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五四”运动之前关于“体用”的争论也可被视为中西文化论争的话，它还处于萌芽阶段。论争主体双方均受中国传统儒家教育，论争并未改变“中体”这一核心问题，“西用”是为更好地服务“中体”，“西用”是要消融于“中体”之中的。伴随西方思潮的大量涌入和“五四”运动的思想启蒙，中国社会经历着剧烈的震荡，反映在思想界就是关于东西方文化的论争不断，高潮迭起。在这场论争中，以杜亚泉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西化派论争甚为激烈，主要围绕着东西文化的差异及优劣，对东西文化应持何种态度以及东西文化是否可调和而展开。以陈独秀为首的全盘西化观点深受西方民主与科学精神鼓舞，“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24]因此试图以激烈的文化革命彻底改造中国文化，找寻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道路。而东方文化派的杜亚泉在《迷乱的现代人心》中则提出“统整吾固有之文明，其本有系统者则明之，其间有错出者则修正之。一方面尽力输入西洋学说，使其融于吾国固有文明之中”。这种对西方文明保持一定距离、对中华文化家园的守护态度被激进的西化派批评为“保守”和“改良的调和”，以至于完全忽视了中华文明中合理性的部分。论争持续到1921年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发表。被视为国粹派的梁漱溟回归传统文化，在传统中寻找文化复兴的依据；他以比较和批判的眼光在研究东西方文化的基础上提出“中华文化复兴”；提倡把中国固有的“理性”和“仁”复兴起来，这样中国才能复兴，才能现代化，才能吸收西洋的科学技术。[25]同时，他认为中西文化的差异在于历史阶段的差异，他将人生问题划分为三大问题，在第一大问题即人与自然界的问题上，承认西方文化获得胜利；但在人生第二大问题即人与人的问题上，坚持认为中国文化在此方面具有优越性，并相信西方文化在此方面需要向中国文化学习。著名学者王元化在反思“五四”运动时曾说，“这场论战就其在文化史上的意义来说，是远远凌驾于以后发生的科玄论战、民族形式问题论战之上的。……这场论战第一次对东西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对两种文化传统作了周详的剖析，对东西文化交流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看法，实开我国文化研究之先河，以后文化研究中诸重大问题及对这些问题所持观点，几乎均可从这次论战中见其端倪。其思路之开阔，论点之坚实，见解之深邃，往往难为后人所超迈。……今天有关东西文化的研究，好像在重复这场论战中一些重要观点。但是今天很少有人提及这场论战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26](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