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欧美地区对园区的认识通常与城市复兴相联系，东方国家偏重于关注园区发展的经济层面和经济效应，普遍对文化层面的关注相对不够。伴随着现代化在更广阔的空间发生、发展，其对文化领域的影响和意义日益深远。文化产业的勃兴和深化，既承接其文化的传承功能，表现为人的世界观、价值观的更新和变化；又将其物化为具体的文化产业诸形态，表现为各种可视、可触、可感受的形态，对人们的行为产生直接的影响。当前，关于园区的观点大致可归结为以下三种。

1.空间-经济政策观

我国台湾学者杨敏芝认为，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是一种新的空间经济政策，经由一定规模的产业链群聚效益，成为实质环境及基础设施建设、保存文化资产价值、带动强化其他产业及商业活动、吸引创意阶级聚集城市、强化城市意向及市民荣耀感的主要政策。[14]从园区建设到区域再生，再到文化创意产业主体产业定位及文化创意产业支援平台建构，这一观点推动了空间观念的发展和演变，从以往机械式的空间地理概念拓展到空间-经济观点，认为依据空间的规模和尺度标准，空间及空间之外的系统相互关联、发生关系，在此基础上探讨文化产业园区空间内部、内部与外部的关系，进而探讨文化产业与经济结构转型、城市化、文化生态及城市人文建设归属等问题。

2.产业链价值观

大陆学者王缉慈针对国内近年来打造文化产业园区的热潮，直指创意产业不同于一般产业的聚集模式，不应将工业园区的发展模式生搬硬套到创意产业上来，仅仅提供土地、硬件基础设施、以税收为主的政策优惠等条件，忽视了创意产业主体创意者的重要性和特殊性。[15]目前，在各地早已兴起的文化产业园区建设热潮中，简单地套用高科技园区模式发展文化产业园区的不在少数，借用文化产业的外壳，从事低增值文化生产活动，甚至与文化产业完全无关的生产，无论外壳如何精美，事实上无助于文化产业业态的提升和升级。因此，文化产业园区的经济价值就在于产业价值链的提升，由此构建产业园区内部文化产业业态的丰富性，进而促进区域发展、融入国际分工。(www.daowen.com)

3.文化创意集群观

新加坡学者江莉莉聚焦于对文化和创意空间集群理论的批判性分析，认为“创意集群”和“文化集群”这两个术语在文献中的交替使用是源于对“文化产业”和“创意产业”两个概念缺乏清楚认识的表现；在文化和创意活动情境下，必须关注特殊产业的独特性。[16]创意经济社会结构的变迁，带动了产业结构的变迁。与以往的工业区和集群不同，在文化经济已成为当代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当下，文化被用作开拓市场、吸引投资、拉动经济、提高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工具和战略，使得文化前所未有地卷入到社会发展之中，其渗透力和穿透力史无前例。由此，文化产业进入城市规划视野，开始与社会当局利益相关，正在成为基于“地理布局结构上形成的集创新、孵化、投资管理、生产性服务和产权交易等活动的载体”。[17]持相似观点的还有纽约市立大学布鲁克学院利拉克·纳楚姆（Lilach Nachum）和剑桥大学圣凯瑟琳学院戴维·基伯（David Keeble）博士，他们从跨国企业与集群的视角研究文化集群问题，提出文化集群会促进集群融入全球关系网络，通过本地与全球的立体结合，推动文化集群发展，实现利益最大化。

上述观点从各自的视角阐述了园区的功能之一，事实上，关于园区的研究和认识正在逐步深化和拓展，来自政府、学界、业界的探索和研究正在互相融合与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