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向现代的转化是个常说常新的话题。余英时在谈到文化与社会问题时认为：“当社会不被摧毁，文化是摧毁不了的。台湾、香港、新加坡，虽然受到了西方文化冲击，但社会也没有被扭曲。台湾1895年日本拿了去，成为日本的殖民地，到1945年才回归，这期间社会也没有激烈的变动。社会不被破坏，文化就会得以保留，现代化与民族传统的衔接问题就好解决了。”[16]中国传统文化不仅蕴含在典章制度、治国方略、艺术珍品中，也蕴含在日常生活、精神表达中。丰富的文化精神与发达的文化理性造就了悠久的文化传统，积累了丰厚的文化资源。在确立现代文化价值时，必须观照厚重的历史，继承传统中的精华，创造性地实现传统到现代的转化。

传统不断发展，现代层层累积，两者长期共存、互相影响，是当前传统文化资源实现现代转型的常态。现代社会是一个相对概念，任何现代都是相对于过去而言的现代。“‘现代’之于‘古代’的差异不仅仅是时间而造成的变化，而是一种进入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完全不同的质素”[17]，传统与现代并不截然对立，而是长期共存、互动发展的。任何的“古为今用”或“洋为中用”都不能解释和涵盖传统向现代转化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多样性。传统有精华也有糟粕；传统的演化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传统的现代转化不是简单的复古和照搬，也不是单纯靠某些具体文化表现方式和内容的还原来实现的。传统文化资源是文化产业发展的源头活水，更是文化产业勃兴的意义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符合现代价值观念的那些精神、价值观、理念才是有生命力的，可以从过去走向现在甚至未来，才是生动真切、富有生命律动的，才是能够真正实现现代复兴的。传统文化现代化不是靠给父母下跪洗脚或磕头实现的，也不是靠穿汉服、写书法、拜孔子的形式就能实现的；只有对传统文化资源中的意义和价值进行现代性和创造性的转化，与现代观念紧密结合，朝向现代性的普世价值和终极关怀才是可取的。这种转化可以是物质形式的转化，也可是精神观念的提炼，前者如电脑时代的书法创作，后者如对传统文化典籍的研习和解读。传统和现代就在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过程中辩证发展着；在不断的创造中，传统经由传承、演化、突破、创新等方式实现自身演变。当前，社会价值观念多元，“由多种社会形态拼贴而成，文化逻辑暧昧而混乱……这种复杂景观不仅导致了价值判断的尺度错乱，也制造了文化阐释的障碍……二元对立事物的共时性并置，是文化结构中最引人注目的景象”[18]。文化产业及其投资主体有逐利的一面，将传统文化资源中积极的、正面的、引导和鼓舞人的价值和意义的内容进一步发挥和弘扬出来，与现代科技优势和传播媒介相结合，不仅促进了传统的现代转化，而且更是文化与科技、文化创新的生长点和培育点。(www.daowen.com)

经验不断丰富，创新点滴聚合，两者互相包含、循序渐进，是当前传统文化资源实现现代转型的过程。传统文化资源的现代化是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需要在经验中提升、失败中探索，无论是其理论还是实践都是如此。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现代价值转化必须在过程中才有生长、发展、壮大的空间和可能，只有在过程中才能孕育无限生机和种种可能性。没有过程，就没有结果，现代价值的确立就是空中楼阁、无源之水。现代价值观念的确立不仅继承了传统文化资源的精华，通过生动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生成了现代价值观念的具体内容；而这个实现过程也必然被包含在现代价值观念确立中。没有现代的内容和背景，传统就是死的；没有传统的印记和传承，现代也是虚无的。“传统是在不断阐释中存在的。经过阐释的传统才是有生命力的传统。”[19]20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开始走向世界，西方了解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首先也主要是通过一系列参加国际影展的电影开始，如《红高粱》《秋菊打官司》等。但在对这些作品的解读中不难看出中西文化的差异：从中国的视角，这些作品反映了人性的觉醒和人权的抗争，以及在当时历史背景下的局限与挣扎；而从西方的视角所解读出来的是中国的落后、蒙昧、冷漠和无序等负面意义，由此造成中国形象的黑暗落后、愚昧麻木。在当下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的宏大背景下，如何处理好挖掘传统文化资源、实现现代文化转化的关系，处理好东方文化精髓的儒家思想与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现代社会的关系；如何将古典符号运用到现代空间里来才是真正的继承传统。寻求传统资源和现代价值两者在经验层面的接触、渗透、融合与可持续发展，这是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向现代文化价值转型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