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网络信息技术成为网络作弊的便利工具

当前，我国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与我国人民生产生活深度融合，《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18》蓝皮书的相关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数字经济总量达27.2万亿元，数字经济对GDP增长贡献达55%，我国相关信息基础设施持续升级，网络信息技术取得积极进展，数字经济发展势头强劲。截至2018年6月，我国4G用户渗透率进入全球前5位，5G研发进入全球领先梯队，电子商务市场规模位居全球首位。将互联网、云计算及机器人这些作为代表的新型网络信息技术手段正在不断改进。在此背景下，网络作弊所需要的一系列技术支持便成为可能，诸如数据加密、资料传输、信号接收等可以在技术支撑下得以实现。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时间上的高效、空间上的分离逐渐成为推动网络作弊发展的便利和工具。

（二）我国考试覆盖面广、种类繁多

我国作为一个考试大国，教育部门每年组织的各类考试数不胜数，覆盖面极广、种类繁多。诸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研究生入学考试等升学考试；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会计从业资格考试等证书考试；初级、中级、高级等职称考试；英语、日语四六级考试等语言考试；国家、省市公务员考试等职业考试更是占据了我国考试人员的半壁江山。仅以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为例，高考不仅是人才遴选的基本方式，也是具有官方性与权威性的国家行为，是公民在受教育权的支配与保护下以考生身份参与高等教育资源分配的关键环节。^[2]2018年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的报名人数就高达975万人。加之国家其他大小不等的各类考试，据初步估计，我国每年考试人次至少数千万之多。但是，考试本身作为一种人才筛选的主要途径，巨大的考试人数与所要争取的理想的考试结果并不能够对应涵摄。以我国的公务员考试为例，部分热门岗位的竞争异常激烈，有时甚至出现上万人竞争一个职务的情况。因此，一些人为了获得较好的成绩，取得相应的考试结果，往往会选择采取各种作弊手段以期在成绩上获得优势。

（三）网络作弊具有的低成本、低风险性(www.daowen.com)

传统作弊行为以“人力”作为主要载体，通过“考前泄题”“携带抄本”“替人代考”“交头接耳”“篡改分数”等方式以期获取优异的成绩。但是，诸如“考前泄题”“替人代考”“篡改分数”等方式不仅操作难度极大，且人财物的耗费高，相关风险较大；而“携带抄本”“交头接耳”等方式，不仅被发现率高，而且对考场环境要求较大，成功率较低。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到来，作弊可以在更加隐蔽、更加安全的情况下完成。通过使用高科技设备，如扫描笔、隐藏摄像头等电子设备，通过互联网信息技术，实现数据的实时传播，将考试信息传播给考场外的人员，考场外人员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及数据分析，极其迅速地得出题目正确答案，并再通过互联网信息技术传递给考场的人员，在不经意间就实现了考试的作弊行为。网络作弊不用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去考前寻求题目或答案，也不用在考场之中“左顾右盼”而被监考人员怀疑，其被发现的风险相对较低，所费成本也相对较低。因此，网络作弊成为现代考试作弊人员的主要选择。

（四）相关法律规定的相对滞后性

作弊行为可以区分为违反行政法的行政违法行为和违反刑法的犯罪行为。在刑法修正案（九）颁布之前，由于刑法对国家考试缺乏界定，未将国家考试的秩序直接纳入刑法保护的法益，加之缺少考试作弊类型的识别，导致相应刑法罪名的缺失。对于涉及考试作弊的有关行为，司法实践中往往以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和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等定罪处罚；对于组织考试作弊、代替考试的行为刑法规制效果不佳。2015年教育法修正增加了涉及国家教育考试犯罪的相关条款，刑法相关罪名的缺失也使得与教育法之间缺乏有效的衔接，从而导致考试作弊行为的行政违法与刑事违法之间的法律边界不清晰，法律惩处效果不佳。值得注意的是，刑法修正案（九）颁布以及教育法修正之后，《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还并未进行配套的细化修改，因此现行教育法第79条和第80条所列5类作弊行为和5类扰乱考试秩序的行为并未具体化，对“情节严重”构成行政违法与犯罪未明确相关标准。因此，在传统作弊考试法律规制尚不清晰的前提下，网络作弊的出现与蔓延更加对法律提出了挑战。相关法律规定的不明晰甚至缺失，导致对网络作弊行为的处罚依据不足，与此同时，相关法律规定的相对滞后，使得法律规制效果不佳、违法成本低、惩罚力度小，这些都给网络作弊的行为提供了生存蔓延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