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婚姻多父母规定，且程序复杂繁冗（如合八字，换书，催妆，铺床，迎娶等） ，作为定亲仪程中最为积极活跃的女性“能动者”，媒婆的形象在相关情境的文艺作品中多有展现。定州秧歌中的媒婆，如《王妈妈说媒》中的王妈、《双锁柜》中的璞姐姨康氏、《四劝》中提到的张媒婆，是较为典型的搬弄口舌、惹是生非的负面丑谑形象。同时，在定州秧歌中，出现了年轻人在定亲事宜上日益主动、媒人“大权旁落”的趋势，这一方面固然表现为青年男女私下定亲，私相授受信物或直接求欢取代媒聘的“套路”（如《打鸟》《蓝桥会》《刘秀走国》《朱洪武放牛》） ；另一方面也表现为剧中男女主人公对于媒人在定亲事宜中诸如隐瞒实情、见利忘义昧约另许等欺骗性行为所表达出来的公开不满。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戏中媒人多以女方家庭为主要“攻城”阵地，这除却由男方聘媒提亲的传统之外，或也与包括定州在内中国很多地方都存在的男多女少的“女方市场”行情有关。这自然又要谈到重男轻女的观念。不过，李景汉等社会学者经调查，发现“乡下人愿意养男孩，不愿意养女孩”，其中还有一个现实的原因，那就是因嫁妆远贵于聘礼，“女家嫁一个姑娘，不管是上户、中户、下户，都比男家娶一个媳妇费用多一倍”，“他们以为女孩养活大了，还得嫁给人家作媳妇，让人家使用着。不但这样，嫁一回姑娘要比娶一个媳妇花钱还多，那真是太不上算”。旧时村落经济资源的流动、分配，相当大的部分是在血亲和姻亲之间进行的。高额的嫁女成本，使娘家具有充分的合理性，在定亲行为中绞尽脑汁规避损失（换言之，也是另一层面的利益最大化） ，媒婆作为乡村经纪的真正用武之地也因此在这样的需求中显露出来，这也正是在近代乡村社会媒婆多有着“女二流子”般刻板形象的一个现实原因。民国定县调查访得仅有的两例离婚案子中，就有一件是因为女家觉得受媒人蒙蔽，嫌男家穷苦，遂令女儿离婚。同时，因自己的出嫁给娘家父母带来的沉重负担，年轻女子在媒妁婚姻中又往往处于心有亏欠的“气短”位置，这就使她们敢于背叛家庭媒妁安排的行为更为少见、难得，也就更富传奇性，更合于戏剧表现。这或许正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秧歌等民间小戏中，家道中落的总是定亲两家中的男方，在老辈的嫌贫爱富和小辈的情比金坚之间对抗纠缠的，又总是女方的家庭了吧。(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