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文化和经济的紧密关系是被公认的，但只有在这个时代，两者的关系才发生了创造性的转换。原始社会的文化与经济处于蒙昧时代，呈现为原始状态，还不能分辨两者，只是共同存在于原始生存方式中。只有生产力发展到足以在经济上出现剩余产品、社会交往上出现不平等占有关系后，阶级出现，文化才成为少数人的特权和地位象征。作为独特的精神源头，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以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方式发挥着深刻的作用和影响。工业革命催生了产业分工；晚近以来教育普及，产业勃发，技术渗透进入文化创作、生产、分配、消费等各环节，文化工业化和大众化趋势已现。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中认为，任何一项伟大的事业背后，都必须存在着一种无形的巨大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源于与该项事业的社会文化背景的密切渊源；由此，新教伦理成为西方工业资本主义的精神动力。[43]大卫·蓝迪斯（David S.Landes）在《新国富论》（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中指出，“若要说我们从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里学到些什么，那就是，文化造就了所有的差异”[44]，以此来论证文化对经济表现的重大影响力。亨廷顿更早就提出，21世纪的竞争由文化竞争取代了经济和军事竞争，文化辐射力日益越来越代替经济和政治上的垄断与专制，以文化为底蕴的价值观念引导了经济竞争从产品之争转向文化之争。他将文化影响经济结果和资本积累的方式归纳为三类：

其一，文化会影响经济效率：借由增进群体共同价值的方式……如果这些文化价值有助于更有效的决策、更快速及多样化的创新，以及使行为更能因应变迁，那么群体的经济生产力最后将会导致更好的财务结果或更高的成长率。

其二，文化会影响公平。例如道德责任的承担与传递……这种文化价值的影响体现在群体的资源配置决策上，如此其成员可达到公平的结果。(www.daowen.com)

其三，文化影响甚至决定群体欲追求的经济或社会目标。[45]

从古典经济学派开始，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就长期处于研究视野中。信息时代来临，当知识创新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技术日益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促进有形物质产品创造价值向无形精神产品创造价值的转换。由物到文化的转换，对社会而言提出了更复杂的问题。历史潮流“正以极快的、甚至迅猛的速度将我们带入一种新的生存状态，在这种新的生存状态中，我们曾经熟悉的许多伟大事物似乎不再具有继续发展的余地，而许多事物因技术的发展可能会带来更加舒适的条件，但是也有非常多的事物变得更加阴暗、沉重、危险，很多事物不再像以往那样自由，那样富有来自于内部的自发力量”。“为了长期给新的事物腾出余地，我们以往的生存状态中本质性的东西到底有多少要消失，那些新的事物又是些什么。”[46]正是在社会持续流转中，文化—经济一体化从最初的朴素形态生发、成熟，直到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网络世界的开辟，拓展了人类社会生活新的可能的意义空间，不仅扩大了文化体验的范围和方式，而且构筑了新的社会信息结构，通过平等互动的交互沟通，文化信息的接受者也可能是文化内容的创造者，依托技术的平台，文化以另一种面貌发挥着对经济、对社会的影响和渗透。此外，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的一日千里，催生了人类理性工具化，对技术或悲观或乐观的态度使得人类始终在使用与适用这两个层面上摇摆，越来越实用。将文化置于经济学分析框架之内发现，其使用价值内化于人类社会生活而不可剥离，而其交换价值附于产品之上不可复制，这种价值悖论现象使得文化与经济关系无法使用既有经济学标准进行解释和阐述：必须找到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平衡点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