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发展与社会变迁互为推动；社会变迁由社会在经济、政治等领域所发生的各种形态演变串联而成，表现在文化上，是文化观念和文化形态的变化。当中华文明辉煌的终结与中华民族的危亡同时降临时，先贤们在革命浪潮风起云涌之时、民族危亡旦夕之间，将中华文化复兴与中华民族崛起作为民族自救之途。孙中山先生在谈论社会与文化发展关系时认为，“物质文明与心性文明相待，而后能进步。中国近代物质文明不进步，因之心性文明之进步亦为之稽迟”。[14]在他所描绘的中华蓝图中，心性文明的不进步造成了物质文明的迟滞；民族的落后加重了与西方文化的差距，由此“持中国近代之文明以比欧美，在物质方面不逮固甚远，其在心性方面，虽不如彼者亦多”[15]；民族复兴是物质文明与心性文明、社会进步与文化崛起的双重进步。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在讨论民族复兴时也认为，“理想的‘少年中国’，是物质和精神两面改造而成的‘少年中国’，是灵肉一致的‘少年中国’”“我所希望的‘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是物心两面改造的运动，是灵肉一致改造的运动”。[16]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各文化流派轮番登场，见证了中国现代文化的重生及成长；在中西文化动荡中诞生并成长起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建构起了更为科学和深刻的中西文化观。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早期接受良好的传统中国文化教育和熏陶，见识和游历过先进西方国家，在不断的反思与痛苦的挣扎中，开始理性地看待中西文化，主张融合两种不同特质的文化从而建设新的中国文化。精神和思想的痛苦，国内国际形势的压迫，这一代知识分子经历着身心的磨炼。到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组建，知识分子关于中国文化的未来和国家出路的探索到达了一个全新的高点。冯友兰、贺麟、陈寅恪等人从学理上论证了“全盘西化”的不可能性，殷海光、陈石泉、汤用彤等提出重新估价传统文化的价值。经由二三十年代的中西文化论争，必须保持民族文化主体地位的观点得以确立，文化复兴须“从做人下手，恢复中国人的自主性，如此才能有吸收外族文化的主体资格”。[17]“联大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在民族与文化的关系上，把民族文化视为民族存亡的重要基础；第二，把文化救国视为维系民族精神、强化民族意识、振兴民族的根本。”[18]钱穆在《中国文化传统之演进》一文中指出：“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有他的生命，这生命就是他的文化，这文化也就是他的生命；如果有国家民族而没有文化，那就等于没有生命；如果他的生命没有意义，或者是没有价值，那也就是说他的文化低下；生命的意义高，价值大，他的文化也就崇高了。”[19]然而，时局动荡，风雨飘摇，文化复兴的探索才见曙光，就为战乱和政治所遮蔽。在对传统文化的自我抛弃和厌恶中，包含着中国人对文化复兴的淳朴情感和强烈意愿以及对新鲜韵味的渴望与追求，意味着对未来新世界的追求和探索。在“文化失落—激烈的反传统”中，孕育着文化复兴的星星之火。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面，文化复兴也一样。文化复兴需要载体以发挥其凝聚力和向心力，经由信仰或象征组合起来。新文化运动，以壮士断腕的决绝切断了传统文化血脉，嫁接了西方学说；战争年代摧毁的不仅是物质的文化，更加深了精神和思想的危机，家国不存的恐惧时刻萦绕在心。伴随文化殖民化地步步加深，被打倒的孔家店之后再无信仰和偶像，再无文化的象征！

文化之微观，在于人们的吃穿住行饮食风俗；文化之宏观，在于缓冲、制衡国家机器和人民大众，维护群体结构的良性运转。具体而言，文化与民族复兴至少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文化正在成为一种身份，成为国家间彼此予以区分的标识。文化和政治意义上的国家并不完全对等。文化国家是一种文化间的认同和尊重，是个体被纳为群体一部分的身份识别；对外来文化的认同和接纳，足以瓦解甚至摧毁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民族凝聚力。只有基于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国家才能具备伟大的精神力量和独特的气质特征。国家在文化上的表征就是民众对整个国家的价值观的接受和服从，在主流价值观的引导下，民族间彼此尊重，国家统一、稳定。文化既是民众的身份识别象征，也是民众参与社会生活的方式之一。通过文化参与，民众成为汇聚国家和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依据本尼狄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看法，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使这种想象成为可能的首先就是文化：宗教、政治王朝、人们理解世界的方式（比如时间观念）、书籍（包括报纸等）等[20]。所以，文化使国家成为可能，没有脱离文化的抽象国家。而依据亨廷顿的观点，人们正在根据文化传统重新界定自己的身份，文化利益成为国家利益的核心，文化主权构成国家主权的一部分，文化成为国际竞争的力量之一。(www.daowen.com)

第二，文化正在成为一种资源，成为国家间彼此竞争的手段。从亨廷顿观点来看，文化从软实力向巧实力的转变，日益凸显文化在国家竞争中的地位和重要性。将文化作为“软实力”，是与“硬实力”相对应的概念；“巧实力”既不是单纯的硬实力，也不是单纯的软实力，而是综合了硬实力和软实力的一个整体的战略。它既强调“硬”的军事力量，同时极大地强调“软”的文化力量，将一对概念糅合成一个概念，显示了文化正在成为国家力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起源而言，“软实力”代表着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竞争的社会背景，有着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和对抗的色彩；而“巧实力”则代表了文化产业崛起的20世纪以来文化对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和渗透，正是现代价值观和文化实力越来越成为国家间力量对比的重要部分和制胜点。而文化传统的深厚与否，文化实力的强大与否，将前所未有地参与国家竞争之中。

第三，文化作为一种产业，正在成为国家经济转型的推手和国际形象传播的中介。文化一旦进入产业领域，就渗透在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中，成为生产和消费的对象。只有通过产业化形态，文化才能从“无形物”转为“有形物”，为商品经济注入无限活力，为文化信仰赋予物质形态。现代国家的文化交往，就是以文化产品为主要载体的物-物交往；经由文化产品的生产，不同的民族文化蕴含其中，以文化和经济相结合的形式参与到国家交往和竞争中。伴随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文化产品、文化贸易、文化服务等形式日益参与到国际竞争和交流中，不仅直接推动各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也将各民族文化形象传播开来。文化贸易不仅推动巨大经济效益的产生，而且其承载的文化影响力也随着产品市场进驻率的提高而增强。越来越多的节目版权的输出使各自国家的文化影响力渗透进来。湖南卫视《中国好声音》《爸爸去哪儿》、浙江卫视《奔跑吧兄弟》、四川卫视《明星家族的2天1夜》、东方卫视《两天一夜》等真人秀节目红极一时，然而遗憾的是，这些创下了国内新一轮收视率高点的节目并非中国原创。这种对模式的引进虽然活跃了国内的电视市场，但无形中助推了对电视收视率的盲从和对版权引进的依赖。这种“模式热情”，除了山寨创意之外，还被标准化、工业化的制作流程所绑架。而文化和创意相结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从获得灵感到落实想法，再到形成模式，需要很长的时间周期。在国际文化竞争中，文化产业正发挥其巨大的政治、经济作用而强有力地参与到国际竞争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