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耀着人性光辉、引领我们向上的永恒女性，是中华戏曲经典乃至古今中外的文艺作品中最动人的形象，而在中国近代以来新戏剧文化的兴起进程中，女性群体也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例如伴随着女性观众、读者群体的形成，在20世纪早期尤其是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大众传媒、大众文化的审美接受都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剧场中，无论是“看戏”取代“听戏”的视觉文化日益凸显，还是比起擅长表现宏大历史叙事的老生戏，更柔软、更娱人耳目的旦角、旦本戏的日益兴盛，都与当时观众群体中出现的新变化、新动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不过，这些相对广为人知的事件，主要发生在都市女性群体和处于都市商业环境中的剧种之中。与之相比，乡村女性之于地方小戏的能动意义，似乎还是一个有待阐发的话题。无疑，在精英“载道”观的“高台教化”中，她们是被作为某种类型化“对象”进行书写并在现实中施加训诫的客体，然而，她们同时也是借由小戏进行道德探索、寻求伦理困境的解决和自我抒写的主体。她们处于最为深重的压抑中，却并不沉默，而是以自己的方式成为参与中国基层乡村社会运转的不可或缺的能动者。在她们的被动与能动交织缠绕中体现出的复杂深广的民众精神世界与民众生活，及其与民间、地方文艺之间所构成的复杂动态关系，可以为近代文学、艺术、文化史的某种主流既成概括和论述，提供可贵的丰富与补充。

所谓中国近代戏剧文化，或者说近代以来的新戏剧文化，当然并不仅仅指在都市的商业文化中发展起来的戏剧文化。虽然西学东渐、新旧之争、文明的冲突交变标记了这个大时代最鲜明的面容特征，但同样于此时到来的乡土戏剧文化的高潮，向我们展示了“现代性”在中国社会发生的更具延续性、日常性的另一个面相。推而广之，我们知道中国的“新文学”以及“新文化”的形成，离不开知识人群体从边缘区域、乡村及海外向北京、上海、南京等都市流动和集聚的背景，“在大都市的背景中，故土的文化或者西洋的文化需要经过都市文化的过滤和洗礼才能被不同的人群所接受。都市文人的多元的乡土背景，也决定了单一的地方文化难以被人们普遍接受”。这是我们现代“普遍语言”和同样具有普遍性、同一性的“新文学”“新文化”发生的空间背景。同时始终内在于这一进程的，还有传统文化的深层血脉与现代中国经验之间的关联，中国错综复杂的包括民间接受在内的美学传统与西方模式（也是以西方模式标记的现代性）的张力等问题。忽视了这些去讨论中国文艺乃至中国社会的现代性问题，也就在成为某种“普世”发展模式的背书的同时，丧失了真正的“中国性”。

在中国近现代以来的主流文艺和历史叙述中，对于反压迫、反封建、革命斗争等社会政治经济现实基于经典摹访论的现实主义叙述，获得了“雄辩的和政治化的说服力”。但事实上，包含秧歌小戏在内的传统叙事、民间叙事和中国社会中广泛存在的诸多“亚文化”书写，虽然并不着力于以艺术客体模仿真实世界，却在追求情感共鸣与训诫教化的有效、探索揭示道德与处世原则等一系列诉求中，在展现出民众生存、生活世界中富于内在张力的伦理动态平衡和多样性需求的同时，亦影响、丰富了近代中国“现实主义”的主流书写，界定、延展了中国近代以来文艺“现实主义”的内涵。当代以传承保留传统戏为主体的民间小戏，或许早已从曾经“讲述咱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栓老婆桩”，变成了遥远的“过去的故事”，但是它的当下境遇，也仍然为我们正在行进中的社会提供了某种具有更广阔内涵的“现实主义”的描摹，并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诚然，族权、父权与夫权的削弱，新的“代际交换”的逻辑对于传统文化中家长和老辈权威性的冲击与解构，“孝道”的世俗化，生活空间的私人化，年轻一代从家庭生活到社会领域“自主权”甚至是“主导权”的全面获取，更加要求个人权利和个体解放的青年文化的兴起，性别平等思想与平权运动的日益展开与深入，女性家庭地位的上升，在推动浪漫爱情与婚姻自由方面“姑娘权力”的日益显明（以及人口性别比例的失调对这一点的激化）……这些在半个世纪以来突出发生的变化，与秧歌戏今日地位的衰落有着不可否认的联系，年轻一辈尤其是年轻的女性们歌哭寄情的现实针对性与对象感似乎正在渐渐丧失。但是，与男权逻辑同构的资本逻辑的大行其道，以及与之相关的乡土社会“空心化”、妇孺老弱留守等“新”危机和问题的亟待解决，都提醒着我们远没有从那种结构性的压迫下全身逃脱，在这种情形下，民间小戏那曾经富蕴的对于乡村民众具有极大感召力的日常而柔韧的势能，是否真的已经完全丧失了它的存在和利用价值？而女性文化与民间文艺的链接——那些曾经发生的与正在发生的种种或许粗陋、或许曲折隐微、或许混杂泥沙的表达，承载着“她们”的现实认知、历史想象与充盈心曲，是否还有可能作为一种富有生活实感的集体记忆与地方性知识，在进一步的发掘中启迪当下？(www.daowen.com)

从某种角度而言，乡村社会中的女性文化曾是以秧歌小戏为代表的民间文艺兴旺发展的重要社会背景与动力。而后起现代化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总体性文艺设计与实践，却有着不同的政治学、社会学动力：为了创造与现代民族国家相适应的文化统一性，“民族”“民间”“地方”的自己，也就是前近代的自己，理所当然地被认定为他者，不得不接受西欧的观点来改造自己，创造出新的“普遍性”；可是为了获得更广大中国人的自我认同，又需要在自我改造的过程中创造出新的民族性来。在百年间，这是贯穿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重大课题，直到今天仍未可轻言完成。如果说新中国文艺的创设实践因“民间”思维和力量的坚忍柔韧存在，而并未完全丧失延续性继承性的内在维度，那么随着关于“民族性”及其重要源泉“民间性”的认同因现实之变而愈加剧烈发生的持续性、整体性的变化——与在西欧以工业革命为转折点，人们对自然理解的转变体现为“人们更为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生活在社会之中，而不再是直面上帝的伦理存在”相类，今天的基层乡土也日益深处于由前近代伦理认同走向某种“去伦理化”的新历史意识的过渡期，新的文化普遍性与总体性的创设实践因之越发显现出其严峻的一面。反映在当下戏剧界尤其是戏曲舞台的创作中，其典型集中体现，或许正是受众定位上日益向所谓“中产”“小资”“文青”的聚焦与投其所好，主题上无从解决甚至无从言说的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的盛行，以及艺术上徒重形式而那种真正鲜活的民间性的缺失。在这样的时代症候中，我们反观那些地位不高的地方小戏生存、发展、抗争的历史，不由生出一丝感动。尽管长期处于被压抑的“边缘”苦厄之中，但它在含混、复杂、多面、动态的发展中，却有一根体贴着民间“精魂”的不绝线索——一种“看似曲折、微茫却不竭向上的伦理传承、精神气脉与理想追求”，“以向真、向善、向上的具体实践方式，来回应社会变迁中的严酷压力及其精神坎陷的生活能量与生活政治”。面对着当下戏曲创演美学品格与受众定位上的“画地为牢”，对民间小戏的民众接受与伦理传承进行更审慎的审视与扬弃，重新召唤出其中的精魂，或许正是我们在民族戏剧现代化的进程中，觉知并超越时代文化症候的必经之路。在今日的“非遗”保护热潮中，人们更多的是对民间文艺进行艺术上的整理提炼，进行种种或具有历史考证价值或攀附史事与名人的溯源与“正名”工作，使它成为全社会男女老少的共同遗产，登堂入室，进校园、进讲堂。除此之外，如果从今日乡土社会、文化共同体“生态”建设的更大格局着眼，我们去关注与“非遗”曾经健旺的生命力息息相关的那些民俗、思想、社会土壤和动力并引以为资源，就不仅仅是一个“是否应当”的问题，而更关乎“如何可能”——如何使“非遗”回归人民性，和乡土重建富有活力的链接，重获现实对话能力？这一时代提出的问题，值得我们每个人去思考、去努力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