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酒是文人骚客的必需品。公元前13至11世纪，商代晚期有一些作为酒具的青铜器，制作精美，并饰以图纹，书以铭文，说明饮酒是上古社会现实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大孟鼎铭文中提到酒不敢多饮，以及殷以酗酒亡国。两次提到酒，于此可以得知上古对酒的认识是多么深刻，多么认真，甚至把国家的兴衰也与酒联系在一起了。

诗与酒结缘，实际上《诗经》与《楚辞》中就可以看到。诗与酒，再与文人情志联系得紧密起来，却是在汉末魏初。文人酗酒不再是前人所说的败德丑行，而是一种风流韵事，体现出一种情趣。魏晋人物讲究风神气度，“情”是弥漫在整个时代的气息。“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就说：“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世说新语》）。《世说新语》记载了一条刘伶病酒的故事。刘伶十分喜欢喝酒，非常口渴，于是向妻子要酒。夫人把酒倒掉，摔碎了装酒的瓶子，哭着规劝刘伶说：“您喝酒太多，不是养生的方法，一定要戒掉啊！”刘伶说道：“那好吧，我自己戒不了，只有在神面前祷告发誓才可以把酒戒掉，请你准备酒肉吧！”夫人说：“就遵从你的意思办。”于是她把酒肉放在神案上，请刘伶来祷告。刘伶跪在神案前，说道：“老天生了我刘伶，认为酒是自己的命根子，一次要喝一斛，喝五斗才能解除酒醒后神志不清犹如患病的感觉。妇道人家的话，可千万不能听！”说罢，拿起酒肉，大吃大喝起来，不一会儿便醉醺醺的了。此外，刘伶也写有一篇《酒德颂》，借之宣扬老庄思想和纵酒放诞之情趣，对传统“礼法”表示蔑视。

图49　白酒

然而，魏晋人的这种风神气度却是对所处时代不自由的无声抗诉，饮酒成了一种心灵的慰藉。嵇康酒醉后“玉山”欲颓的唯美也好，阮籍耽酒无节之举也罢，都是一种风度，借着醉酒挥洒着个人的品格。阮籍曾出任北军步兵校尉的官职，原因仅仅是因为步兵校尉兵营里的厨师特别善于酿酒，并且知道尚有三百斛酒存在库中。同样隐居的陶渊明去当官的目的，也是为了酒。哪怕一天吃不饱，也不能没有酒喝。酒后的他“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将天地人世看得通达无碍。“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同样在酒的刺激下体味天地境界。

唐人诗中，写了不少宴集赋诗，送别饮酒、节日饮酒、故朋相逢饮酒，乃至独饮解闷等等，酒成了他们生活中的常品，也融铸成诗歌的一缕灵魂。杜甫《饮中八仙歌》，写了唐代的八个酒仙，张旭醉后狂草，贺知章堕井而眠。其中李白的形象尤为突出：“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酒后的李白豪气纵横，狂放不羁，桀骜不驯，傲视王侯。这样的李白焕发着美的理想光辉，令人仰慕！李白的诗中，与酒相关的诗，带有酒器的句子，乃至饮酒的场景何其之多。酒成了李白诗兴的助侑，成了他的精神伴侣。大唐的气象风度正是借着李白的酒兴呈现出一种醉态的美！

李白的生活中时刻有酒相伴。在月下，在花间，在舟中，在亭阁，在显达得意之时，在困厄郁闷之际，李白无处不在饮酒，无时不在深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只要有美酒，只要能畅快痛饮，李白甚至可以“认他乡为故乡”。诗与酒往往是一体的。李白既是诗仙，又是酒仙。酒可以麻醉人，也可以释放诗情诗心！李白的《将进酒》应该是人生与酒的最好阐释。人高兴时要喝酒，“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人激愤时要喝酒，“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人排遣寂寞时要喝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人郁闷时要喝酒，“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诗酒同李白结了不解之缘，李白有一首《襄阳歌》：“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遥看汉水鸭头绿，恰似葡萄初泼醅。此江若变作春酒，垒曲便筑糟丘台......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醉意朦胧的李白朝四方看，远远看见襄阳城外碧绿的汉水，幻觉中就好像刚酿好的葡萄酒一样。啊，这汉江若能变作春酒，那么单是用来酿酒的酒曲，便能垒成一座糟丘台了......忘情于清风之中，放浪于明月之下，酒醉之后，像玉山一样，倒在风月中，该是何等潇洒痛快！李白醉酒后，飞扬的神采和无拘无束的风度，让人领受到了一种精神舒展与解放的乐趣！醉酒后的李白狂态毕现，疏放不羁，往往产生惊天奇想。“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他竟要铲平君山，让湘水浩浩荡荡无阻拦地向前奔流。君山是铲不平的，世路仍是崎岖难行。李白甚至在醉态之下要“捶碎黄鹤楼”“倒却鹦鹉洲”。李白正是借这种奇思狂想来抒发自己的千古愁、万古愤吧！李白借酒抒发自己的豪情，表明对不合理的社会人生的藐视。“人生达命岂暇愁，且饮美酒上高楼”（《梁园吟》），何等洒脱！李白用酒向世人表达自己的激烈壮怀、难平孤愤，发泄自己的郁勃不平之气和万千悲慨。“三杯拂剑舞秋月，忽然高咏涕泗涟”（《玉壶吟》），何等悲怆！李白借酒展示自己裘马轻狂的青年时代，描述自己恣意行乐的放诞生活。“忆昔洛阳董糟丘，为余天津桥南造酒楼。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何等痛快！李白借酒向青天发问、对明月相邀，在对宇宙的遐想中探求人生哲理，在醉意朦胧中显露自己飘逸浪漫、孤高出尘的形象。“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且停杯一问之”，“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何等潇洒！李白借酒抛却尘世的一切琐屑和得失，忘情于山水，寄心于明月。“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何等逍遥！

中国绘画史上记载着许多的名画家。明代祝允明（1460—1526），字希哲，嗜酒无拘束，玩世自放，下笔即天真纵逸，不可端倪。与书画家唐寅、文徽明、诗人徐模卿并称“吴中四才子”。祝允明狂草学怀素、黄庭坚。在临书的功夫上，他的同代人没有谁能和他较量。他的作品表现出极强烈的个性和意蕴。明代董其昌在其著作《容台集》中说：“枝指山人书如绵裹铁，如印印泥。”视希哲临写过《黄庭经》小楷，明人王释登《处实堂集》说：“第令右军复起，且当领之矣。”又说：“古今临黄庭经者不下数十家，然皆泥于点画形似，钧环戈碟之间而已。枝山公独能于集蕉绳度中而具豪纵奔逸意气，如丰肌妃子著霓裳在翠盘中舞，而惊鸿游龙，徊翔自若，信是书家绝技也。”评价之高，无以复加。诗坛书苑如此，那些在画界占尽风流的名家们更是“雅好山泽嗜杯酒”。他们或以名山大川陶冶性情，或花前酌酒对月高歌，往往就是在“醉时吐出胸中墨”。酒酣之后，他们“解衣盘薄须肩掀”，从而使“破祖秃颖放光彩”。酒成了他们创作时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酒可品可饮，可歌可颂，亦可入画图中。纵观历代中国画杰出作品，有不少有关酒文化的题材，可以说，绘画和酒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之间结下了不解之缘。

吴道子名道玄，画道释人物有“吴带当风”之妙，被称之为“吴家样”。唐明皇命他画嘉陵江三百里山水的风景，他能一日而就。《历代名画记》中说他“每欲挥毫，必须酣饮”，画嘉陵江山水的疾速，表明了他思绪活跃的程度，这就是酒刺激的结果。吴道子在学画之前先学书于草圣张旭，其豪饮之习大概也与乃师不无关系。郑虔与李白、杜甫是诗酒友，诗书画无一不能，曾向玄宗进献诗篇及书画，玄宗御笔亲题“郑虔三绝”。

五代时期的励归真，被人们称之为异人，其乡里籍贯不为人所知。平时身穿一袭布衣，入酒肆如同出入自己的家门。有人问他为什么如此好喝酒，励归真回答：我衣裳单薄，所以爱酒，以酒御寒，用我的画偿还酒钱。除此之外，我别无所长。励归真嗜酒却不疯颠狂妄，难得如此自谦。其实励归真善画牛虎鹰雀，造型能力极强，他笔下的一鸟一兽，都非常生动传神。传说南昌果信观的塑像是唐明皇时期所作，常有鸟雀栖止，人们常为鸟粪污秽塑像而犯愁。励归真知道后，在墙壁上画了一只喜鹊，从此雀鸽绝迹，塑像得到了妥善的保护。

生活在五代至宋初的郭忠恕是著名的界画大师，他所作的楼台殿阁完全依照建筑物的规格按比例缩小描绘，评者谓他画的殿堂给人以可摄足而入之感，门窗好像可以开合。除此之外，他的文章书法也颇有成就，史称他“七岁能通书属文”。郭忠恕从不轻易动笔作画，谁要拿着绘绢求他作画，他必然大怒而去。可是酒后兴发，就要自己动笔。酒酣之后，创作了大量佳作。(www.daowen.com)

宋代的苏轼是一位集诗、书、画于一身的艺术大师，尤其是他的绘画作品往往是乘酒醉而作，黄山谷题苏轼竹石诗说：“东坡老人翰林公，醉时吐出胸中墨。”他还说：苏东坡“恢诡诵怪，滑稽于秋毫之颖，尤以酒为神，故其筋次滴沥，醉余频呻，取诸造化以炉钟，尽用文章之斧斤。”看来，酒对苏东坡的艺术创作起着巨大的作用，连他自己也承认“枯肠得酒芒角出，肺肝搓牙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留，写向君家雪色壁。”苏东坡酒后所画的正是心灵的写照。

元朝画家中喜欢饮酒的人很多，著名的元四家（黄公望、吴镇、王蒙、倪瓒）中就有三人善饮。倪瓒（1301—1374），字元镇，号云林。元末社会动荡不安，倪瓒卖去田庐，散尽家资，浪迹于五湖三柳间，寄居村舍、寺观，人称之为“倪迂”。倪瓒善画山水，提出“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写胸中逸气”的主张，对明清文人画影响极大。倪瓒一生隐居不仕，常与友人诗酒流连。“云林遁世士，诗酒日陶惰”，“露浮磐叶熟春酒，水落桃花炊鲸鱼”，“且须快意饮美酒，醉拂石坛秋月明”，自“百壶千日酝，双桨五湖船”，这些诗句就是倪瓒避俗就隐生活的写照。吴镇（1280—1354），字仲圭，号梅花道人，善画山水、竹石，以卖画为生。作画也多在酒后，有诗为证，“道人家住梅花村，窗下松自要满石尊。醉后挥毫写山色，岚军云气淡无痕。”王蒙（1308—1385），字叔明，号黄鹤山樵，元末隐居杭县黄鹤山，“结巢读书长醉眼”。善画山水，酒酣之后往往“醉抽秃笔扫秋光，割截匡山云一幅”。王蒙的画名于时，饮酒也颇出名，向他索画，往往许他以美酒佳酿，袁凯《海吏诗集》中就有一首诗说“王郎王郎莫爱情，我买私酒润君笔”。

元初的著名画家高克恭（1248—1310），号府山老人。他画山水、竹石，又能饮酒，“我识房山紫篝曼，雅好山泽嗜杯酒”。他的画学米氏父子，但不肯轻易动笔，遇有好友在前或酒酣兴发之际，信手挥毫，被誉为元代山水画第一高手。

元朝有不少画家以酒量大而驰誉古今画坛，“有鲸吸之量”的郭异算一位。山水画家曹知白的酒量也甚了得。曹知白（1272—1355），字贞素，号云西。家豪富，喜交游，常招邀文人雅士，在他那座幽雅的园林里论文赋诗，吟咏度日。“醉即漫歌江左诸贤诗词，或放笔作画图”。杨仲弘总结他的人生态度是：“消磨岁月书千卷，傲院乾坤酒一缸”。另一位山水画家商琦则能“一饮一石酒”。称他们海量都当之无愧。

明朝画家中最喜欢饮酒的莫过于吴伟。吴伟（1459—1508），字士英、次翁，号小仙，江夏（今武昌）人。善画山水、人物，是明代主要绘画流派——浙派的三大画家之一。明成化、弘治年间曾两次被召入宫廷，待诏仁智殿，授锦衣镇抚、锦衣百户，并赐“画状元”印。明朝的史书典籍中有关吴伟嗜酒的记载，笔记小说中有关吴伟醉酒的故事更比比皆是。《江宁府志》说：“伟好剧饮，或经旬不饭，在南都，诸豪客时召会伟酣饮。”詹景凤《詹氏小辩》说他“为人负气傲兀嗜酒”。周晖《金陵琐事》记载：有一次，吴伟到朋友家去做客，酒阑而雅兴大发，戏将吃过的莲蓬，蘸上墨在纸上大涂大抹，画出一幅精美的《捕蟹图》，赢得在场人们的齐声喝彩。姜绍书《无声诗史》为我们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吴伟待诏仁智殿时，经常喝得烂醉如泥。一次，成化皇帝召他去画画，吴伟已经喝醉了。他蓬头垢面，被人扶着来到皇帝面前。皇帝见他这副模样，也不禁笑了，于是命他作松风图。他踉踉跄跄碰翻了墨汁，信手就在纸上涂抹起来，片刻，就画完了一幅笔简意赅，水墨淋漓的《松风图》，在场的人都惊呆了，连皇帝都夸赞他为“仙人之笔”。

汪肇也是浙派名家。善饮。《徽州府志》记载他“遇酒能象饮数升”，真可称得上是饮酒的绝技表演了。《无声诗史》和《金陵琐事》都记叙了一则关于汪肇饮酒的故事：有一次，他误附贼船，为了博取贼首的好感，他自称善画，愿为每人画一扇。扇画画好之后，众贼高兴，叫他一起饮酒，汪肇用鼻吸饮，众贼见了纷纷称奇，各个手舞足蹈，喝得过了量沉睡过去，汪肇才得以脱险。汪肇常自负地炫耀自己：“作画不用朽（朽，打草稿），饮酒不用口。”

唐伯虎（1470—1523），是家喻户晓的风流才子，名寅，字伯虎，一字子畏，号六如居士。诗文书画无一不能，曾自雕印章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山水、人物、花卉无不臻妙，与文徵明、沈周、仇英有明四家之称。唐伯虎总是把自己同李白相比，其中包括饮酒的本领，他在《把酒对月歌》中唱出“李白能诗复能酒，我今百杯复千首”。看来，他也是位喝酒的高手。唐寅受科场案牵连被革除南京解元后，治圃苏州桃花坞，号桃花庵，日饮其中。民间还流传着许许多多唐伯虎醉酒的故事：他经常与好友装扮成乞丐，在雨雪中击节唱着小曲向人乞讨，讨得银两后，他们就沽酒买肉到荒郊野寺去痛饮，而且自视为人间一大乐事。还有一天，唐伯虎与朋友外出吃酒，酒尽而兴未阑，大家都没有多带银两。于是，典当了衣服权当酒资，继续豪饮一通，竟夕未归。唐伯虎乘醉涂抹山水数幅，晨起换钱，才赎回衣服而未丢丑。《明史》记载：宁王以重礼聘唐寅到王府，唐伯虎发现他们有谋反的企图，遂狂饮装疯，醉后丑态百出，后来，宁王谋反一事败露，唐伯虎得以幸免。

著名的书画家、戏剧家、诗人徐渭也以纵酒狂饮著称。徐渭（1521—1593），字文长，号青藤。曾被总督胡宗宪召入幕府，为胡出奇谋夺取抗倭战争的胜利，并起草《献白鹿表》，受到文学界及明世宗的赏识。徐渭经常与一些文人雅士到酒肆聚饮狂欢。一次，胡宗宪找他商议军情，他却不在。夜深了，胡宗宪仍开着门等他归来。一个知道他下落的人告诉胡宗宪：“徐秀才方大醉嚎嚣，不可致也。”胡并没有责怪徐渭。后来，胡宗宪被逮，徐渭也因此精神失常，以酒代饮，称得上嗜酒如命。这正如清代著名学者、诗人朱彝尊评论徐渭画时说的那样，“小涂大抹”都具有一种潇洒的气势。

酒能激发善饮的艺术家们的灵感，让他们荡尽胸中的种种压抑和不快，嗜酒的书画家能用酒为自己营造一个良好的创作氛围。酒酣的人精神兴奋，头脑里一切理性化和规范化的藩篱统统被置之度外，心理上的各种压力都被抛到九霄云外，创作欲望和信心增强了，创作能力得到了升华，自己掌握的技法不再受意识的束缚，创作的时候得心应手，挥洒自如，水平得到了超常的发挥，因此往往会有上乘的佳作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