剧本，而《龙年》由纽约的美国剧团演出，并且是第一部在全美电视上播出的亚裔戏剧。其后又有黄哲伦的“美国华裔三部曲”——《刚下船的中国人》、《舞蹈和铁路》、《家庭忠诚》让华裔作家的戏剧作品为更多美国人所熟知，黄哲伦1988年的作品《蝴蝶君》还获得了托尼奖、戏剧桌奖、洛杉矶戏剧评论家奖等殊荣。赵建秀的戏剧虽然没有获得很高的荣誉，但他却是华裔戏剧创作与探索的第一人，在当时是为华裔尤其是华裔男性“呐喊”的最强音。他的作品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依托，重新塑造了华裔男性形象，展现了华裔男性粗犷、阳刚、强悍的一面，对丰富华裔人物形象，繁荣华裔戏剧，探索建构华裔文化的途径都有积极意义。

华裔作家的界定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上的华裔作家包括白先勇、聂华苓、於梨华等用中文写作的第一代华人移民和用英文写作的在美国出生成长的第二代华裔，而狭义上的华裔作家只包括后者，赵建秀便是第二代华裔作家的中坚力量。他自称是迄今为止美国历史上唯一非基督教徒的华裔美国人，他作为出生在美国的第五代华裔对中国文化仍然保持着很高的崇敬与热衷，他的反叛意识与特立独行让他成为华裔作家中一颗与众不同的明星，他反对白人种族偏见和歧视，坚持纯粹的华裔美国人属性，所以被誉为“华埠牛仔”、“亚裔美国文学匪徒”、“文化战士”与“愤怒青年”。赵建秀对于美国主流社会对华裔、尤其是华裔男性的扭曲表现出极大的愤慨，他分析了美国主流社会所歪曲的亚裔男人的固定模式：“无论是好汉还是歹徒，都称不上男子汉……都是些女人气十足、柔弱无能的懦夫，全然没有那种闯天下、大无畏、健壮刚毅、富有创造力的传统男性特点。”［1］赵建秀一直认为整个华裔在美国的历史就是美国主流文化对华人华裔排斥、歧视、“变性”甚至是妖魔化的历史，所以他认为自己写作的任务就是重塑华裔男性形象，挑战主流文化对于华裔男性的歪曲。

另外，他还批判了汤亭亭、谭恩美等女作家在作品中对华裔男性的歪曲的描写，他称“这些‘伪’华人作家们利用自己的‘东方背景’去赢得主流社会的青睐，以从中获利。他认为他们展示的华裔特性是有选择的、带有表演性质和奴颜婢膝的”［2］，批判她们是以诋毁自己的种族、自己的历史来捞到白人的“二等白人身份”的认可。华裔作家以女性居多，而她们作品中的主人公也是以女性形象为主，女作家们对男性主人公话语权的剥夺和负面男性角色的塑造，以及早期的华人作家塑造的肥胖、笨嘴拙舌、没有一点男人味的陈查理和阴险狡诈的傅满洲形象，进一步强化了美国主流社会对华裔男性的模式化形象，并且使这种刻板丑陋的华裔男性形象广为流传，对于华裔男性的形象树立以及他们在美国社会的生存都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影响，赵建秀从中国传统和中国古典作品中看到了华人男性具有创造性、勇敢、果断、阳刚的一面，所以，他便开始在自己的作品中构建“华裔男性英雄”的形象，以回击和挑战美国主流社会以及华裔女作家们对华裔男性的人为扭曲和精神阉割。他以《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为借鉴，企图建立亚裔美国文学英雄传统，以恢复亚裔美国人男性气概、转变长期被女性化的男性猥琐形象、解构白人歧视性的刻板“中国佬”形象。他的“呐喊”与探索对于丰富华裔文学作品人物形象，塑造果敢、阳刚的华裔男性形象，以及华裔文化的探索都起到了推动作用，具有积极意义。

“在美国从事写作的华裔或亚裔作家，似乎并不能够完全天马行空般地自由创作，写作本身几乎成为一种生存方式，一种向拥有不同文化与民族性的读者有限度地展现自己的途径。”［3］赵建秀的两个剧本《鸡笼里的中国佬》和《龙年》大都含有自传的成分，作者通过作品主题表达了对美国社会种族歧视的愤怒以及重建华裔文化传统的精神需求。正如新版的《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对美国亚裔自传体写作所描述的那样，他们“从一个亚裔美国人的自身角度来讲述亚裔美国人自己的故事，要把被种族主义破坏或否定了的文化根基重新恢复起来”［4］，这也是对赵建秀戏剧作品主题的揭示。

赵建秀在重塑华裔男性形象之前，首先借剧中主人公之口讽刺了美国人所脸谱化、定型化的“中国佬”的形象，《鸡笼里的中国佬》的主人公谭·林（Tam Lim）上台就对“中国佬”一词做了这样的阐述：“中国佬是造出来的，不是生出来的，我亲爱的。从帆船运输、谎言、铁路碎铁、黄色笑话、破酒瓶子，雪茄烟雾，……酒鬼的唾沫，还有记忆缺失症患者的乳汁里给造出来的。……我亲爱的，先有那个词儿！然后才有我！那个词儿就是中国佬，然后有我。……我活在那个词儿里！那个词儿是我的遗产……”［5］谭·林愤世嫉俗的抱怨表露了作者对“中国佬”这一定型化的蔑称的讽刺与不满，而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赤裸裸的种族歧视和恶意扭曲。华裔要想在美国社会真正获得社会地位，首先必须要得到正确的称谓，而“中国佬”这种不公正的称谓一开始就为移民的自立以及融入美国社会带来巨大障碍。

赵建秀渴望重建华裔男性的英雄形象，但实际上在生活中却没有这样的形象，因此他把希望寄托在了梦想与想象中，借虚构的强悍的、伟岸的、具有阳刚之气的男性形象来表达自己对理想的华裔男性的建构。在《鸡笼里的中国佬》中，作者首先塑造了叛逆的华裔儿子谭·林的形象，在这个儿子心目中渴望有一个强悍的父亲，而主人公的父亲却是一个老洗碗工，他害怕白种老妇人透过钥匙孔对他窥视而穿着衣服洗澡。这个父亲形象懦弱、胆小、无能，这对于敏感而有叛逆精神的年青一代而言已经是缺席或死亡了的形象。作为作家兼纪录片制作者的谭·林要拍摄一位黑人拳王英勇的父亲的故事。那位黑人拳王是叛逆精神的具象，他在与人打斗时即便是血水、汗水凝结在皮肤和头发上，仍旧会不屈不挠地说：“我的确喜欢这种战斗。”就是这位斗士亲口讲述他的父亲的故事。那是一位脊背上留有鞭痕以及被恶狗咬过的伤疤、坚强而从不屈服的父亲。作者对比两个截然不同的父亲形象表明了自己的观点，那位懦弱胆小的华裔父亲形象是作者所鄙弃的，而这位传说中的坚强不屈、勇敢的父亲正是赵建秀理想中的华裔男性形象的化身，是年轻人学习的榜样，也是具有叛逆精神的年轻人获得鼓舞和慰藉的精神动力之源。文中谭·林对于这位黑人父亲的崇拜与推崇表明了作者对于英雄式的、“硬汉”式的华裔男性的渴望。

赵建秀正是借助这种略带虚无主义色彩的写作方式表达了自己对华裔男性形象建构的设想。但赵建秀理想的“华裔英雄形象”虽然具备了阳刚、果敢、强悍的一面，却与中国传统中的男子汉的理解并不是完全吻合的，他只是借鉴《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等古典作品中的一些人物形象的表面特征，企图以塑造一种具有进攻性、好战等特征的人物来重塑华裔男子汉形象，而实质上这种“硬汉形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只是所谓的“男子汉”的理解的一个分支，甚至并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综观中华文化两千年来的历史，儒家思想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儒家文化才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主流，而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是“礼”、“仁”，它讲究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儒家所理解的男人都是谦谦君子、温柔敦厚，具有温、良、恭、俭、让的品行，这些人知书达理、敢作敢为、敢爱敢恨、不畏邪恶，同时兼具了儒雅之风与阳刚之气，而不仅仅如赵建秀所期望的那样勇猛强悍，所以赵建秀所塑造的形象可以说并非是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框架中脱胎而来的男子汉形象，这种英勇善战、刚毅果敢的性格实质上更多的是中国民间文化中对“男子汉”的一种理解，而这种脱胎于中国民间文化的“硬汉”形象也契合了古希腊的英雄主义传统，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都是以英勇善战、坚强果断著称的，而美国文化也沿袭了这种英雄传统，所以赵建秀在中国古典作品中所搜寻来的“男子汉”形象实质上在某种意义上刚好是迎合了美国社会对男子汉的评判标准，或者说赵建秀的目的便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依托，建立一个可以被美国社会所接受、认可的华裔男性形象，虽然他也许是无意识中遵循了美国社会的评判思想。

赵建秀所塑造的这种完全不同于以前的和同期的女作家笔下的男性形象有许多积极意义蕴含在里面。赵建秀一直怀着正义感，为长期在美国社会受压制的华裔美国人鸣不平，塑造有族裔觉悟和反抗精神的华裔美国人形象，以匡正美国主流社会和华裔作家丑化的华人形象，同时抨击他认为存在于少数族裔中的奴性，唤醒他们的民族觉悟。他是一百年来华人以呐喊和抗争为主题写作的源头，他所建构的理想的华裔男性形象丰富了华裔文学人物形象，赵建秀的戏剧作品不仅填补了华裔戏剧作品的空白，而且对于女作家作品中充斥的懦弱无能的男性形象起到了的“拨乱反正”的作用。(www.daowen.com)

赵建秀企图借助中国的传统文化资源颠覆被美国主流文化和部分华裔作家扭曲了的华裔男性形象，然而，在华裔男性形象的建构过程中，他并没有抓中华文化的文化之根，没有以占主导地位的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为准绳，而是选择了自己所需要的部分进行了改良，这种对中国文化的改良与选择表明，赵建秀甚至是更多的美国华裔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利用和改造，目的并不在于传承中国文化，而在于建构能够被美国主流社会认可的华裔形象，在‘东方主义’的裂缝中为华裔开拓出生存的空间。”［6］这也是赵建秀戏剧创作的文化意义与社会意义所在，虽然赵建秀的创作并没能为华裔提供出一条可供实行的道路，但他的探索的积极意义仍是十分值得肯定的。

参考资料：

［1］尹晓煌、徐颖果译：《美国华裔文学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宋伟杰：《臣服·激愤·婉讽——美国华裔英文文学三作家、三群落、三阶段》，《美国研究》1995年第1期。

［3］同上。

［4］高小刚：《乡愁以外：北美华人写作中的故国想象》，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5］Frank Chin:The Chickencoop Chinaman and The Year of the Dragon，(Seattle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90．

［6］张卓：《美国华裔文学中华裔自我形象的建构》，《学术交流》2006年第3期。

作者单位：《当代戏剧》杂志社；西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