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意义上的西方文化产业发展，从时间上看从20世纪60年代起步至20世纪末21世纪初趋于成熟，从发展动力上看是在技术持续进步的有力推动下实现的快速发展，表现为全球化、高新技术化、集群化等新的发展趋向。[21]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范畴解释文化产业的产业性是一个方面，但文化产业首先是文化然后才是产业。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不仅具备世界其他国家文化产业发展的普遍性特点，而且担负着自身独特的历史使命，即中华文化的全面复兴重任。中华文化复兴是百年中华民族精神觉醒的呼唤，也是古老中华文明的现代重生；21世纪，在全球文化产业蔚然兴起的背景下，中国文化产业肩负着双重使命登上历史舞台：中国文化产业的现代面貌表现为推进社会结构调整，促进经济结构更快更好地转型；其历史面貌则担负着文化复兴的重任，要在现代性社会中实现文化的独立价值和自由。中国文化产业要以中华文化为根本，同时蕴含着丰富的现代文化内容；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因应现代社会元素，成为丰富而多元的新文化记忆体。世界文化产业发展最大的危机应来源于对各民族国家传统文化的传统和保护。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是该民族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最本质的特征，它凝聚着一个民族在其历史的自我发展创造中不断形成的智慧、理性、创造力和自我约束力，在适应本民族特殊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和功能，具有自己的独创性。传统文化中的心智之光是引导出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协调的明智之路。

文化复兴是相对文化衰落而言的。克莱德·伍兹（Clyde Woods）认为，文化接触及其变迁，尤其当外文化来自占主导地位的群体时，常对接受方的文化带来破坏和压力。一些群体为了应对压力，发动了反应运动，试图恢复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意义和内容，即复兴运动。[22]百余年的中国近现代史，也是中国文化从政治经济到思想文化各面受到冲击、发生颠覆的历史。国人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探索，从器物不利到制度不足，一直溯源至文化，并最终将革新的矛头指向了传统文化。纷飞的炮火波及文化领域，从“打倒孔家店”到“打倒孔老二”，旧的文化秩序被打破，新的文化秩序并未如约建立。中华民族向何处去？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目前普遍认为，“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思想文化界又爆发过至少四次论争：一次是20世纪20年代由“东方文化派”挑起的“东西文化之争”，另一次是20世纪30年代由中国文化建设道路问题上的“全盘西化论”和“中国本位论”引起的“中西文化之争”[23]，第三次是20世纪60年代台湾对中华文化出路的探讨及第四次大陆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文化热”。每一次论争的目的都在于探索中华文化未来的发展前途和道路。(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