秧歌小戏的脚色行当也分青衣、须生、老旦、花旦、花脸、小生、小丑等，但更多的剧目还是属于以生、旦、丑为主的“二小”“三小”戏。其女性人物的塑造，尤其出色。无论是定州秧歌还是祁太秧歌，早先戏班中都是由男性演员来扮演女性人物，且演戏多无弦乐伴奏，没有固定调门，“直嗓大喊”对于秧歌戏艺人嗓音和发声技巧的要求并不太高，再加上因为秧歌戏多为半农半艺演小戏的“自乐”性质，戏班和舞台人员较少，人数上有“七紧八凑九闲着”的说法（或“七紧八松十人闲”），因此不少演员都是生旦丑各角儿皆工。这一方面导致秧歌小戏不同的行当在表演上（尤其是声腔特点上） ，界限和差异并不像整饬精致的大戏那样鲜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秧歌戏的唱腔几乎没有行当的划分，后来在借鉴其他剧种基础上有所完善但仍然比较简单；同时，这又使得秧歌戏舞台上人物形象的塑造，尤其是跨性别塑造，在声腔刻画之外，也更加特别强调妆扮和做工的出色、饱满。前一章曾经提到，定州秧歌中，那些在夫权、父权压迫下被凌辱、被损害的、具有“大青衣”行当特质的苦命媳妇形象，特别著名。而提到做工和妆扮，则不能不提秧歌戏中那些有着更鲜明性别意识的旦脚表演规范，和一些更富特色的旦脚行当。

首先看做工。曾有人这样描述定州秧歌著名旦角艺人宋文川晚年演出的场景：

他在舞台上眉目传情，身手敏捷，加上口齿伶俐，真正达到了妆、白、做三位一体。……一次演出中他扮演红衣少女，演出时摆身段成S状，眼、手、腰、脚成一斜向直线，媚目含情，唇红齿白，身手柔韧。尤其是一米高桌子上的三五级台阶逐级跳跃，使人既惊又慕。不知底细者，绝难想象扮演者是一个白发老翁。

直到20世纪90年代，定州秧歌已呈颓势，但宋文川的出场仍能引起观者的狂热轰动，与他惟妙惟肖、风情外露的饱满做工是分不开的。与宋文川同时期但稍年轻的艺人张占元记忆深刻的，是宋文川所饰演的《劈灵棺》中的田瑞莲（庄周妻） ，《坐楼杀惜》中的阎婆惜等，“很是与众不同”，这些都是水性风流，做工吃重的旦角人物。

祁太秧歌对于舞台上不同行当/性别人物的扮演，也特别看重做工，所谓“唱生的得会走，唱旦的得会扭，唱丑的得会逗”。名演员王效瑞（香蛮旦）回忆自己早年学艺的经历时曾谈道：“每天中午人家睡觉的时候，我就在敞棚里扭捏。那时候，所谓练功就是扭一扭、走一走。我记得老前辈师傅对我说，唱秧歌主要是唱腔和足底下的功夫。唱好了，走好了，就行了，必须下这功夫才行。”老师傅们对我说：“要唱好，必须喊嗓子。要下步走好，必须腿板里夹上笤帚练习。这两套艺儿每天要坚持不断练习，年深日久就会出功夫的。……腿里夹着笤帚走，不能叫笤帚跌在地下，就走成碎步了，笤帚疙瘩不知道磨破了我多少条裤子。”(www.daowen.com)

再来看妆扮。秧歌戏的旦角化妆极富特点，突出表现在有一些其他剧种所没有的旦角形象上。例如媒婆、接生婆一类的丑旦，虽很多剧种都有，但祁太秧歌中除嘴角上方有黑痣，额头上还会画有火罐印记，另会在一些个性风流的丑旦的脸颊上绘上梅花。除此之外，祁太秧歌还有以脸颊上绘有壁虎或蝎子图案而喻其蛇蝎心肠的“妖旦”，与定州秧歌特有的彩旦（女丑）“羝角旦”异曲同工。据传羝角旦的创始人是秧歌大家“万人乐”刘洛福，用以表现刁顽的恶婆和蛮横不讲理的丑妇。化妆师在演员鼻梁上用黄褐色和黑色画一个大蝎子，蝎子的头画在鼻尖上，蝎子的两螯和爪儿则画满两个脸蛋；蝎尾高翘，再往头顶上结结实实网住一个四寸长的牛羝角，代表人物如《四劝》中虐待媳妇的恶婆婆、《金牛寺》中与看闺女的亲家母打斗的婆婆等，相关打斗场景中多运用羝角顶撞对方，从妆容到身体外形动作，构成了蛮横、好斗的完整一致表达。定州秧歌在脸上画形取义的旦角妆扮，还有一个独创，就是鸡花旦，这是戏中天真活泼、性格爽朗的花旦和风趣幽默的彩旦的统称，演员扮戏时，在脸上淡涂白粉，稍搽胭脂，唇抹口红，嘴边点一痦子，然后在粉底上画出一只鸡的形象，有时还会同时画破额头或在眉毛上方画上几个连续的“×”以示其貌不扬。根据戏中人物性格的不同，所画之鸡也形象、姿态各异，但多有着斗鸡般活泼雄健、不服输、不好惹的性格，代表人物如《杨二舍化缘》中痴顽泼辣的丫鬟，《双锁柜》中跳神弄计的二姨等等。

鸡花旦面部化妆 （兴定秧歌剧团相巧英）

做工、装扮，皆是戏曲之程式。而程式，绝不只是某种固定而空洞的外在形式。它将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内心情感以及意绪、气韵、境界等艺术的超越部分，固定于可为感官直接感知”之处，是“一种经过岁月磨砺和检验固定下来的、能够在同一文化圈最有效达成情感层面沟通与共鸣的形式手段”，它既是同一文化圈或共同体去理解表演内涵的中介，同时又是这一文化圈与共同体表达主观感受中的、“寄情于兹的历史与生活”的载体，从根本上而言，它是形式与内容的辩证统一。

秧歌戏中的旦角表演，其种种惯例与约定俗成的扮演程式，也是这一形式与内容的辩证统一。戏曲的表演，按风格不同，大体有偏于温热和冷峻的差别。从个体而言，有的演员表演，风范醇和熨帖，使人如沐春风；有的激情淋漓，观之令人血热；有的清奇俊俏，直觉人间少有；有的冷峻超拔，令人肃然以致悚然。不同的剧种之间，往往也有这样的差异。有的剧种以含蓄简约凝练的艺术美登上大雅之堂，而像秧歌这样的地方小戏，则是有十分也要表演出十二分的尽情尽兴。浓烈、饱满、痛快，其各行当的表演，都倾向于情感表达的鲜明极致。秧歌戏舞台上的女性形象和旦角行当，也在苦情的青衣，和谐谑的鸡花旦、羝角旦、妖旦之间，呈现出两极化的行当性格。这两极化、脸谱化的性格分类，既出于粗朴强烈的艺术表现法，也浓缩了民间对于女性某些“特质”趋于极端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