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的中国社会，虽与元剧中贤母们生活的年代大不相同，但在父母对子女的期待方面，在社会对优秀人才的需求方面，是没有差别的，因而过去的一些有益的东西是值得我们汲取的。

现在的孩子大多是独生子女，在家庭中，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给与了孩子太多的关爱与照顾，物质上竭力满足，生活上无微不至，唯恐孩子受一点委屈，从表面上看现在的孩子并不缺乏爱。可其实呢？这种片面的爱所导致的创伤愈发深刻地显示出来。有的父母为了满足一己心愿，不顾孩子的感受：自己小时候受过苦，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就尽量不让自己的孩子受苦，并且认为这就是对孩子的爱；还有的父母盲目与别人攀比，看到别人家的孩子有什么，就一定要给自己的孩子也办到，认为这就是对孩子的爱。殊不知长此以往，在不知不觉间让孩子习惯于得到，而不知道付出，甚至会让孩子形成不思进取、自私任性、不负责任、坐享其成、忘恩负义等性格缺陷。现实中活生生的事例已经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现在大多也作了父母，这些独生子女由于从小什么都是父母“包办”的，结果等他们作了父母后，连自己的孩子都不会照顾，仍然由他们的父母再代行父职或母职。更有甚者，有的年轻父母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认识，当孩子生病住院时，走进病房竟不知哪个是自己的孩子。这样的故事看似天方夜谭，实则生活中时有发生。时代前进了，而人类作为人的情感则开始退化了。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是谁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失职了呢？从表面上看是年轻父母们没尽到责任，实际上，真正没尽到责任的是上一代的父母，他们最大的过失就在于“爱而不教”，爱得没有了原则，爱得失去了理智，在他们遮风避雨的羽翼的保护下，孩子完全不知道什么叫责任、义务、付出、感恩，小到对家庭不尽孝，大到对国家不尽忠，“慈母败子”，说的就是这个。由此，我们完全有必要借鉴一下古人在教育孩子成材方面的有益经验。

在家庭教育方面，现在的父母多注重孩子的智力开发、文化学习，而忽视了对孩子的道德教育。他们也会对孩子严格要求，但那只是在孩子没有取得好的学习成绩时；如果考试成绩好，则一切都好说，其他所有问题都不成问题。在这样一种错误的激励措施引导下，造成孩子只是一味地追求学习成绩，其他一切都疏于关注和培养，长此以往，性格乖僻，感情淡漠，行为极端。有的孩子杀死父母亲人，有的自残自杀。这样耸人听闻的事情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孩子学习压力大，学习成绩成为衡量一个学生成功与否的唯一的标准，对孩子其他方面的教育尤其是道德教育严重缺失是重要原因。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回忆一下陶母在教育孩子时的做法：陶母曾经打过陶侃，那是因为陶侃写字换钱，而所写的字又恰好是“钱”、“信”二字，陶母抓住机会教育他，先问他这两个字的区别，又将自己对这两个字的认识告诉儿子，且明白告诉他挨打的原因——“又饮酒，又失信”。最后，打得陶侃心服口服“母亲打得是”。陈母也曾打过孩子，那是因为三子陈良佐“未曾治国，先受民财”，所以打得他“金鱼坠地”。陈氏三兄弟科举和为官的成功与陈母的善于进行道德教育是分不开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在回忆母亲时，也深深感谢母亲给他的良好的家庭教育。他说：“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与困难作斗争的经验。”“给我一个强健的身体，一个勤劳的习惯，使我从来没感到过劳累。”“她教给我生产的知识和革命的意志，鼓励我以后走上革命的道路。在这条路上，我一天比一天更加认识：只有这种知识，这种意志，才是世界上最可宝贵的财产。”［2］可见，家庭教育确实是孩子身心发展和品德发展的重要阶段，家长应重视孩子日常良好道德心理和行为习惯的培养。一旦发现不良的心理和行为，要及时给予纠正，并加以正确引导，而不能纵容其继续发展。(www.daowen.com)

言传身教的重要性。众所周知，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孩子的好多习惯都是不知不觉跟父母学习的。我们前面谈过的几位成功的母亲，之所以能够教育好孩子，让他们个个学有所成，与母亲们的言传身教是分不开的。陶侃平时“志气凌云，演武习文”，最后作了状元郎，是因为陶母就见识高远，深明大义，她能够担饥受冷，营运家私，让儿子学成满腹文章，且培养他的忧患意识。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陈母的孩子们最后也都作了状元郎，成了赤心报国的忠良之士，与陈母的知书识理、不贪意外之财、不受百姓之礼、不以家富而侈费的教育思想是分不开的。王婆婆和杨母在作品中更多地表现了一种过人的勇气、一种坚信邪不压正的精神力量。王婆婆的丈夫被葛彪打死后，她坚持认为“便是他龙孙弟子，打死人要吃官司”；葛彪被自己的孩子打死，又说是“将军着痛箭，还似射人时”。在元代人分等级、汉人无权的情况下，在法律规定的“蒙古人殴打汉儿人，不得还报”的情况下，王婆婆能够依然保持追求平等的思想，不承认葛彪的“平人”特权，实属难得。而后来的让亲生儿子赴死而保住前其夫妻之子的义举，也非常令人感动。杨母同样如此，在关键时刻让亲生儿子上战场；面对着昏官明显的误判，又能够坚守立场，不轻易屈服；坚信没有谁家是长贫或久富，只要努力就能够改变命运。当一个母亲把如此良好的素质和优秀的品质附着于母爱表现出来的时候，谁还会否认她深刻的社会意义和美学价值呢？

关于剧中表现出的功名仕进思想，因为时代的局限，不可避免会粘贴着封建社会追名逐利的标签，但从陶母对韩夫人欲结姻亲的回复不难看出，陶母所重者，名更重于利，而这种“名”，想当然的理解为“官本位”思想，倒不如说是一种隐约的“民本”思想。陶母的恤弱怜贫仁慈善良，也表现出朴素的饱含着人本意识的道德范式。况且即便是今天，大多数父母不也同样恪守着学业有成而后事业有成的模式来教育子女么？其实，我们大可不必把“功名富贵”看得如同洪水猛兽，避之唯恐不及。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自己所从事的领域成功成名，也未尝不是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