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论”显然是有问题的。最要命的问题是：虽然追求平等可能是“普世”的，但是平等的含义却不是“普世”的。几乎每个人都赞成就业和教育平等，但是他们心目中的平等却遵循截然不同的标准。比如，很多人认为北京大学在本科招生中的分省配额是不大平等的，问题在于，怎样分配名额才算平等呢？有人提出应该全国一张卷，全国统一录取；还有人提出来，应当按照人口的比例划分各省的名额。这两种方案听起来都能促进平等，但是它们的执行结果却迥然不同。教育平等的方案还可以有无数种。比如，既然名额要按人口比例来划分，为什么不把名额落实到市，甚至落实到县？“普世论”只提出了平等的目标，却没有指明应当选择哪种平等。事实上，不同国家法律所做的选择差别巨大，它们或许形似，却谈不上神似，至多算是“貌合神离”罢了。

人们想要的东西明明很不相同，为什么都要冠上“平等”的名义呢？几十年前，美国学者彼得·韦斯滕（Peter Westen）提出了自己的解释。^[4]他认为，人们用“平等”包装一切诉求的根源，就在于平等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什么诉求都能够容纳。比如，学生期末不想参加考试，既可以用自由的话语来表述，宣称考试侵犯自己的人身自由；也可以用平等的话语来表述，主张学生和监考老师是平等的公民，既然老师不用应考，学生也可如法炮制。那么，平等为什么无所不包，以至于陷入空洞呢？这是由平等本身的语义结构决定的。什么叫平等？亚里士多德认为，平等就是相似的人应当获得相似的对待，不相似的人应该获得不相似的对待。这当然是对的，但是他定义什么是相似的人了吗？没有。人们总是在某些意义上相似，在其他意义上不相似的。比如，老师和学生都是中国公民，这是他们的相似之处；他们又身份有别，这是不相似之处。他定义什么是相似的对待了吗？也没有。罚抄校规和开除学籍都属于制裁，却霄壤之别，相信不会有任何学生认为它们是“相似的对待”。韦斯滕指出，什么是相似的人、什么是相似的对待，都不取决于平等的概念本身，而是取决于平等所包容的具体诉求。比如，某些男士的诉求是让媳妇分担养家压力，他们就会主张媳妇和自己没啥不一样，都该养家，媳妇不养家就是夫妻不平等；某些女士的诉求是让丈夫分担家务，她们就会主张丈夫和自己没啥不一样，都该做家务，丈夫不做家务就是夫妻不平等。夫妻都拿平等说事，都给对方提要求，谁也说服不了谁，归根结底是因为双方不在一个频道上，所主张的平等根本不是一回事。很不幸，这样的场景千百年来在无数家庭重演，并没有结束的迹象。

如果平等只是一套用来包装不同诉求的话术，人们必定会问：为什么非要使用话术，有话直说不好吗？韦斯滕解释说，这是因为平等的话语自带“光环”，具有强大的修辞力量。一旦以平等自居，就站上了道德的高地，可以把反对者都定性成“反对平等”“实施歧视”，迫使对方陷入自证清白的境地。政客和文人都看上了平等的修辞力量，所以“平等的政治”大行其道。然而，修辞有个很大的坏处，就是会遮蔽真实的问题。政治运用平等的话术，把不同的观念和主张都吸纳进来，表面上一团和气、都讲平等，内里却存在巨大的分歧。分歧一旦暴露出来，根本不是一句“我们都要平等”能够弥合的。比如，在几年前的异地高考之争中，外地随迁子女的家长主张说，我们的孩子和北京小孩一块儿长大，凭什么不能和北京小孩一起高考？这是不平等。北京的家长则提出，你们的孩子和留守儿童户籍都在一处，凭什么不和留守儿童一起高考？那才是不平等。双方剑拔弩张，表面上却都主张平等，这个表面的共识对于解决分歧几乎毫无用处。韦斯滕据此认为，应该把平等这套话术从公共讨论中驱逐出去，这样才能帮助人们直面分歧、解决分歧。(www.daowen.com)

可以想见，韦斯滕的观点在美国法学界激起了巨澜。我在北大读研究生时看了他的文章，觉得心口憋气。自己深信不疑的东西被说成虚妄的话术，能不气吗？我试着检索文献，寻找批驳他的文章，才发现当年的讨论是如此热闹，许多重要的法学期刊发表了批评韦斯滕的文章，而韦斯滕也一一接招，竭力自辩，甚至与个别批评者文字往还了好几个回合。这场讨论过去十多年以后，《哈佛法律评论》又刊出了回顾文章，把当年争论的双方“各打五十大板”，结果引发了新一轮的论战。两轮论战的代表性交锋文章大约有15篇。我把这些文章仔细读过，写了篇综述，叫《平等观念是空洞的吗？——一页学术史的回思》，^[5]这也是我的硕士学位论文。结论比较让人沮丧：韦斯滕恐怕从来没有被真正驳倒。如果他是对的，那就意味着“普世论”是错的，平等的含义是不统一的，各国的平等就业法也不可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