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是一种总的陌生化的人造物，它通过各种变形手法为恢复人的感觉而努力。如果说绘画是对色彩、线条的陌生化，文学是对日常语言的变形，那戏曲的陌生化变形则更为典型。它从产生到表演特质到场地构造等都经过了陌生化处理。概括起来，戏曲陌生化手段的运用主要体现于表演程式、舞台结构和唱腔等几个方面。

戏曲是一门综合性艺术，而作为其文化因素的诗歌、音乐、舞蹈、美术是一些重视形式感的艺术样式，如诗歌中的声调变化，音乐中的节奏运动，舞蹈中的动作序列，美术中的点线结合和装饰趣味，都是通过严格的形式规范而鲜明表现出来的，当它们渗入戏曲艺术过程中，在整合、统一之间也以自己的重形式感的表现特征，影响着戏曲的综合形态，使戏曲具有了严格的形式规范，即形成戏曲的程式。这主要体现于唱念、手法动作、插科打诨、独白等几个方面。

就戏曲而言，歌唱始终是其主导的因素。而唱念本身就是对语言的陌生化。生活故事发生于生活语言之中；文本故事亦是以语言为媒介，然戏曲从大曲、南戏发展而来，根据板式曲牌加韵予以歌唱，使语言以非常态的具有一定程式性的歌曲的形态出现。有唱即有韵，曲中念白则也与之相应而具有一定的韵律、节奏和样式，同样区别于生活中的日常语言。比如各曲牌宫调有各曲牌既定的音高、节奏，唱词有七字或十字的不同对偶句式和字数、句数有规定的各种长短句式，念白有引子、对子、诗、数板，还有帮腔、背供、自报家门等等特殊表现形式。这种表现手法无形中将戏曲形式突出于内容之前，并延伸了欣赏者之于原有形式——语言的感受。

戏曲表演程式化除却唱、念等与戏曲文学、音乐相结合的程式外，做、打、表情、手法等也具有一定的程式，这些程式将表演中的手法动作严格地与生活分开。不同人物性格有不同的谱式和穿戴规制；人物的情感、情绪可以通过不同的板式、曲牌、鼓点以及翎子、帽翅、甩发、水袖等程式予以体现；开门、关门、登山、涉水、行船、走马等动作都有固定的表演方式；另外舞台表演还有扇子、手绢、銮仪器杖、刀枪把子等等用具使用的多套程式。比如京剧关羽抹红脸，曹操抹白脸，文场多弦弹，武场多鼓锣，一排场有报名、唱引、暗上、虚下，一趟马有拉马、扶鞍、上马、执鞭、踩蹬等。这些程式本是基于生活，取自生活，但由于表演的局限性和约束性，只能抽象提炼而成为现有程式。程式一旦形成，则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久而久之则积淀为戏曲的特有形式因素，它迥异于生活，成为生活的变形。头发可以甩，胡须可以舞，这种生活的“陌生化”是戏曲与观众之间关于生活的符号性约定，成为戏曲之为戏曲的形式规定性。(www.daowen.com)

这里还要重点提到的是戏曲表演程式中的插科打诨和独白的特殊性。表演中插科打诨和独白的结构性建造是中国戏曲比较特殊的叙述形式，它有别于西方各种戏剧，也区别于我们日常的叙述方式，就像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一样，它不时地提醒观众舞台的虚拟性，尤其是独白，多以违反了物理的可能性面目出现，而成为中国戏曲的独有形式特色。这成为二十世纪初西方戏剧效仿的重点。但于普通观众而言抑或是其他艺术创作者而言这都是一种语言叙述上的变形，是一种日常说话程序的陌生化。

中国戏曲的舞台结构是非常特殊的，它于我们的感观而言，构成了强烈的陌生化效果。与西方话剧、舞剧的再现性舞台布局形态不同，戏曲舞台不是依靠灯光布景等技术来制造舞台生活的幻觉吸引观众，而是依靠演员的表演和观众的想象来表现生活场景。小小的四方戏台往往布局相当简单，呈现出一种空旷性，它的具体规定性主要取决于人物的活动：有人物活动，具体的舞台环境就存在，离开人物，舞台即成为抽象的空间。人物拿桨板出场，舞台环境即为江湖，人物跑马出场，舞台环境即为郊野。甚至在同一场中，人物不上下场，只通过一些程式动作即可以使舞台环境从一种具体环境转入另一种具体环境。比如一个“绕场”，即可从地上进入天庭，一趟“跑马”即可由一个地域到达另一个地域。这种具体环境主要依靠人物的动作和服饰来体现的舞台结构具有很大的虚拟性，它可以无限大，也可以无限小，主要依靠于我们根据演员动作而生的想象，而非我们的现实感观。观众不能像生活中一样运用直接的感观来察知环境，而必须调动想象、联想等其他思维因素来将之具体化。于我们的感觉而言，的确是大大地延长了两者之间的距离，增加了感知的难度。但也正是在这种调动多种功能将环境具体化的过程中，在这种给予形式以自身具体意义内容的过程中，观众得到了求知的满足，思维的满足，并因演员的动作形式而直接得到美感和愉悦。

另外，戏曲的陌生化手法还体现于唱腔之于不同地域人民的具体的陌生。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方言国家，存在着语言、音乐的民族性和地域性区别，因而，根据各地方言语音、音乐曲词的异同形成了各种戏曲剧种，各剧种声腔唱法都具有各自的特征。比如京剧以湖广音爽京音读中州韵的方法改革腔调，唱腔悠扬委婉，声情并茂；昆剧以昆山语音相结合，唱腔委婉细腻、流利悠远；黄梅戏则以安庆语音为基础，载歌载舞，唱腔委婉清新。各种声腔百花齐放。然而细想之下，具体一声腔之于其他地域观众则是陌生的。虽然这不是戏曲形成中人们刻意加工的形式特点，但从接受角度来说，其他地域的观众对于产生于某一具体环境中的唱腔，或者直接说是对方言的演唱的感知毕竟要困难得多。如今，京剧成为国剧，成为中国戏曲的代名词，这一种陌生化特点则更为突出了。这种客观的形式特点增强了戏曲的民族性和地域性，也同样增强了观众感知的难度和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