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文中，还有一点论证的依据，就是从戏曲班社所供祖师的变换来考察。众所周知，中国戏曲班社在其发展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供祀祖师。而一旦认定祖师，就不会轻易改变，除非有外部不可抗拒的因素介入。换句话说，搞清戏曲剧种渊源，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角度考察其流变、归属。

在戏曲发展过程中，各地各种戏曲样式相互之间互相借鉴、搀和、交流、融会，这应是一种常态的发展状态，不同戏曲在演出剧目、声腔曲调、表演艺术等方面互相融会贯通，有的时候，的确不分你我，是一种动态的发展。这就带来一个困难，如果考察某一戏曲孰早孰晚，孰有孰无，它们的界限有时候是很难区分的，情况十分复杂，有时头绪就无法理清。但是，换一个角度，从作为戏班内部的一些制度习俗入手，有时候就清楚得多，因为这个方面它常常呈现一种静态发展，其内部的规则是较为严密而封闭、保守而严格。虽然，1949年后中国戏曲实施大规模的“改人改制改戏”政策，变化巨大，但还是可以觅出一丝痕迹的，其总体的变化应不会太大。所以，以戏班敬祀祖师制度入手，应该是一个比较可靠的基点。所以，程先生认为，“从这些地方找来线索，却是比较方便容易的。”

朿文寿先生在谈到这一点时指出：

“由于多神宗教意识普遍深入人心，明清两代，戏曲艺人队伍不断壮大，特别是花部诸声腔的兴起，出自对本系统声腔的自尊、特长的高扬和其他社会功利原因，各自崇拜不同的戏剧祖师爷。他们把对戏曲事业有贡献或有联系的人，推上神座，从而把戏剧演出神圣化，以此来张大本系统戏曲的声势。”^〔14〕

祖师不同，于是供祀祖师的诞辰和日期也不相同。程先生他们根据三意社演员的讲述，指出早先时候，西北一带的秦腔班社祭祀祖师的时间为每年的腊月初八到腊月十五，而这一天，据他搜集的材料显示，秦腔艺人会从四处纷纷回到西安，举行一场赛会性质的演出，直到腊月十五祭祀日，这一天里，须进行一整天的大型祭祀活动，最后“封箱大吉”，等待来年。而他们祭祀的对象就是“庄王”，不是“老郎”。

还有一份材料可以证明这个情况。田益荣先生在其《秦腔源流与发展》一文中，曾依据梨园供奉祖师变换的传说来考察秦腔的生长，但是该文没有阐明为什么要转换祖师这一个比较重大的事件。他列举了一个材料，可以证明这种变换的发生大约就发生在和西安梨园庙变换主人的同一时期。(www.daowen.com)

“1935—1937年，李静慈先生曾在凤翔城内儒林巷发现庄王庙遗址残碑中说：‘庄王殿后，接连老郎关帝行宫，规模具备’等语。李静慈分析说：‘庄王与老郎，同为梨园所尊敬，在西安‘老郎居于宝座’，在凤翔老郎行官（当为‘宫’——焦按）在庄王殿后，从位置言，老郎为庄王以前的祖师爷。两个庙宇都是乾隆时，秦腔盛行时所建，当时陕抚是毕秋帆（沅）和他幕友严冬友等，都是喜爱秦腔的，称秦腔为‘盛世之音’，考古证今，把明皇称老郎自然是不会错的，这也可说明‘梨园法曲’和秦腔的历史渊源。”^〔15〕

文中所提到的秦腔，供奉的也是庄王，可知，它是和今天西府秦腔一脉相连的那个秦腔（梆子系）。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朿文寿先生比较明晰的说法。在程砚秋杜颖陶的文章里，两个秦腔分别是1780年以前的和1807年以后的，也就是朿文寿先生讲的“前秦腔”和“后秦腔”，前秦腔为“皮黄系”，供奉的是老郎，这一点也很明确，毋庸多言。但本文认为，这两个秦腔应该相伴而发生，没有前后的区分，只是在流传上，可能有先后。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可能跟那一时期，外省人的记载有关。这一点，前人亦多有论述，兹不赘言。

田文提到“庄王殿后，才是老郎”。我们据此推测，祀老郎的前秦腔也在此地流传过，其相互交织的情形，与西安位置之变化，虽则相反但实质是相同的，因此说，前秦腔“二黄”在西安及以外地区的流传，就如这个记载中表明的西府之情形。无论是西安还是凤翔，这两座庙宇几乎都是乾隆时期所建，且乾隆时艺人所敬的都是老郎，但是在西府中心的凤翔，却出现了一个庄王居中的庙宇，那么预示了这里可能还有另一个“秦腔”。

显然，这个时期，在西安的周边，在民间存在着另外一个秦腔，不同于敬老郎的前秦腔（皮黄系）。那么，这个秦腔又是什么呢？我以为这大概就是在民间说唱艺术基础上形成的也就是今天的梆子戏秦腔，在当时它居于中心城市的外围，走的是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而与已经在城市中生存且兴盛的二黄（秦腔）相颉颃。东府华阴老腔就是这方面的实例，它亦在西安的周边地区，具有浓郁的说唱艺术痕迹，同时，还保留有高腔的一些特征，如“一唱众和”的“拉坡调”，它却是属于梆子系的剧种，后秦腔自然也吸纳其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