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军凤

先唐两首著名的民间叙事诗歌《陌上桑》和《木兰诗》中存在的典型的戏剧性叙事方式来源于以《左传》为主的先秦叙事传统。本文从这两首诗的叙事结构考察入手，分析其一以言辞，一以行为直接“展示”主人公形象，除此以外，冲突的结局、战争的经过一概隐而不写，表现出鲜明的戏剧性风格。

中国叙事传统来自史官文化。《汉书·艺文志》载，古代史官有多个职能分工，“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言则尚书，事则春秋。”同为叙事，《尚书》仅只关注言辞，《春秋》仅只关注事件，考其全文，《春秋》对事件的记载，无一牵涉至言辞，则可知“事则春秋”之“事”当为“叙述”，此“叙述”排斥叙事过程中的言辞。至《左传》，因言动关系密切，始言事合一，叙事中同时出现了言辞和叙述。但因叙述间接而言辞直接，《春秋》简洁的叙述和《尚书》富丽的言辞在前，影响到《左传》的叙事，在言辞和叙述的分布上，言辞的篇幅远大于叙述，言辞的技巧远工于叙述。由《战国策》至《史记》，中国叙事文学中言辞和叙述的比重趋于平衡，太史公所著《史记》已是完全现代意义上的叙事作品。

说到中国叙事传统，都不可避免会提及《春秋》、《左传》和《史记》。要说到对叙事文学的影响，则《春秋》不及《左传》和《史记》。《春秋》以圣人“笔削”之迹而承载了许多微言大义，它对事实的记载，并不以事件为核心，而以褒贬为中心，不以事件的确实与否为目的，而以事件的正确与否教谕人生。总之，《春秋》是经而非史，离开经学看《春秋》，难免有王安石所谓“断烂朝报”之讥。唐宋古文家提倡文章复古，以反对当时仍泛滥流行的骈体文，文必《左传》、《史记》。二书沾溉士林既久，然而在民间，二者的影响却不可同日而语。以先唐民间诗歌看，《左传》的影响胜于《史记》。

那么，从叙事文学的角度看，《左传》与《史记》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叙事视角。《左传》对历史的关注虽是外在的，却是近距离的，作者在史官即时记录的基础上编排出前后统一、义例完整的史书，记载了许多忠臣贤君、乱臣贼子，每每同人物感同身受，拥戴“礼”而非议非“礼”，时而站出来道“君子曰”，以表达历史叙事时的主观情感。《史记》对历史的记录是远距离的，一方面是因为时代久远，另一方面是因他以一种“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宏大叙事为基准，与其说他对历史人物感同身受，不如说他对历史人物是审视的、批判的，当然不排除他对伯夷、屈原等人物抱以强烈的共鸣及对酷吏等人的痛恨鄙夷。因为是近距离的叙事，《左传》直接让人物表现自己，以言说为多，甚至客观间接的叙述都省而又省，形成一个戏剧舞台的空间，《左传》叙事由此可称之为“戏剧性叙事”。^〔1〕所谓的“戏剧”效果，便是排斥叙述因素，必将叙述因素清除得干干净净而纯用非叙事因素而后可，而“只有不带任何介绍与导入性质的动词如’他说’，不带任何阐释性描写的纯粹的人物对话才能算作非叙述因素，但是这些因素都是很难避免的”^〔2〕。所以戏剧性叙事，虽然仍存在一些叙事因素，但是终究以言辞为主。戏剧性叙事采取“展示”型的叙事方式，就其与所描述对象的距离而言，它比“讲述”^〔3〕型的叙事更为直接，更简练，似总有一个叙述者面对读者。于是，“传达的媒介在这里似乎失落了，读者在阅读幻觉中似乎直接目睹行为和事件的发生”^〔4〕。《史记》的某些材料虽来自《左传》，但《史记》改变了《左传》的叙事方式，由“展示”变而为“讲述”，而《左传》的叙事视角仍在某些民歌中产生影响。本文试将先唐两首有代表性的民间长篇叙事诗歌——《陌上桑》和《木兰诗》作为考察对象申明之。

《陌上桑》

从外在的行为看，《陌上桑》的叙事结构可分成几个部分：1．罗敷采桑；2．男子观望；3．使君调戏；4．罗敷夸夫。从叙事结构讲，《陌上桑》缺少一个结局。已有的这四个部分可以从内容上合并：“罗敷采桑”和“男子观望”这两个环节，主要刻画女子的外在美；“使君调戏”和“罗敷夸夫”描绘的是女子的内在美，即不为权势所动的品格。从主题上讲，第一部分是为衬托第二部分，外在美是为内在美服务的。

外在的美如何展现？无疑是侧面描写，从路人的反应可完全见出她的销人魂魄。对罗敷美貌的描写，是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之间的衔接，因其美，才使诸多男子驻足观望：“头上倭堕髻，耳著明月珠。湘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头上的倭堕髻似坠非坠，耳中的环饰洁白温润，穿着的颜色和谐、明丽，令人心向往之。耐人寻味的是这番对女子美貌的描写，不放在开头，却放在“罗敷采桑”这个情节之后，于罗敷开始劳动、交代了她的桑篮之后再荡开一笔。作者的用意，无非是先让罗敷走出秦氏楼，站在路旁采桑，让所有人都可以看见她时再说及她的美貌。这样，罗敷的装扮成了男子眼中的定格，罗敷成了路人目光的聚焦点。

又是众目睽睽之下，使君前去调戏采桑女。罗敷当即拒绝，“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众人正在替罗敷担心，担心她是否会得罪使君，或是否将被强行抢上车子，悬想将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之时，又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罗敷夸夫。《宋书·乐志》载“艳歌罗敷行”（即根据汉乐府《陌上桑》改编入曲，字数一致），将其分成三个相等篇幅的单元，罗敷夸夫占其一。那么，从前面所划分的四个叙事结构单元来看，“罗敷夸夫”占据诗歌绝对的重心。

言辞体现了剑拔弩张的戏剧冲突，一方是弱小的平民女子，另一方是来势汹汹的使君。没有特殊的武器防身，却只不过无比炫耀地说起那个假想的“夫婿”官运亨通、气度非凡，使君不但灰心而且死心了，可以想见，“罗敷说得高兴，使君自然听得扫兴，更不必严词拒绝”，只好在众人的哄笑声中狼狈而逃。^〔5〕罗敷的夸夫，化解了危在旦夕的戏剧冲突，黜退了寡廉鲜耻的使君。罗敷夸夫之后，作者已没必要交待结局，实际上，言辞已取代动作的陈述，已显示出言辞在叙事中的显要地位。

民歌作者对罗敷不置一词，而罗敷的外美、内美已呈现于前，让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

为了更好理解《陌上桑》，可将其与辛延年《羽林郎》对照着看。《羽林郎》有意模仿《陌上桑》的故事结构，然而在外在视角和戏剧冲突上，显然弱化甚至没有了。《羽林郎》中对女子的外貌描写，和《陌上桑》中注重外在的审美感受不同，它写耳饰的质地、双鬟的价值：“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两鬟何窈窕，一世良所无。一鬟五百万，两鬟十万余。”这种细节上的把握则不再是观者眼中的胡姬的美貌，而更像胡姬的自我炫耀，作者自以为此处仿《陌上桑》“罗敷炫耀夫君”一节，而将外在的叙事视角散失殆尽。胡姬在诗歌末尾的夸说一节，则温顺柔和，以女性的柔美、坚贞对抗金吾子的垂涎、无耻，似不能有黜退其野心的效果，戏剧性冲突明显减弱。文人的仿乐府，不能达到民歌的同等水平，显然是不能单纯以写作技巧论之，更深刻的原因是大小传统中的文化影响因素的根本不同。汉代，大传统中，影响士人的是那些影响《史记》写作的因素，即文人写作呈现出与先秦《左传》不同的特色，而小传统中，仍保留了许多先秦留下的东西，如《左传》的戏剧性叙事。

《陌上桑》无疑是民歌戏剧性叙事的代表作。民歌作者提供给罗敷一个戏剧舞台，让她充分表演，让言辞发挥到了极致，不但刻画性格，而且构置冲突。作者虽有对罗敷采桑行为的叙述，但那只是必要的交代而已。至于服饰、外美的描写，则从戏剧中人物——路人的眼光里见出，而将叙事者隐藏起来了。

《木兰辞》

《木兰辞》的叙事结构是：1．木兰机织叹气；2．木兰替父行军；3．木兰征战沙场；4．木兰解甲回乡。这四个部分并不平衡，其中以第二部分和第四部分为重点，即以木兰战前、战后的行为描写为中心。最简略的是第三部分，只占十二句。十二年的征战应该说不算短，然而只占如此小的篇幅，无论如何让人匪夷所思。但如果考虑《木兰辞》的民间立场，则可豁然而解。第一部分是天子自上而下的诏书到达民间，而让民间女子木兰发愁。第二部分是民间的作者眼见的木兰在东市西市办理从军装备，好一份忙碌。第三部分则是民间作者所不能目见，只能想见木兰思念家乡父母的心情，以及沙场不同于民间的光景（为文人增饰）。第四部分则是木兰荣归故里，民歌作者眼见的热闹场景，如何能不为木兰高兴，如何能不将视线锁定木兰，叙述她的举止。则民歌作者将木兰放置在近距离的聚焦范围之内，让木兰直接表现自己，这与《左传》戏剧性叙事相同。《左传》叙事突出言辞，《木兰》却纯粹叙述，则与《左传》相异。这是因为木兰辞写定的年代^〔6〕，叙事文学已有了长足的发展，叙述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对木兰外在行为的表现，则出于“完美模仿”，同样是“展示”型的叙事。木兰直接表现在观者眼前，作者没有任何评价。(www.daowen.com)

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曾论及《木兰辞》：

《木兰辞》……这种故事流传在民间，经过多少演变，后来引起了文人的注意，不免有改削润色的地方，经过多少演变，后来引起了文人的注意，不免有改削润色的地方。如中间“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便不像民间的作风，大概是文人改作的。也许原文的中间有描写木兰战功的一长段或几长段，文人嫌拖沓，删去这一段，仅仅把“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两句总写木兰的跋涉；“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两句总写她的战功；而文人手痒，忍不住又夹入这一联的词藻。^〔7〕

胡适猜测“中间有描写战功的一长段或几长段”，“一长段或几长段”，加在《木兰诗》中间，算是很长的篇幅了。胡氏所说不知何据。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无论文人创作还是民间创作，历来没有发现对于战争（包括战功）的长篇描写，所以这种猜想是不切实际的。按胡适猜测的这一段是《木兰诗》第三部分中论及沙场的想象：“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诚如胡氏所言，这几句甚关词藻的对偶，“总写”木兰的跋涉、木兰的战功，对于战争的描写，也是极略，只是诗意颇浓地描绘战地的景象。如果说胡氏猜测这几句对偶属文人润色尚正确的话，那么可以从第三部分看出民间诗人和文人对战争的不同态度：民歌作者只是想见一个女子在离开爹娘之后的感伤，对战争丝毫不能有所触及，也许这是一个遗憾，而引起文人注意，但是文人对于战争，也只能付诸阙如。

真实情况是，没有那“一长段或几长段”的描写，无论民歌作者还是文人，都秉承了《左传》对战争描写的态度。《左传》记载了无数战争，无一不从战前的准备、民心的向背等开始，对此不惜挥毫泼墨，对战争场面、战争结局只是略微带过，程式化地交代交代而已。之所以略写战争过程，仅因为史官所不能目见耳闻，不能凭空虚构，他所能见的，只是战争前的准备，而这对战争胜负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大书特书。至于事后的结果，可由准备过程预料得出，自然略写。至于战争，只不过静态地罗列军队的阵容，而这又是史官能远离战场，见诸朝廷记录的。而对民歌作者来说，他站在民间的立场，是不大能想象得出战争的场面的。所以民歌作者没有像崇拜勇力和神的古希腊人那样对战争做一个全面、细致的想象，相反，爱好和平的他很有可能将战争这一环节忽略而过，而使后代文人添缀上那么几句容易叫人识破的句子。

考察《陌上桑》和《木兰诗》的详略，可以发现，一个详写言辞，一个详写动作；一个略写结局，一个略写战争。二者似乎毫不相干，却是同样显著而且成功地展示出了女主人公的形象，显示出强烈的戏剧性叙事效果；而结局于戏剧性叙事中不能直接展示，战争则于民间叙事所鞭长莫及，故不能占据戏剧性叙事的中心位置。民间叙事诗歌中的戏剧性叙事说明了民间诗歌对先秦史传文学传统的继承。虽然说民间叙事诗歌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诗经，但于叙事性这一点上，无疑它来自于《左传》。

作者单位：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注释】

〔1〕弗里德曼总结的叙事角度之一“戏剧性模式：叙述者外在于故事并采用外在角度。”见罗纲：《叙事学导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1页。

〔2〕罗纲：《叙事学导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1页。

〔3〕“在讲述的叙事方式中，活跃着一个叙述者的形象，他记录、讲述，对他叙述的故事作出各种评论和解释，与读者交谈。”罗纲：《叙事学导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1页。

〔4〕罗纲：《叙事学导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2页。

〔5〕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88页。

〔6〕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认为，“关于这首诗的产生的年代，过去有不同的说法。归纳起来约有汉魏、南北朝、隋唐三说，近来研究者肯定它是北朝诗。”见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279页。刘大杰考证说：“木兰辞的原作成于北朝，后来经了隋唐人的修饰，在文字上加了一些华美的辞藻。”见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中华书局1941年1月版，第255页。

〔7〕胡适：《白话文学史》，新月书店1931年3月版，第119—1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