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文化产业园区出现的历史背景而言，中西基本相似，均起源于经济业态转型和结构调整。欧美文化产业园区萌芽于20世纪80年代，其兴起与国家经济结构转型密不可分，大多以文化艺术开发带动都市转型，主要表现为对旧城改造及工业遗产空间再利用，成功的经验如伦敦西区、百老汇戏剧产业园区、好莱坞影视产业园区等。中国大陆文化产业园区亦伴随文化产业进入高速增长阶段而兴起。在欧美文化产业园区发展形态外，还出现了新建园区及依托大学智力因素建设创意园区的形态，由此也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概念混用，如艺术园区、艺术产业园、创意产业园、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等。大陆地区最早正式以文化产业园区之名见诸报端的，是北京琉璃厂文化产业园区[52]。园区规划为一个中心区（东西琉璃厂）、两座标志建筑（东方古玩艺术大厦和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四个文化专业区域（商业区、传统工艺区、景观区和综合发展区）及八条文化商业专卖街（图书街、玉石街、陶瓷街、雕刻街、铜器街、字画街、文房四宝街和乐器街），以开发传统文化产业为龙头，带动其他相关产业，与周边形成具备一定规模的文化产业带，兼具北京南城改造和拉近南北城经济差距的需要，被视为打造成浓缩古都传统文化和精华的城市名片。而最早基于文化产业园区的学术研究则出现于2006年，王伟年等基于西方发达国家城市文化产业的发展经验，提出设立文化产业园区是发展城市文化产业的重要途径这一观点；经由这一具体实践，可提升城市文化品位、培育城市经济新的增长点、扩大城市就业、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等。[53]

在文化产业园区形势一片大好的声音中，不乏冷静的观察和批评之声。对园区的反思和探讨主要集中在经济异化和文化缺失问题上，见以下几点。

1.园区的经济异化问题

（1）经济规模异化：文化内涵挖掘不足，景观呈现形式单一。举国热议、全民关注的文化产业园区总的来说最具体、最显著的表现就是“大”，从占地面积、投资规模到预计产值无不以“巨无霸”的面貌出现。园区在恢宏的建筑和庞大的分期开发计划之外，文化内涵的饱满丰富、文化业态的多种多样、产业形态的各有千秋往往表现不足。仅有载体没有内涵和感动的园区是不具有生命力的。文化产业园区首先在于文化的展示和呈现，在于文化知识的再现、文化精神的感悟和文化影响的润物细无声，没有文化的熏陶，文化产业园区只能是个空壳。文化产业园区应在准确定位的基础上，着力于传承历史发展创新，以新的精神面貌影响人、感染人，进而推动社会发展。正如西安交通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中心副主任吕晓宁所指出的，出现这种状况，与地方政府习惯于通过园区模式来发展文化产业有关，其动力是经营城市和土地增值。但这样做的隐患很大，容易出现文化园区“地产化”“空壳化”的问题。

（2）经济内涵异化：园区定位不清晰，发展规划雷同。从经济学的角度，文化产业园区是产业的集聚和规模化，核心产业和配套产业合理配置是园区健康有序发展的必然要求。当前的现状却是在国家自上而下对园区的推动下，各地鲜少在特色和资源上下功夫，单纯以圈地的形式比拼拿到多少地、享受多少政策、建设多少项目，对这些项目到底是否具有生命力和可持续性、项目建设后的园区运营和维护、客流来源和目标客户群等关键问题关注不够。被誉为“中国创意产业之父”的厉无畏先生就认为，文化创意产业有望成为带动中国经济振兴的引擎，并推动经济创新发展。文化产业园区通过文化资源的挖掘、文化内涵的注入，可以塑造特色品牌，这些品牌的背后就是中国的历史文化。文化产业园区不能是“什么都能往里装”的“筐”，而应是经过科学规划、合理论证后的“百花齐放”和“百鸟争鸣”。这些面貌各异、风情各异的文化内涵经过历史的沉淀和现代的符号转化，必将成为园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灵感和创意来源。

（3）经济模式异化：园区盈利模式单一，支撑产业发展不足。按照著名经济学家、上海市投资学会副会长陈湛匀教授所说：“从2009年只有500个文化产业园，到2012年3月已超过了1万个，但是盈利只有10%。”[54]而根据张乾峰的研究，作为文化产业发展载体和平台的文化产业园区，其收入来源大致分为物业租赁收入、活动策划收入、项目投资收入、产权投资收入以及其他服务性收入；由收入来源渠道决定的盈利模式也就被分为单一盈利模式、组合盈利模式及动态盈利模式等三种。[55]由于目前国内园区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产品形态主要以纯观光性的静态景观及表演型产品为主，对参观者的参与意识及其体验价值仍需进一步提高；园区提供文化产品内容较为单一，难以满足不同客源市场、不同层次参观者的需求，包括园区方在内的业界尚未对园区管理和园区盈利模式形成认识，政府和学界尚未深化对文化产业园区及其建设规范等的理论认知。园区从功能角度划分，可大致分为观光展示型（如西安大唐芙蓉园、开封宋都古城等）、产业孵化型（如深圳华侨城创意文化园、上海2577创意大院等）及综合型（如北京798艺术区、台北华山1914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等。对传统文化资源进行开发的园区普遍还停留在复原、再现阶段，即便使用了现代化的音像、音频、投影、动画技术，也以简单呈现为主，还未能找到有效的方式与现代生活相联系；运用现代创意拉动文化消费的园区则易于流为文化商品集散地，商业气息过于浓厚，孵化产业力量不够。

（4）经济效益异化：园区发展后劲不足，文化园区却无“文化味”。文化产业园区单一化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园区企业同质化倾向严重，各园区以完成招商指标为目标，为招商而招商，对进驻企业性质、资质等要求不明确。与此相应，园区主题系列产品开发能力不足，特色不鲜明，无法为参观者提供有层次、有差异的文化产品和文化体验，再加上过于依赖门票等低附加值项目收入，不仅破坏了园区自身形象，而且加速缩短了园区生命周期，使得文化产业园区单一化加重，“文化味”缺失。饱受诟病的、被称作“全国最大古戏楼”的谭鑫培戏楼被曝演出成本高昂，一直处于“有园无戏”状态；宜昌“中国三峡·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园”历经5年工期，最终不了了之。大量的园区建设并没有紧紧抓住内容建设的内核，却肤浅地停留在场地建设及政绩工程层面上，缺乏做深做到位的能力和态度。而在宝岛台湾，台北“故宫博物院”在2013年连续推出“朕知道了”胶带纸和翡翠玉白菜系列文创产品，产生了轰动效应。通过对故宫博物院珍藏文物现代创意转化为日常生活所需，既活化历史，使历史渗入日常生活，又将生活赋予创意和文化，小小的日用品呈现出文化的内涵和气质，成为居家所需和馈赠礼品。这种将历史文物与社会民间相结合的创意而产生的文创产品及其理念值得大陆借鉴和学习。

（5）经济秩序异化：管理口径不一，监管不到位。文化产业园区作为新生事物，其发展还处在初期阶段，管理和监管同样不到位。为此，原文化部2010年发布的《文化部关于加强文化产业园区基地管理、促进文化产业健康发展的通知》中指出：“当前文化产业园区、基地发展进程中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不良倾向，一哄而上、盲目发展的问题比较突出。有的地方建设的文化产业园区功能定位雷同，文化含量低，浪费资源；有的地方和部门热衷于给文化产业园区、基地命名‘挂牌’，而忽视其条件和内涵；有的地方以文化产业之名违规占地，搞房地产及其他产业开发；有的地方在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中存在偏差；众多城市竞相上马建设动漫产业园区、基地或文化主题公园。”[56]园区管理和监管中的种种问题，若不能得到及时纠正和引导，会扰乱良好市场秩序和竞争机制的形成与建立。

2.园区的文化缺失问题

（1）文化质量缺失。自2004年原文化部命名第一批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园区以来，文化产业园区建设风起云涌，目前成规模的文化产业园区至少在2 000家左右。总体而言，文化产业园区健康发展的不多，绝大多数有“园”无“区”，有形态无业态；有“貌”无“神”，有聚点无链条，以至同质化、空壳化、候鸟化乱象极为突出。园区由“园”和“区”组成，“园”和“区”的关系犹如“城”和“市”的关系。如果说“市”是效率增长的动力，“城”是经济发展的结果，那么也可以说，“园”是企业集聚的结果，“区”是产业发展的动力。“区”的主角是企业和个人，政府是“园”的看护者。关注文化产业园区内文化企业的数量而不关注园区内企业之间的链式关联，就是重“园”而轻“区”。此外，园区景观和建筑风格日益丧失地方特色，地域特征逐渐弱化，大量园区建筑要么过度追求新奇怪，要么模仿意味过于浓厚，导致特色缺失、千篇一律。

（2）文化配套缺失。与对园区规模的认识上停留在注重数量的低级层次一样，对园区发展上更多关注于招生与租赁而非提供文化配套和增值服务。对于园区入驻企业来说，其所期待的增值服务在短线方面是希望利用园区的各种政策利好，争取各种补贴和政策红利，最直接的就是租金补贴、宣传补贴、专项活动经费等；长线方面，希望园区能成为中间人，为其搭建平台，对外沟通政府方向业务，对内整合园区内企业，共同发展更大的业务。特别是设计企业，一般规模都不大，如果能整合几家上下游的企业，就能有更多机会。理论上，一个园区的核心价值是聚集产业链上优质的企业群，然后再形成松散合作的内部产业链，园区是推动这个联盟的主导者。园区应利用文化产业的创造力，如设计、品牌包装、传播推广等渠道来增加文化产业的附加值以促成产业升级目的。

（3）文化价值评估缺失。文化产业园区必须主要聚集文化企业，但也不可能每一家企业都是文化企业。根据对上海田子坊、同乐坊、1933老场坊等典型文化产业园区的分析，可以发现其业态配比的一般规律为：商业休闲占50%～70%（其中餐饮类40%左右，零售类40%左右，文化娱乐类20%左右），创意办公占10%～20%，其他配套（主要是酒店或展示空间）占10%～20%。对文化产业园区的评估，至少还应对文化企业的利润率、从业人员工资的增长率、社会人员就业的拉动等进行相应评估。严格意义上讲，对文化产业园区的价值评估必须取多维视角，除经济方面的集聚效应、孵化功能评估外，文化方面的文化产品供给和城市形象提升、社会方面的休闲场所开发及精神家园建构等都应受到关注。遗憾的是，当前全国对文化产业园区的功能定位和评估指标多偏于经济维度，对其文化和社会功能的关注严重不足。事实上，文化产业园区作为地域文化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不仅承担孵化产业的经济功能，也是展示区域文化影响力、亲和力、创造力和感染力的窗口。如西安的曲江新区、深圳的华侨城创意文化园、开封的清明上河园等，不仅增强了文化竞争力，而且提升了城市美誉度。此外，文化产业园区还对城市更新具有昭示意义，如北京798艺术区等文化产业园区的存在，就证明了城市可以不通过大规模拆迁改造而重新焕发活力。这种示范价值岂是GDP指标所能衡量的？

（4）理论研究不足。目前文化产业领域尚未建立起统一的评价体系，各种数据和理论的使用不是建立在同一个评估体系内。文化产业园区的理论研究应该分两个层面，一个是技术层面的，一个是理论研究层面的；尤其在理论研究上缺乏中国原创理论，有待于政界、商界、学界共同努力来解决。

理论上讲，文化产业园区的功能应表现为将日益增长的文化产品需求与专门技术相结合，通过文化产品及服务供给的增加和满足，不仅提高劳动力密集度，进一步扩大就业，并且将“新思想引入经济体并向其他产业扩散”[57]，进而引发革新。问题在于，对经济成果的考量是可见的，而文化成果就不那么容易界定和评判了。安迪·布莱特（Andy Pratt）在《文化产业：超越集群模式》一文中明确指出，现行解释文化产业空间集聚的两种理论本质上都是着眼于经济逻辑而非文化特性，着眼于文化生产和消费的次要或者间接作用而非直接作用，从而将文化产业活动视为与其他产业活动无区别的一种经济活动[58]。文化产业园区的经济功能是重要的，然而不是唯一的。文化产业整体以直接、快速的方式拉动社会发展、推动区域经济时，其经济价值被无限放大，文化价值反而退居其次。当文化产业已经成为下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当文化产业园区被认为是“积极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有效途径”，如何准确、批判性地考察文化产业园区的文化和经济的关系、构建文化产业园区发展模式势必要超越传统的经济集群理论和模式，构建文化集群概念及思考其价值所在。

[1]单世联：《中国现代性图景中的文化产业》，载《论文化观念与文化生产》，北京：新星出版社2014年版，第252页。

[2]同上。

[3]（清）容闳：《西学东渐记》，徐凤石、恽铁憔等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页。

[4]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2-53页。

[5]同②，第45页。

[6]刁丽伟：《五四时期文化的价值思考》，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2期，第109-110+128页。

[7]单世联：《中国现代性图景中的文化产业》，载《论文化观念与文化生产》，北京：新星出版社2014年版，第253页。

[8]单世联：《现代性与文化工业》，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9]吴凤斌：《略论汉字汉语与越南语言文字的关系》，《南洋问题》1984年第1期，第102-113页。

[10]郑毅：《评〈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世界历史》2013年第5期，第145页。

[11]佚名：《欧洲历史上的“中国热”》，《解放日报》2015年1月9日，第15版。

[12]宋连生：《大清盛世北京》，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年版，第135页，转引自王少凡：《清朝的衰落与西方中国观的转变》，沈阳：辽宁师范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

[13]周宁：《停滞/进步：西方的形象与中国的现实》，《书屋》2001年第10期，第11页。

[14]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0页。

[15]同②。

[16]朱文通等：《李大钊全集》第3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18-322页。

[17]张东荪：《现代的中国怎样要孔子》，载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88-389页。

[18]封海清：《西南联大的文化选择与文化精神》，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

[19]钱穆：《中国文化传统之演进》，载《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4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4页。

[20]〔美〕本尼狄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21]霍步刚：《国外文化产业发展比较研究》，大连：东北财经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

[22]〔美〕克莱德·伍兹：《文化变迁》，何瑞福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1-62页。

[23]姚顺良：《“五四”运动以后两次中西文化论争的当代启示》，《南京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第2页。(www.daowen.com)

[24]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3页。

[25]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299页。

[26]王元化：《杜亚泉与东西方文化问题论战》，许纪霖、田建业编：《杜亚泉文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27]王新命等：《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搜狐网，2017年2月17日。

[28]高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50页。

[29]陈崧：《三十年代关于文化问题之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建所40周年学术讨论会，1990年8月。

[30]郭建宁：《三十年代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的文化论争探析》，《中州学刊》1996年第5期，第135-140页。

[31]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71、372、374页。

[32]彭明、程歗：《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1840—1949）》，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58、670页。

[33]史春风：《近80年关于中国本位文化问题论战研究状况综述》，《安徽史学》2010年第5期，第105-114页。

[34]曾一士总编，孙中山纪念馆：《中山楼之美》，台北：孙中山纪念馆2003年版。

[35]转引自关志钢：《关于台湾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几个问题》，《台湾研究集刊》2001年第2期，第38页。

[36]同②，第43页。

[37]宋淑玉：《台湾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述论》，《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卷第2期，第82页。

[38]俞新天：《两岸共同复兴中华文化的思考——纪念辛亥革命百年》，《台湾研究》2011年第2期，第4-9页。

[39]王学典：《“80年代”是怎样被“重构”的？——若干相关论作简评》，《开放时代》2009年第6期，第47页。

[40]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4》，国家统计局网站，2014年9月1日。

[4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3》，国家统计局网站，2003年1月1日。

[42]〔澳〕约翰·哈特利：《创意产业读本》，曹书乐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15页。

[43]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32-57页。

[44]转引自龙坚：《新加坡华商之文化资本的积累与转换》，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

[45]同②，第4页。

[46]〔德〕阿尔弗雷德·韦伯：《文化社会学视域中的文化史》，姚燕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

[47]文化部：近十年文化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超15%，新郎财经，2014年7月18日。

[48]〔美〕艾伦·J.斯科特：《城市文化经济学》，董树宝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

[49]〔澳〕戴维·索罗斯比：《文化政策经济学》，易昕译，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97-98页。

[50]广东省文化厅：《广东省文化厅关于文化创意产业园区（集聚区）的管理办法》（粤文市〔2013〕132号），2013年9月1日起施行，广东省人民政府网站，2013年9月25日。

[51]〔德〕汉娜·阿伦特：《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王斑译，北京：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36页。

[52]胡辉明：《北京琉璃厂文化产业园区正式启动》，《中国文化报》2000年12月20日，第3版。

[53]王伟年、张平宇：《城市文化产业园区建设的区位因素分析》，《人文地理》2006年第1期，第110-115页。

[54]胡津铭：《陈湛匀教授：文化产业园盈利只有10%？》，中英网，2012年9月17日。

[55]张乾峰：《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盈利模式》，《新闻前哨》2012年第1期，第88-90页。

[56]文化部：《文化部关于加强文化产业园区基地管理、促进文化产业健康发展的通知》，中国经济网，2012年5月31日。

[57]莫健伟：《文化创意空间：艺术与商业的集聚与融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06页。

[58]同上，第47-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