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秧歌戏中，如果男女双方的主动交往符合基于年貌相当的吸引或慧眼识真这二者之一，其爱情便可以也应当受到支持、鼓励。正是因为有着这份合理性作为底气，青年男女间的爱情表达也相应地格外大胆奔放，以至于在今天仍时不时会引发争议的婚前性行为也没有问题。例如《刘秀走国》一剧：

刘秀：好一个伶俐李小姐，把我哄到小店来讨封。久后我面南登龙位，封你昭阳占正宫。

李凤姐：叩罢头来把主谢，谢谢我主把我封。叫声幼主跟我走，红绒被里，叙叙交情。……幼主哇！咱二人玩耍一回吧！

刘秀：怎样玩耍？

凤姐：咱二人，这，这，这！ （凤姐以指作交媾状）(www.daowen.com)

如果说凤姐能如此积极主动，是基于“见龙讨封”那有着神话色彩的正当性，那么在表现乡间生活的《刘玉兰上庙》和以官宦府邸为背景的《绣鞋记》中的相关场景，则证明了这种主动行为并非孤例。前一剧中，与未婚夫私奔以捍卫婚约的小户女子深夜逃出，错认贼人为情郎，说出“喜坏奴家刘玉兰。羞得表哥一旁站，玉兰更羞得变了红颜赛鸡冠。姑娘大了害什么羞来害什么臊，叫表哥你羞我臊是一般。人人都说这事好，我不知是苦来不知是甜。表妹好比没开瓶的酒，打开口儿你解解馋。表妹好比不动针的裤腰带，我愿表哥使新鲜。照着表哥抓一把……”；后者则描述了相府千金情迷状元郎（实为顶未婚夫之名夺魁的才女） ，直接当道拦住并欲拉至自己绣楼喝酒求欢的情态。不过，这两处虽然都正面展现了女主人公的意愿，态度却不太一样：前者是出于“男女之真情”的勇敢，值得赞许，后者则被视为“花痴”，有嘲弄之意。究其原因，一来前者是自幼定亲，后者是指凰为凤的荒唐配；再者理应知书达理谨遵闺训、为女德楷模的相府千金，却悖离名教，小戏对她个人的不友好，确实也可以在更大层面视为“发名教之伪药”的批判。与此相关或许更重要的一点，即反映了乡民在对待“自己人”和想象上层社会时，有着不同的标准，这既是其等级观念的体现，也显现出朴素的阶级对立意识。我们不由想到诸如《秦香莲》中，与秦香莲一样被陈世美所骗，受到巨大创伤、心中凄风苦雨者，其实还有那后娶的皇姑，但长久以来她却被观众选择性忽略，很难得到理解甚至关注，其中大约也反映出与《绣鞋记》相近的民众心理。

当然，在婚前主动大胆到动真格的，在小戏中还是少数，事实上刘玉兰、相府千金虽有意愿，但因为种种原因，并未如李凤姐那般心愿得遂。而小戏中青年男女私订终身时盟誓之狠毒（“发疟子”“染黄沙”等） ，亦足以证明这一行为在当时仍具有的极高风险性。秧歌中更为多见的对于青春男女性的激情的表达，还是仅限于互诉衷肠以及“情挑”、思春时的语言层面。例如王美蓉以“一嘴喯一个花椒子，从头一麻到脚后跟”所暗示的与杨二舍一见钟情时的生理反应，两人隔着院墙以“拾金”“采莲”“摘梨”“吃桃”等诸多比喻表达的对于拥有对方的渴望等，是秧歌戏中多用的与性相关的隐语。更为直白的，则有《小花园》中的“王二姐思夫”：

王二姐说罢泪满腮，窗户眼里跑进个母猫儿来。你说这猫儿怪不怪，漆黑的毛儿白胡须，我看着这猫长得好，王二姐走近前弯腰儿 抱起猫儿来。这个猫儿懂人性，它噗咂噗咂舔我的怀。直舔得王二 姐春心动，一把掌打下母猫来。王二姐坐床沿，口咬指头手托腮。 哼了又哼咳了又咳，王二姐一阵一阵的泪满腮。忽听得墙儿上唧嚷 嘎叭，不用人说明白了，就知道二哥转回家乡。回过头转回面，抄起 明灯照照它。手托明灯看一看，原来是一个蚂蚱。一把掌打在溜平 地，想不到它顺着腿腕往上爬。一爬爬到三岔口，毛毛营里裹住了 家。你说这蚂蚱怪不怪，掉过肚儿把吾扎。扎了个窟窿香头大，四 沿遭儿痒痒当间麻。气得二姐没有法，只得用手将它抓。王二姐绣 楼无精打采，又把菱花镜子手里拿……

“王二姐思夫”源于明人小说《醒世恒言》中的《张廷秀逃生救父》，在中国很多地方的剧种（主要是小戏）和曲种（如梅花大鼓）中都是经典段落，也往往被认为是“粉戏”“粉词”。尽管如此，定州秧歌唱词的直露，还是颇为引人注目。林霍尔姆（ Lindholm）曾经归纳浪漫爱情的三个要素为“将对方理想化、性的激情，以及对未来长远关系的期待”，纵观定州秧歌中的男女恋情，尤其是其偏于女性立场的表达中，无疑对这三个要素都有积极、正面、浓墨重彩的描述。自然，如第一章中曾论述过的，戏中的大胆直露作为一种对社会日常性规约具有“反弹”性的释放表达，并不能直接对应、照搬到现实生活中，但是这样的秧歌戏在20世纪前半叶即流行乡间，不独为“狂欢”所重，而且还浸润入日常、被终日哼唱于井台灶沿的盛景，也足以打破我们以西方的浪漫作为参照和标准，长期以来对于中国农民私人生活的刻板印象——例如私人生活让位并服从于家族利益，爱情婚姻更多是传宗接代的功利手段，夫妻间的精神交流，尤其是性的满足和快感几乎是奢侈品等等。民国时期，“在定州的三里五乡，不时传入人们耳膜中的某人自己找婆家的事例，已经说明这种挑战传统的另类行为，再不是个例了。年轻女性对自己心仪的男青年表达爱意的最经典方式，就是事先偷偷记牢男青年鞋子的大致尺寸，用心缝制一双新布鞋，在适当的机会公开或偷偷地把鞋子送给男方。据说一些有名的秧歌艺人就是以此种方式缔结美好姻缘的”。事实上根据调查，在1930年代的定州乡村，核心家庭的数量已日渐增多，也说明了农村民众日渐增强的对于亲密关系的渴望。戏台上“高于生活”的热烈大胆的浪漫，潜移默化中滋养、启发了乡间现实生活中更细腻多姿的浪漫，前者丝毫不输西方的热烈，后者之甘醇也毫不逊色于拥抱接吻和口头的甜言蜜语。从某个角度说，被不少乡民视作爱情启蒙教材和先生老师的秧歌戏、秧歌艺人，也是我们理解“中国式浪漫”的一个绝佳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