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意义上的西方文化产业发展，从时间上看从19世纪60年代起步至20世纪末21世纪初发展趋于成熟，从发展动力上看是在技术持续进步的有力推动下实现的快速发展，表现为全球化、高新技术化、集群化等新的发展趋向。[12]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不仅具备世界其他国家文化产业发展的普遍性特点，而且担负着自身独特的历史使命，即中华文化的全面复兴重任。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长久积淀和与现代的激烈对撞，一方面，造成了传统与现代截然对立，导致了“传统被误解”和“现代被遮蔽”，因为“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差异就是传统社会在结构和功能上的多样性，而现代社会则表现出趋同性”[13]；另一方面，现代价值的确认失去了历史传承，在多元化、复杂化的现代语境下充满冲突和矛盾地发展着，最终导致现代文化价值的整体失序和疲软。在中国现代文化价值的发展和确立的过程中，传统文化资源与现代文化价值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得到充分思考，更不要说实现深度融合。“与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相比，如何对待来自外界的推动力毕竟是属于第二位的问题。与其说现代化是与传统文化的决裂，还不如说它在实质上是传统的制度和观念在科学和技术进步的条件下对现代社会变化需要所做的功能上的适应。”[14]现代文化价值的确立，要“从各种社会内部的文化传统本身出发，加强对文化传统的研究，以确定在新的时代和条件下应该保留哪些有利于现代化的因素，抛弃哪些阻碍现代化的因素”。[15]

传统文化资源和现代文化价值的深度融合理应首先是传统文化资源的现代转型，而完成转型的传统文化资源将会为建立现代文化价值提供丰富的养料和充足的能源，成为现代文化价值体系确立的坚实基础。两者互相融合，互相补充，互相促进，互为因果，良性循环，形成中国风格与特色的现代政治价值体系。文化产业园区作为一个产业集聚空间，为传统资源转换提供了实验室和孵化器，有望通过集约化管理，经由文化内容生产、创造性使用信息技术，优化各项资源配置，顺应市场需求，高效、快速地集聚产业规模，增加产业产值，增加产业利润。第一，从文化生产角度，园区可整合文化资源、激发文化创意、吸纳社会资本，依托强大的高新科技和现代信息流等力量，充分发挥现代先进生产方式和营销模式，培育文化消费欲望，满足文化消费需求，提供全方位、个性化的文化服务，可以有效解放文化生产力，促进文化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第二，从文化传播角度，园区通过品牌化建设、特色化建设，依托平台所能集聚的高新科技，以受众体验和市场需求为抓手，通过大众化、潮流化、时尚化等形式，将传统文化资源创意化，使之适合当今消费时代特征和消费人口偏好，以文化产品的形式融入日常生活，进而美化生活、融入精神世界，提高人们的文化修养和审美水平，全面提升文化素质和修养。第三，从产业提升角度，园区集聚状态的形成有利于相关产业及其上下游产业聚合形成核心竞争力。园区成立之初，较多依靠国家政策倾斜和财政拨款，在初具规模之后则应顺应产业需求，融入市场竞争，通过文化产品及其创意在市场中占有份额，通过可见的文化产品和不可见的文化理念输出，在促进文化贸易消费的同时传播中华价值观和文化影响力。尤其在全球竞争条件下，输出产品是低端阶段，高端阶段则应输出理念和影响力。文化软实力并不能涵盖文化影响力的全部；中华文化影响力势必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进步紧密相关的，可以体现中华特色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园区要做大做强，必须依托文化产业的做大做强，就必须充分、正确认识传统文化资源和现代文化价值的关系，并赋予其现代意义和解读。(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