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寻找晋北道情时下走入低迷状态的原因，我们还有必要对晋北道情的整个发展过程作一梳理，对其中的一些现象作一阐释。

在晋北道情的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过两个高峰时期：一是“清末民初”，这个时期的社会特点是政权更迭频繁，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生活得不到保障，迫切要求寻找精神上的依托。于是一时间宗教大兴，佛教和道教纷纷创立门户，宣传自己的教义，庙宇道观林立。据1999年版《神池县志》记载，民国时期，光神池县城内就“有玉皇庙、火神庙、关帝庙、龙王庙、上帝庙、藏经楼；东南有魁星楼；四道街有兴华庙、财神庙；五道街有马王庙；南门外有玄天阁等古建筑。”^〔4〕

岁时庙会更是层出不穷，这种庙会多由民众娱神许愿、春祈秋报形成，因此被晋北民众视为“神戏”的道情戏自然成为其上演的主要戏剧样式。据《神池县志》记载：

境内古会繁多，仅县城之庙会即四季不断。二月二绅士献戏三天；四月十八娘娘庙献戏三天；五月初一城隍庙、龙王庙各献女戏三天；五月初五关帝庙唱大戏；六月初八龙泉寺古会；六月二十四青泉寺古会等等。义井镇、八角堡两地每年均有不少庙会。乡村中亦有不少庙会。八角堡韩家坪村西南北岳庙每年四月初八起会，历4天，由白草沟、连家畔两村轮任会首，摊派附近各村钱物，或村人自愿布施唱戏祭祀；八角堡细岭山北岳圣母庙每年四月二十八日起会，历4天，由狮子坪村任会首，附近岭后、田家洼、南坡底、细岭、小东湾5村布施或摊派钱物祭祀、唱戏；义井镇坝口村每年二月十九为传统古会，会期四天。旧时多唱道情，是日夜，每户按人口数目送面塑灯盏于龙王庙供桌，彻夜不灭。^〔5〕

车师文明在其博士论文《20世纪戏曲文物的发现与曲学研究》中提到这样一个观点，赛社献艺：中国古代戏曲生存的基本方式。^〔6〕被视为“神戏”，以晋北广大城乡为其生存境地的晋北道情，迎神赛社演戏自然要成为其演出的主要形式。那么，保留在晋北民众心里的庙会文化也自然就成了道情戏演出所必然要依赖的民俗环境。这种民俗环境保存的完好程度直接决定着道情戏演出的现实状况。

二是“20世纪50、60年代”，这个时期的社会特点是新的社会制度刚刚建立，人民生活趋于安定。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温饱”问题的晋北民众，精神文化生活的满足成为急需。在政权机构的强势作用和计划经济的强力支持下，专业性的道情剧团宣告成立，以从前的业余戏班所没有的行头设置和演员阵容影响着晋北地区的广大乡村城镇。一时间唱道情戏成为各个村镇的行政任务，有经济实力的村庄自然要唱，没有经济实力的由政府出钱资助也要唱。唱戏成为一种时髦，有条件的村庄甚至一年要唱七八台戏不等，几乎是“每有农闲，必要唱戏”。有时候专业剧团忙不过来或者是有的村庄由于经济实力所限唱不起规模较大的专业剧团，则由民间业余戏班来弥补。据《神池县志》记载，神池道情剧团50、60年代演出情况如下表：

表3　神池道情剧团50、60年代演出情况一览表^〔7〕

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文革”前，80年代曾一度得以恢复。但迅速涌起的经济大潮又把道情戏推向了整个社会的边缘。(www.daowen.com)

从以上晋北道情发展过程中的“高峰现象”得知：道情戏是有其固有的生态环境和社会基础的，它们构成了晋北道情存在和发展的外部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经济的因素。这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明：演员和观众。从前者来说，演员的从事戏曲活动的主要的基本的动因仍然是经济的诉求。而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所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资金流动的极端趋利化，当一个社会有限的经济资源更多地被投入利润大、见效快的行业时，戏曲这种不能立竿见影的文化产业的日益被边缘化，也就成为一种势所必然。以神池县为例，2003年县财政编制下的人员平均工资为600—700元/月，但曾经在道情剧团就职的职工的月工资仅有300元左右，而且常常不能兑现，一拖就是一二年，甚至更长。据原剧团老艺人小娥娥回忆，她的工资自剧团解散后就从来没有给发过，为此她曾多次上访，也无济于事。^〔8〕

从后者来说，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给人民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改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以后，农民的收入增长很快，1978年农民的人均收入为133.75元，1985年为397.6元。^〔9〕到1989年已达到602元。^〔10〕富裕起来的晋北人民，在精神文化生活上更追求流行，追求高雅，他们对家乡以“悲苦”为特点的道情戏渐渐地失去了兴趣。

其次是庙会文化的被毁坏和民众庙会文化意识的淡漠。戏曲是一种文化样式，它的生存和发展有赖于一定的文化生态环境。而庙会文化无疑是中国戏曲（尤其是民间戏曲）所特有的极端稳固的生存环境，这种现象由来已久，主要表现为迎神赛社的戏曲演出。据武艺民考证，在山东掖县至今上演着道情的一种原始形态——“蓝关戏”，多少年来，这种戏曲样式一直没有发展壮大，也没有消亡，为什么？“它与人们的信仰或崇拜有关，因为只有这种力量，才能使人们把一种古老的、简单的、甚至是落后的艺术看成是神圣的东西加以珍爱和保护，并以此形成一种传统意识，辈辈传承下来。”^〔11〕庙会文化无疑是保持和加重这种传统意识的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文化形式。

在晋北各地，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庙会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破坏。在抗日战争时期，神池县的神庙建筑大部分被毁。20世纪后期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更是给庙会文化以前所未有的打击。随着庙会文化的被毁坏，晋北民众的庙会文化意识也日渐淡漠。时至今日，从前的庙会已大部分变成了物资交流会，虽然演戏的传统被保留了下来，但人们很多已记不起演戏的目的和意义，作为“敬神戏”而存在的晋北道情更是如此。

再次，政府干预作用的减弱。改革开放以来，为了给经济的发展创造一个相对宽松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政府更多地从“市场”的现实运作中退身出来，把企业推向市场，把戏剧也推向市场。这样，作为晋北道情重要载体的戏班或剧团就成了一个纯盈利性的经济实体，它们的演出活动也变成了纯商业性的演出。农村中集体经济的解体和基层政府机构的疲软又造成了乡村社会的群龙无首。开始的时候，出于民俗文化传承的惯性，乡村中还有一些德高望重的老者或有声望的年轻人负责管事，但渐渐地这种惯性的力量就会减弱以至消亡。在笔者所在的家乡农村就有戏班“写头”来写戏时无人管的现象，原因是收不起戏金。

最后，流行文艺的冲击和民众对戏曲兴趣程度的降低。上世纪80年代以后，电视机、录像机、VCD、DVD等现代多元娱乐媒体纷纷走进晋北乡村城镇的千家万户。它们以其快速的节奏、现实的内容和高雅的艺术迅速地吸引了大批的观众，尤其是青年、少年观众。相比之下，晋北道情则因其设备简陋、节奏缓慢和演唱内容远离现实而相形见绌。电视机和网上戏曲频道的开通，使广大的戏迷朋友可以足不出户而欣赏到世界上最精彩的形态多样的戏曲演出，道情戏又显得笨拙质朴。交流文化影响的日益广泛和深远使舞台演出的现场文化意义逐渐减弱。经济收入的降低又使演员和观众对道情戏日益失去兴趣和信心，那种“王八戏子、吹鼓手”的落后意识又在部分民众的心里沉渣泛起。即使偶有爱戏者也只好把这种爱好深藏于心，趁没人的时候哼上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