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中国形象在西方视野中从辉煌向黑暗的陨落，尤其是在战争失败和割地赔款的双重屈辱中，中国人开始观照和反思自己。首先，向西方从器物—制度—文化的全面学习以失败而告终。“追溯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从晚清‘学战’到‘五四’论争，学术思想界在寻求根本性突变的过程中，日益明确地建构起传统中国和近代西方的对比模式，越来越多的言论要求文化为中国的积弱和衰败负责。”[2]

列强的入侵首先触动了传统的社会文化秩序。从林则徐《四洲志》“睁开眼睛看世界”，到魏源《海国图志》“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再到徐继畲《瀛环志略》从“华夷”向“中西”话语的转向，是当时社会上流阶层在骤然受到外来侵略时所做出的反抗和迎接，对外部世界的探索还停留在了解外国、重新认识自己的学习阶段，开始重视之前所看不起的“奇淫技巧”。到了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应对各种洋务，地方官僚兴建各类轮船局、招商局、机器局，兴办学校、选派留学幼童，从“师夷长技”发展到了“师夷长技以自强”，也不过意在“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3]；西学促动了古老中国的思想和文化进一步开放，但“中体西用”终究不符合文化自身发展逻辑：“中西文化的不同，谁也没有根本地认识，而能为徐徐有步骤有计划地调整改变；只有任他支支节节在刺激与反应中，往复激宕机械地演变去。于此演变中，在中国人总不免情急而指望着变得一结果出来；但正面结果往往不可见，其所有者只是中国社会自身引入更深一度的崩溃而已。于是，自救适成为自乱。”[4]这场革命以其惨烈实践方式表明，“中国今日之乱不同从前……今则社会构造根本崩溃，有如堕甑之不可复完，须要创造一个新的社会”。[5]

其次，在对西方文化的“模仿追趋”之外，是国人对传统文化的自我抛弃和厌恶，传统文化凝聚力衰退。西方思想大量进入中国并影响着年轻的一代，民主、自由、人权等反传统思想的确立，高等教育的发展造就了具备新思想的知识界和青年学生，也储备了激烈反传统的斗士和人力。“五四”运动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追求，时下观之，是知识分子进行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要义，但在当时却是知识分子与传统的彻底决裂；“五四”运动是中国人自己对中国文化提出了最严厉的批判，是中国知识分子对自己的最严厉的批判。“五四”精神中“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不仅是中国文化载体在认识上的飞跃，更是中国文化载体在文化心理上的一次突破。它标志着中国文化载体开始从旧的文化格局的束缚中摆脱出来，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这正是中国文化未来的希望”。[6]“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陈独秀、胡适、鲁迅，在思想气质及文化倾向上有很大差异，但在如何对待传统文化上，却有一个共同的态度：仅仅模仿西方的技术和政治制度是不够的，现代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变革的前提是思想观念文化革命，而这种革命首先需要全盘抛弃中国的过去。反传统之所以必要，在于中国文化已无法应对现代挑战。”[7]激烈的“五四”反传统震荡，并未完成中国文化的现代性重构重任。(www.daowen.com)

近代以前的社会里，社会发展处于经济和政治相对静态的环境中，文化变迁是缓慢而悠长的。而近代以后，由政治革命、产业革命引发的社会和文化巨大变迁，在世界地理大发现的推动和张扬下，其扩散和影响范围远远超过以前，以至于在这个“崭新的社会情境中……‘现代’之于‘古代’的差异不仅仅是时间而造成的变化，而是一种进入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完全不同的质素”[8]。由西方社会引领的这场伟大变革与古老东方的沉寂形成了鲜明对比，世界发展分裂为两个截然不同的进程，中华文明进入了发展停滞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