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一直在研究一个小问题，就是关于平等就业的法律。在中国法学的版图上，这个问题是劳动法的一个子课题，地位不太重要。劳动法学本身就较为边缘，而平等就业法的研究属于劳动法学的子学科——就业促进法学，算是边缘中的边缘、落后中的落后。但是我一直相信，“螺蛳壳”里也可以“做道场”，一个问题处在学术的边陲，并不意味着没有潜力。今天我想跟大家谈谈在平等就业法研究方面的一些经验教训。

我在这个领域写过一本书，叫《川上行舟——平权改革与法治变迁》。这本书于2016年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后改题为《中国平等就业法引论》，作了增订和修改，2021年将由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出新版。如果你想从事法学研究工作，那么在学术生涯初期很可能会碰到我在写作这本书时的遭遇。书中最早的一些文字写于2008年，那时我还是北大的一名研究生；最后的一批文字是2016年秋天写的，前后跨越了整整8年。我在这个过程中从学生慢慢成长为学者。比较幸运的是，这个过程足够长，让我可以把所有的错误都犯一遍。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我犯了哪些错误、经历了哪些思考。

在我国，平等就业法的研究基本上是以中外比较的方式进行的。如果你去访问研究这个领域的学者，对方可能说不了几句话就开始讲欧美的法律。比较研究不仅占了主流，还发展出相对固定的思维模式。例如，许多人在阐述自己观点时常说，“因为”别的国家如何如何，“所以”我们国家也要如何如何。这种因果论证显然存在问题，但是普遍存在，因此背后的原因值得反思。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是一个后发国家，多年来始终有赶超欧美的冲动。正如章永乐教授曾经引用过的歌词：只有奋起“揖美追欧”，才能实现“旧邦新造”。于是，我们把欧美法律当成先进，在比较中找差距，在差距中图奋进，以奋进来谋发展。这种观念深植在国人心中，可能也是常说的思维模式的源头。

我曾经以为这种观念是不会过时的。在我读书的时代，老师常说我国人口多、底子薄，暗示追赶欧美可能需要漫长的时间。这种暗示后来就变成了法学研究，特别是比较研究的潜台词。2019年初，我有幸接受了高中校友的采访。他们才十五六岁，却和我谈了许多专业的话题。最后，校友问道：“听说在你读书的时代，你们都认为中国和美国差距特别大，中国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赶超欧美，是这样吗？”我吃了一惊：难道今天不也还是这样吗？他们走后，我思考许久，方才有点理解这些孩子。从他们有政治记忆开始，中国就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所以他们不大能理解为什么要赶超欧美。等到这一代人开始做学问，就不大可能有赶超心态；即使还在使用比较的研究方法，也不大可能默认欧美就是先进、中国就是落后、中国就该“照搬照抄”欧美法律了，相反他们的比较研究一定会遵循新的思维模式。所以，比较研究当下的繁荣，特别是思维模式的固化，很可能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

我主要谈谈比较法学研究的三种思维模式。我把它们对应到自己从事平等就业法研究的三个阶段和境界。大家一定都读过王国维《人间词话》中的一段名言：“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1]我想借用王国维先生所说的三个境界，来比喻平等就业法研究的三个境界。平等就业法本身算不得大事业，也不包含什么大学问，而世界的精妙恰就在此：哪怕是法学边疆之上的一个小问题，都会折射出法学的共同规律。这就是以小见大的道理。(www.daowen.com)

第一重境界是“望尽天涯路”。天涯归何处，道路在何方？这是对目标和道路的追问，是人们在旅程的起点都需要清楚的要紧事。我在刚刚开始研究平等就业法的时候，坚信这个法律在任何国家都服务于同样的目标，而实现这个目标也都遵循同样的道路。换言之，完全可以给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制定一部统一的平等就业法，然后开放给各国签字生效。因为，平等是一种普遍的价值，平等权是一项基本的人权。试想，如果美国公民有权利在职场上享有平等的机会，凭什么中国公民没有这个权利？可见这种观念是有道理的。主流的研究都可以作为“普世论”的产物：把普适的法律“搬”过来，对照中国找差距、促奋进、谋发展。这是第一个阶段和境界。

第二重境界是“为伊消得人憔悴”。这个阶段的研究走向了“普世论”的反面——“例外论”。从太空中观察，地球是一个被大气层包裹着的光滑球体；而如果下降到对流层，透过浮云查看地面，就会发现地表很不光滑，崎岖不平，有高山、低谷、平原和盆地。换句话说，只有在非常抽象甚至不接地气的层面，才会认为各个国家是融贯的、一致的、可通约的；一旦沉入生活，就会发现各国之间差异巨大，许多制度并不普世。制度在一个国家能够生长，是因为这个国家的历史、政治、文化和经济背景提供了特别的土壤；假如想把制度“移栽”到其他国家，就可能失了“土壤”，无法存活。我国的平等就业法有许多项“变法”议程，内容都是移植外国法律。过去十多年里，这些议程已经完成得差不多了，但是对于打击就业歧视的效果并不显著。所以，要想做好比较研究，不能停留在制度的介绍，而是要深入到制度“生长”的背景之中，甚至“同中见异”，发现相同制度背后的不同机制。这种研究自然比上一个阶段要辛苦得多，所以是“为伊消得人憔悴”。

第三重境界是“灯火阑珊处”。“例外论”可能比“普世论”更接地气一点，但是如果推到极致，就让人绝望：如果比较得出结论说每个国家都是例外，完全不是一回事、不可比，那么比较本身还有什么价值呢？这就走到“死胡同”里去了。第三个阶段希望找到一条通路，达到“例外论”与“普世论”的合题。尽管各国法律在具体的理念和制度层面存在差异，但是它们在一般理论的层面仍然可以比较，通过比较进行沟通仍然富有意义。所谓平等就业法的一般理论，是指关于平等就业法内在逻辑和演进动力的整体解说。一般理论将看似碎片化的制度细节串联起来，将理念与制度、应然与实然衔接起来，形成融贯的叙事。经过这三个阶段以后，对比较研究的认识就更为全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