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中华文化长期以来以同心圆方式源源不断地向外辐射和传播；人们通过一定的文化交流方式，用知识、信息、观念、情感和信仰与外界交换和交往，实现文化的传播与扩散，不仅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发展和进步，扩大文化传播范围和提高文化影响力，并且在文化互动中，不断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丰富和多元。

首先，文化影响力的衰弱表现为对东亚周边地区的影响减弱。历史上，中华文化对周边地区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各自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汉字文化圈、儒家文化圈，影响波及日本、朝鲜、韩国、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按照法国汉学家汪德迈（Lon Vandermeersch）诠释：“汉文化圈，实际就是汉字的区域。”故朝鲜、韩国、日本、越南、新加坡属于汉文化圈范围。在东亚诸国悠久的民族历史文化传统中，处处可见中华文化的元素或遗留，表现在各国的文学、民俗、建筑风貌等处。文化的传播依托汉字的传播，正是经由汉字文化传播，中华文化及思想才得以传播和影响这些民族和地区。如日本文字有的直接来源于汉字，有的借鉴汉字造字法自造，其平假名和片假名由汉字草书和部首演变而成；而汉字汉语在越南的使用一直延续到20世纪20年代，流行长达两千多年。安南历朝政权自认属于中华正统，阮朝认为其负有在东南亚传播中华文化的责任。[9]李氏朝鲜认为其文化为中华文化之正统，长期以“小中华”自居。随着清王朝闭关锁国政策的全面推行，国家内外实力都在不断退化。即便如日本这样长期折服于中国文治武功的国家，随着其国内外形势的诸多变化和国家实力的日益强大，对中国的认识开始发生转变。尤其是自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的认识经历了“从尊崇到质疑”“从质疑到污蔑”“从污蔑到无视”等过程[10]，正是这种对华态度的颠覆性转变，使得中日关系从19世纪40年代起发生巨大变化。(www.daowen.com)

其次，西方国家“中国观”发生了由崇拜到藐视的转变。15世纪末开始，“中国热”席卷欧洲，中国元素成为品位和地位的代名词。“中国热”一直伸展到了英国女王的宫廷中；18世纪初，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形容说：“女王本人爱好穿中国服装出现。我们的屋里充满了中国的元素。”宫廷里面挂着中国图案的装饰布，中国瓷器被视为珍玩，只有在西班牙和法国等大国的宫廷里才能见到较多的瓷器。王宫里的贵妇纷纷摇起了中国式的扇子，巴黎街头出现了中国轿子。[11]从18世纪中期开始，已经完成了思想启蒙和工业崛起的西方开始用另一种眼光和视角看待中国；尽管存在着一定的文化差异和误会歧义，不可否认的是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力提高切实改变了中国在西方的地位，这也是经济和军事实力发生转换的必然结果。通过描述中国的野蛮，西方国家赞美上帝的福音；以中国统治的残暴显示西方国家民主的优势之处。在盛世终结之前，中国政府还不肯给西方来中国进行交流的商人或传教士平等的地位，仍是以“夷”待之，[12]这也让西方人士感到很厌恶。伴随着日益扩大的贸易、传教等活动，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认识逐步推进，西方国家的优越感生发出来，开始蔑视、贬低、丑化甚至仇视东方的传统文化。德国哲学家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在《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Ideen zur Philosoplie der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中从种族、地理环境、文化教育、政治制度、道德思想等方面仔细分析了中国文明的全面停滞，最后那个形象化的结论令人吃惊，但却可以代表西方文化的集体想象：“这个帝国是一具木乃伊，它周身涂有防腐香料，描画有象形文字，并且以丝绸包裹起来；它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就如冬眠的动物一般。”[13]至此，中国大国形象日益萎靡，“东方睡狮”难掩其揶揄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