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是以社会运动为导向的，这和“普世论”有什么关系呢？它们的关系在于，“普世论”是学者参与社会运动时所普遍抱持的信念。这种关系带有一定的必然因素。从接触运动的那一刻起，学者的身份就不再单纯，而是兼具研究者和行动者的面向。西方把这种学者称作“学术行动者”（scholar-activist）。他们主要从事法律教学和研究，同时也身体力行地发起和参与改造社会的行动。在我国，最典型的学术行动者是蔡定剑教授。蔡老师创办了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他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中国平等就业法和社会运动的枢纽。天南海北的学者和行动者之所以会走到一起来，重要的原因便是大家都认识蔡老师。

学术行动者想要什么？一方面是要法治。法律武器在手，法律工作者想要用它去改造社会，必须确保法律在社会上说了算，令行禁止。另一方面是要变法。比如，很多就业歧视是法律化、制度化的，为了把社会改造好，必须首先把法律改造好。请大家注意，这两个要求之间是存在矛盾的：法治意味着“我听法律的”，变法意味着“法律听我的”，那么到底是谁听谁的？这个矛盾有时候不明显，但并非不存在。

更主要的矛盾则存在于学术和行动之间。法律学者具有投身社会行动的悠久传统。著名德国法学家耶林就喊出过传诵至今的口号：“为权利而斗争！”而学术和行动所遵循的逻辑是不完全一样的，学者和行动者的价值观是不同的。这甚至会影响到一个人的精神气质：当一位典型的学者和一位典型的行动者同时向你走来，你不难根据气质分辨他们的身份。对于学者来说，好的学术是开放的，不一定有唯一正确的答案；是思辨的，一件事情只要有好的一面，就必定也有不好的一面，思辨性和两面性本身就是事物的魅力所在；是存疑的，答案只是你懒得继续思考下去的地方，每一场对话最好都能无限延伸下去，定论则既没必要，也找不着，更不讨喜。正是由于开放、思辨、存疑的特征，学术一定是多元的；如果搞“一元化”，就会陷入“尬聊”，既无趣味也无收获。行动者则全然不同。他们要把事情办成，必须目光坚定、步履扎实、排除万难、争取胜利。他们的思维习惯和学者刚好相反，好的行动是封闭的、单向的、独断的，不允许在众多可能性之间徘徊不决，必须尽快下定决心，再无质疑，否则怎么能够迈开脚步、一往无前？换言之，行动者应该像士兵一样保持严整的队形，这样才最有战争力。对比一下会发现，学者的气质更像诗人，行动者的气质更像军人。在历史上，能够兼容这两种气质的人很少，大都也很有成就，这间接地证明气质的兼容有多么不易，做一个学术行动者又有多难！

学术和行动有这么大的分歧，这意味着在每个时段必然有所侧重：是更多偏向学术，还是更多偏向行动？在平等就业法领域，占主导的一直是行动派。行动派的一元、独断、单向，与“普世论”高度契合。无论哪个国家的平等就业法，都应当追求相同的目标，而实现目标的手段也完全一致，那就是通过社会运动来变法，再用法律来改造社会。

平等就业法上的“普世论”既存在于国内法领域，也存在于国际法领域，特别是关于就业歧视的国际劳工公约。国际劳工组织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机构，它不仅充当成员国之间谈判的平台和中介，而且有自己的立场和议程，自行起草国际劳工公约并开放给成员国签署。潜台词是：公约代表着“普世价值”，所有成员国都应当遵守，签约的积极性反映了对“普世论”的尊重度。国人显然读懂了“潜台词”，公约迅速成为学界建构“理想平等就业法”的模板。作为回应，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5年8月28日批准了平等就业领域最重要的公约——《1958年消除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从此以后，“履行公约、推广理想之法”的呼声成了中国平等就业法研究的主流话语，至今未变。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对公约背后的“普世论”没有批评和反思。就拿上述公约来说，其第一条第一款第一项划定了公约所打击的歧视的范围。公约以英文和法文为作准文本，从英文本来看，打击范围限于“种族、肤色、性别、宗教、政治见解、民族血统或者社会出身”的歧视；而中文翻译的时候，却在最后加了个“等”字。我国就业促进法规定打击歧视的范围时，也参照这个翻译写上了“等”字。这个增加非同小可，它意味着给通过类推方式扩大打击范围开了口子。一字之差，谬之千里，所谓“普世价值”到底是什么，须得详细查考，切莫盲目跟从。(www.daowen.com)

“普世论”者做比较研究，有两种常见的策略。第一种是“照猫画虎”。既然各国的平等就业法应该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那么中国法只要找个“刻”好的外国法“复制”一下就可以了。这种研究的主要内容是翻译。我国参照过的“猫”已经发展成一个大家族，有美国猫，有欧盟猫，有日本、韩国、菲律宾猫，也有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猫等。有人会问：“照猫画虎”地搬用他国做法，会不会水土不服，以致“画虎不成反类犬”？对于坚定的“普世论”者而言，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我的少作《论反就业歧视公约的国内实施：以国际劳工组织第111号公约为例》^[2]一文，就是这样摹画出来的：首先找到一本欧洲人写的、关于国际劳工公约国内施行的通论性专著，然后按照该书所设定的施行步骤，逐一套用到第111号公约，从而导出我国实施第111号公约的路径。

第二种写作策略是“东拼西凑”。如果把法律当成一幅油画，那么“普世论”者会认为：无论是哪个国家来的画匠，都应该画完全一样的画；不仅画是一样的，而且使用的颜料、画笔、采用的技法都应该是一样的。那么，我从东家借点颜料，从西家借支画笔，从远亲近邻的作品拷贝一下画风，集成自己的画作，又有何不可呢？这就是“东拼西凑”的意思所在，它的主要内容是摘抄。我的另一篇少作《就业歧视界定新论》^[3]一文，就是这样“拼凑”的：以美式的歧视概念要件为基础，加入欧陆法的比例原则，以及其他国家的法律佐料，就“凑”出了中国法中对就业歧视的可能定义。

不要小瞧翻译和摘抄的意义。翻译和摘抄是许多研究工作的基础，就仿佛与他国法律人同行，“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虽然不该盲目照搬，但是完全可以有所鉴别，“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随着外国文献的涌入，“临摹”和“拼凑”的素材来源也愈发多样，跨越多国甚至十多国的翻译和摘抄屡见不鲜。这些文章往往采取“三部曲”式的写作：外国有某法——中国没有某法——中国要学外国变法。本国法治不彰，恰似“昨夜西风凋碧树”，令人心寒；怀有责任感的学者不甘于现状，瞻望他国的法治发展经验，正可谓“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天涯虽远，有路可达。“普世论”者坚信自己找到了正确的目标和通路，翘首观望，跃跃欲试，迫不及待地踏上征程，这便是“望断天涯路”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