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产业园区作为文化表征的符号形式之一，由于其所具有的公共性、开放性和集聚性，可被视为一种公共表征，其符号意义可为大众所共享和使用。“所有的文化都展现出想象力——在梦境、幻想、歌谣、神话与故事中。然而，如今在许多地方，更多人们想象的是相较于他们以前的生活方式，一套范围更大的可能的生活方式的组合。……这项改变……呈现了一个丰富的、不断改变的可能生活方式的宝库……”[9]尽管在研究中，历史常常被冠以传统和现代这种简约二分的名称，但传统和现代一直都是紧密相连、自然演化的。没有传统的现代是虚无的，没有现代的传统是机械的。现代文化意义的解读是在对传统文化传承的基础上，吸收传统精华加入现代元素构建而成的，但现代并不是必然优于传统。单单以中国传统工艺而言，如明代景泰蓝工艺、钧官窑时期烧造技艺等，现代技术尚不能到达，更遑论超越。由此，在文化产业园区的生长、发展史上，也必然会展开传统与现代的辩证发展逻辑。首先，传统并不必然是被批判的。每个人的文化记忆必然遗留着传统的元素，有的来自教化习得，有的来自体悟感受，传统塑造了每个现代人，在人们的记忆、言语、行为中留下深刻的烙印，并将持续影响着未来。其次，传统并不必然是精华。传统得以传承是与其所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的，而对传统的解读则需与时代相关联，要符合现代生活所需。如在中国文化中备受关注的孝文化，愚孝历来会受到不遗余力的批判，而忠孝两全往往又被认为是成功的标志之一；由此，对孝的解读就要置于具体的社会、时代背景之下，置于中国传统的家国观念之中。最后，传统借由现代解读重新获得了意义和价值，经由重构或建构，进而被认可和接纳。经由现代解读的洗礼，传统重新焕发出生机，面向现在和未来，为现代文化提供源源不断的滋养和动力，成为现代文化的天然组成部分。

文化产业园区发展史不过短短十余年，却同样充分地展示了现代成长与传统资源之间的关系。第一，园区肇始于对传统资源的挖掘和再利用，力图通过现代思维再现传统风貌或重续往日辉煌，其动机与人类固有的怀旧情绪相吻合，因而获得了心理学上的先期认同。在两岸园区的众多例证中，依托传统资源的园区自不必说，即便是工业遗产空间再利用的园区也是依托旧有空间和资源，与现代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相结合，致力于旧貌换新颜。第二，园区及其主旨和主题的现代化色彩本身就是现代生活的组成部分。社会生产力水平和分工达到相当程度后，文化产业及园区才得以诞生，园区本身就是现代社会不可分割的部分。第三，通过对传统的再现、重构和转化，集体意识和凝聚力得以产生和汇集，以现在为指向，共同面向未来，成为现代园区建设、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在此过程中，园区以或自觉、或自发的方式自我运营、自我构建，或者是通过创新的方式赋予传统以全新的含义和意义（再现），或者是创造与时代相契合的新元素（构建）。无论以怎样的方式发展园区，不可避免的一是挖掘传统、古典，以寻找和获得灵感，二是与现代生活相关联，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变。这一点尤其可在各园区的主题活动中获得印证。尽管园区立意各异，但在具体氛围营造和活动开展的过程中，都必须与现代生活紧密相连、息息相关，唯其如此才能确立园区存在的意义和必要性。这样的现代化已经是传统的发展和异化，而非单纯意义上的传统再现，经过现代意味的解读、创新和再现，传统—现代的连续统一和内在关联得以实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那些特色极其鲜明、不可复制的传统文化资源和历史资源，是当地长期以来人、自然、社会互相磨合、碰撞、交汇的产物，最终形成鲜明的地方特色，成为区域特色的代表和象征，具有了符号的意义，如变脸之于川剧、钧瓷之于禹州、木版画之于朱仙镇，具体的技艺本身已定格为区域的文化特质和符号。(www.daowen.com)

借用索绪尔关于符号和意义的论述，他认为“符号与其周边其他的符号的关系比符号本身的重要性还要高，所指不能被视作意义而独立存在，能指与所指的结合也不能单独形成意义的完整性。显而易见，在索绪尔的符号理论中，意义并不是一个独立于符号的异化存在物，甚至也并非所指（意义与符号同一）。没有符号体系，世界就是没有意义的”。[10]在当前文化产业大发展时代，文化产业园区作为集聚产业、拉动经济、培育文化的载体和平台，赞誉和批评共存。园区作为一种符号象征，为当代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休闲、放松、娱乐、互动、参观和体验等意义，为文化和艺术提供了向上的空间。但这些符号特征是初级的、外显的和形式上的。真正能打动人心的还是符号背后所蕴含的意义追求和价值指向，比如归属感、荣誉感、自豪感和成就感等精神寄托和皈依，这些意义隐藏在每个人的意识或潜意识中，成功的文化产品和园区是因为打动了人心，激发了思考，提供了自我教育和提高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