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昌洪（1943— ），湖北武汉人。教授，博士生导师。1981年研究生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留校任教至今。曾任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曾任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副秘书长及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孙中山研究会理事等职。

主要研究方向：辛亥革命史、中国近代社会史、武汉地方史。

主要著述：《西俗东渐记——中国近代社会风俗的演变》（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在商业革命的大潮中——中国近代商事习惯的变迁》（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7）、《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辛亥革命与20世纪中国社会》（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中国近代史史料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中国鼓文化研究》（与蒲亨强合著，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癸卯年万岁——1903年的革命思潮与革命运动》（与许小青合著，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等；主编有《东方商旅丛书》（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武汉掌故》（武汉：武汉出版社，2000）、《湖北地区辛亥革命档案资料联合目录》（武汉：湖北省档案局，2001）、《“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中国大陆及港台地区辛亥革命论文目录汇编》（武汉：武汉出版社，2003）、《辛亥革命与中国政治发展》（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辛亥革命史事长编》（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等；参编有《中国历史大辞典·清史（下）》（编委，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辛亥革命辞典》（副主编，武汉：武汉出版社，1991）、《中华文化辞典》（副主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等。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

时 间：2012年8月27日

地 点：湖北省武汉市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口述者：严昌洪

采访者：胡 波 赵 军

整理者：胡 波 肖骏峰 李莹丹

问严老师，您好！我们是“孙中山研究口述史”项目组。此行前来拜访，主要是希望您从个人治学的视角，来回顾100年来对辛亥革命以及孙中山的研究。有没有印象从您正式踏上学术道路到现在多长时间了？

严到现在33年了。就是从跟章开沅先生读研究生开始，进入自己正式的学术研究阶段，而且也正式开始了辛亥革命的研究。

问据说您是章开沅先生带的第一届研究生？

严对。我在“文化大革命”前大学毕业以后，分配到广西平乐县一所中学教书，教了十来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恢复了高考，研究生的招考制度也恢复了，于是在1979年报考了章先生的研究生，又回到了历史学研究的领域，因为我本科就是历史系毕业的。章先生第一次招的研究生是六位，有的已经退休，有的在辛亥革命研究领域颇有成就，像湖南师范大学的饶怀民教授，在日本千叶商科大学任教的赵军教授，还有现在研究网瘾治疗非常出名的陶宏开教授，都是我们那一届的。

问您认为自己真正的学术成型期在什么时候？

严我个人的学术成型期是20世纪90年代初。我1981年研究生毕业后，在十来年里面基本上处于知识储备、资料收集的阶段。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在辛亥革命、孙中山研究，特别是我很感兴趣的社会风俗史研究领域收获成果，著作就一本一本出来了。可以说是90年代以后慢慢成形。

问您经常对人戏称自己是“靠‘暗杀’起家的”。1981年时值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您从近200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成为81名国内与会成员之一，就是因论文《辛亥革命时期的暗杀活动及其评价》。这篇论文在当时突破禁区，对辛亥革命党人所进行的暗杀活动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被认为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历史上暗杀活动的一篇比较成功的论文。您能不能谈一谈这方面的情况？

严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我在读研究生时的硕士学位论文。因为章先生当时和陈辉、刘望龄老师，都是以辛亥革命为研究方向的，我们弟子们进来也是做辛亥革命研究。但是辛亥革命研究和近代史研究起点比较高，要找一个好的题目比较难，当时与陈辉老师商量选题的事，我想辛亥革命时期的暗杀活动次数比较多，影响比较大，过去只有一个人涉及过这方面的研究，就是戴学稷^[1]先生，他在《江汉学报》1963年第2期上以戴迈的名义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论清末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在研究基调上基本全部否定。但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的来看，资产阶级的暗杀活动还不能完全否定，所以我就选了这样一个题来做硕士论文。

我们听了章先生关于社会思潮的课，我就写了一篇文章《暗杀思潮的源与流》。我的基本观点是，之所以要对辛亥革命时期的暗杀活动给予适当的肯定，是因为我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以后，知道马克思主义是重视个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的。既然个人在历史上能够起作用的，那么除掉这个个人，在历史进程上应该会产生一定影响的。不是像别人说的，杀了这一个，还有另一个，这个人有作用，除掉了他不是对历史进程有影响吗？所以我是从这个初衷来进行研究的。

当然也不能否定暗杀活动的某些消极方面。当时正好碰到辛亥革命70周年学术讨论会，这篇文章经过评审，提交到学术会议上。出席会议的国内学者采取论文评选的方式确定，提交会议讨论的81篇论文是从近200篇文章中挑选出来的。这81篇论文中，有我们的老师章开沅、刘望龄和我们3位师兄弟的6篇。我与师兄弟饶怀民、赵军在尚未离开校门时便得以跻身这样重要的学术讨论会，是与章开沅等老师的教育和指导分不开的。

这次会议有点“名不副实”。按照时下一些地方的做法，但凡有一两位外国人点缀其间的会议，就可冠以“国际会议”之名。而这次有来自我国港澳地区和澳大利亚、加拿大、朝鲜、法国、印度、日本、罗马尼亚、泰国、英国、美国的多位学者出席的真正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却没有打出“国际”的旗号。这次会议的主题为中国资产阶级研究，分经济、政治、人物评价、会党、文化5个专题组展开讨论。与20年前的那次会议相比，研究领域更为广泛，学术水平有显著提高，并进一步贯彻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是这次会议的主要收获。湖北武汉地区学者入选论文11篇，在全国各地区中可谓名列前茅。在后来召开的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青年研究工作者学术讨论会（1981，长沙）、孙中山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1986，广州）、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1991，武昌）、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2001，武昌）等重要学术会议上，湖北武汉地区学者入选的论文数量均保持领先的地位，充分显示了湖北武汉地区史学工作者的实力，以致广州有位老教授称赞道：“天下文章一石，八斗出在武汉。”

章开沅先生在会上所作的《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学术讨论会国内论文评述》中有这样一段话：“提交会议的其他政治史论文，有些是老问题有新进展，如资产阶级与农民的关系问题、会党问题、暗杀问题、同盟会与光复会问题等等，大多能提出新资料与新见解，分析较之过去更为具体深入。”其中提到的“暗杀问题”，指的就是我的那篇论文。我把它看做是老师对学生作业的肯定与鼓励，从而坚定了我从事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信心。

所以说，《辛亥革命时期的暗杀活动及其评价》这篇文章既使我获得了硕士学位，又让我进入了辛亥革命研究的殿堂，而且在参加会议的时候，还看了中华书局两位资深编辑写的一篇《辛亥革命资料出版述评》。他们提出，辛亥革命资料很多都整理出版了，但是觉得有一个方面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就是风俗习惯。为什么皇帝的上谕、总统的告示得不到很好的贯彻执行？除了很多别的原因之外，其中风俗习惯也起到一定的作用。可惜这些没有人整理，如果从风俗习惯方面来进行研究，可能有一些突破。从这以后我又以近代的风俗习惯作为我很重要的一个研究方向，而且取得了一定成绩，所以我就说我是“靠‘暗杀’起家的”。

问据说当时研究暗杀活动，在思想认识上还存在一定的误区和顾虑。您在这方面的研究堪称突破了一个禁区，尤其是在评价方面。

严当时人们思想上确实还不像今天这样开放。因为刚改革开放不久，对于暗杀这样来进行肯定，是有一些顾虑的。我写这篇论文时，收集到的辛亥革命时期暗杀活动的预谋和实施的事件有50多起，投身暗杀的志士有几十位。在毕业以后，我就想写一部暗杀史或新的刺客列传，章先生说：现在时机不成熟，你写这样一本书，可能没有出版社给你出版，这样歌颂、肯定暗杀，是不会通过出版审查的。你不像我，我写《张謇传——状元大实业家》^[2]，一压就是20年。就怕你写了几年，写出来没人给你出。所以说当时在学术研究的氛围上并没有这么开放。后来，思想慢慢解放以后，《人民政协报》出了一个专栏，给我连载了十几篇《新刺客列传》（12篇，刊登于2001年10月到2002年2月）。

问您后来在辛亥革命研究方面也是成果颇丰，同时您还担任着著名的学术网站“辛亥革命网”的总编审，能不能请您谈一谈您所了解的辛亥革命研究、孙中山研究的发展状况？

严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从总体上来说，是不够成熟的，尚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集中体现在章开沅先生所概括的“四多四少”的现象：第一，研究个别人物多，研究社会环境少；第二，研究政治方面多，研究经济、文化少；第三，研究革命党人多，研究其他派系少；第四，肯定群众自发斗争多，肯定资产阶级领导作用少。他还进一步指出，之所以出现上述“四多四少”的现象，除了由于辛亥革命史研究本身不够成熟外，极“左”思想的干扰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被混同于腐朽阶段的资产阶级，统统都是应该给予批判的否定对象，随意运用的阶级斗争理论取代了切实的史学研究。改革开放以后，迎来了史学研究的春天，人们开始拨乱反正，加上章先生的提倡，要清除“左”的思潮。过去在“左”的影响下，对资产阶级研究有几顶帽子，资产阶级决定论、资产阶级优越论等等，扣上了这几顶帽子，学者们就不敢贸然研究。即使是在武汉这个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区，几所高校都不大敢研究辛亥革命，都在研究太平天国。所以在辛亥革命70周年学术讨论会的时候，研究辛亥革命的人并不多，当时在国内只有80位学者参加，大家为了参加那次会议，撰写了一些文章。有些人就是在那次会议之后，就慢慢转向辛亥革命研究。当时我们的研究生有6位参加了辛亥革命70周年学术讨论会，后来多数都成为辛亥革命研究和孙中山研究的专家，包括宝成关^[3]、党德信^[4]、邱捷。当时老一辈的学者里面，有一些是研究近代史的著名专家，北京有金冲及、李文海、龚书铎、李侃^[5]，其他像广州的张磊、武汉的章开沅、上海的汤志钧等。

当时已经开始拨乱反正、解放思想了，所以那次会议的主题是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研究，就是带有拨乱反正的意思在里面。过去对资产阶级是否定的。我们要看到资产阶级在中国历史上，还是一个进步的阶级，给中国带来很大的变化，应该给予肯定。所以对资产阶级进行了研究，而且很曲折地回答了海外的一些学者否定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说法，如有的说，中国资产阶级并不成熟，怎么能够发动这样一场革命？通过我们国内的学者，对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认为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

问后来您从事辛亥革命研究的过程中，都有哪些相关成果？

严我对辛亥革命时期的有关历史事件与机构，也做过一定的研究。与人合撰的著作《癸卯年万岁——1903年的革命思潮与革命运动》^[6]，选取1903年这一特定的年份，探讨当时革命思潮的兴起与革命运动的发展。其中，《“国民”之发现——1903年上海国民公会再认识》、《沈荩案及其影响》等论文，对癸卯年的一些历史断面做了深入的考察。《1905年的五大臣出洋》等文对清廷的有关改革做了实事求是的评判，《民初“中央学会”的筹设与夭折》、《试论民国初年部院之争》、《北京临时政府的组建过程》等文则对民初政局有所关注。对于辛亥革命以后各种社会力量对辛亥革命的纪念与记忆的研究，即所谓“记忆史”，是近年来辛亥革命史研究领域的一个热门话题。这方面，我很早就比较感兴趣。1994年发表的《借鉴与抉择——试比较吴玉章、胡汉民对辛亥革命的反思》^[7]，虽未宣称是“记忆史”，但所讨论的问题，实为今日“记忆史”的范畴。

问您对辛亥革命时期的历史人物，有着浓厚的兴趣，尤其是对孙中山，您写过许多论文，能不能谈一谈您从事孙中山研究的情况？

严研究历史人物，既要肯定他们对历史发展所做出的积极贡献，又看到他们对历史进程的一些负面影响。在过去的研究里面，意识形态的影响比较浓，即使是研究孙中山，在内地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研究比较多，在台湾许多研究就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大家都说自己是孙中山的继承者，都很重视对孙中山的研究。海外有学者就笑我们，国共两党争相表示对孙中山的崇敬，以致不断地拔高，来确定自己的正宗的继承人地位，可见受意识形态影响太深。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意识形态慢慢淡化，我们研究孙中山并不是给共产党争正统地位，而是要实事求是地评价孙中山这样一个伟人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这样研究就比较平实一些。

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一般都是逢十纪念，每次纪念总要开学术研讨会，每次开会必然要交研究论文，这也促使我们不断地进行深化研究。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80周年、90周年、100周年连续四届的学术研讨会我都参加了，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130周年、14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我也都参加了。为什么能从那么多文章中被选中参会，就是自己找了一些比较新颖的题目，这样就促使我学术的进步。比如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我提交的论文就是《孙中山与民初国民党》，后发表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1期。过去一般认为，民国初年的国民党是宋教仁一手搞起来的，孙中山不太认同，没有怎么参与。但是我通过很多事实来论证，民初的国民党和孙中山的关系还是很密切的。我有一个看法，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他为什么不叫别的党，而叫中国国民党，既表明和民初国民党的一种区别，又表明和民初国民党的一种继承。

再比如说，纪念孙中山诞辰13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我提交的论文是《梦想，还是理想？——从孙中山关于武汉近代化建设蓝图看〈实业计划〉的可行性》，通过各种资料来显示当时孙中山并不是别人说的“孙大炮”，他的《实业计划》是有一定的根据的，他的许多设想都是可以实现的，后来各地的建设成就确实也验证了这一点。

章开沅先生提出“参与史学”说，历史学家要通过原生态的史料进行研究，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智慧，用来指导今天的社会实践。我觉得，辛亥革命研究和孙中山研究，都可以吸取很多对今天社会建设具有启发意义的东西。比方说，有人谈到辛亥革命和武昌首义的精神是什么？我就曾经说过，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这些精神，但是我觉得：孙中山最先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把中国民族引向复兴，让中国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才是辛亥革命最伟大的精神。

问您个人怎么看待孙中山这个历史人物？

严我不同意海外和国内的某些人对孙中山持否定的评价。我觉得他还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伟人，对中国的历史进程发展的积极作用还是很大的。有人说，国共两党的矛盾斗争就是孙中山搞的革命造成的，我不同意这种说法。那不是孙中山的问题。在中国历史上，孙中山发动的革命，是一场新的革命，是一场用新的制度来取代封建专制的革命，是一场真正的政治革命，而且它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国现代化真正的起步，应该是从辛亥革命开始，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方面，都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问您认为自己对孙中山研究与辛亥革命研究做了哪些积极的、有价值的贡献？

严我曾经撰写过《孙中山与民初国民党》、《从救世、救人到救国——孙中山博爱观初探》、《梦想，还是理想？——从孙中山关于武汉近代化建设蓝图看〈实业计划〉的可行性》、《孙中山发展教育提高国民素质的努力》、《孙中山1906年没有到过武汉》等论文，是因为要研究辛亥革命不能不研究孙中山。

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有人感叹辛亥革命史研究已经“起点太高”，不容易进入这一学术的“高地”。为了让人们能够比较容易进入这一领域，同时向学术界介绍辛亥革命史研究的进程与成果，我还写了很多学术史方面的作品，如《20世纪的辛亥革命史研究》等。《辛勤的耕耘，丰硕的收获——章开沅先生与辛亥革命史研究》则是对我的恩师章开沅先生在辛亥革命史研究领域所取得成果的介绍，有助于人们比较全面地了解章先生在辛亥革命史方面的成就。此外，1991年出版的《国内外辛亥革命史研究综览》一书，是章开沅先生率领自己的弟子合力编写的，我也参与其中。同时我主编的《中国内地及港台地区辛亥革命史论文目录汇编》，则为人们快速了解辛亥革命的研究状况，提供了便利。

我在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方面没有多少贡献。因为在研究生毕业以后，刚才说想写暗杀史，没写成，后来受中华书局那篇文章的影响，转向社会风俗史的研究。最早写了一篇文章《辛亥革命与移风易俗》，这篇文章的特殊意义正如文章标题一样，“辛亥革命”和“移风易俗”，似乎预示了我个人学术生涯最重要的两大主题。以这篇文章为开端，我开始将大量的精力和热情，倾注于之前未曾被关注的近代中国社会风俗史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在这个领域起到一些开拓作用。

因为在以前，风俗习惯的研究在史学界是不受重视的，在民俗学界还有一些研究。通过长期地收集的资料，我于1991年在湖南出版社出版了《西俗东渐记——中国近代社会风俗的演变》，被认为是第一部论述中国近代社会风俗演变的专著。这本书重点研究了那些对整个民族影响较大的习俗，探讨了这些习俗变与不变的原因及其对历史发展的影响。用发展的眼光来分析中西风俗、文化差异的原因，抓住了问题的实质，比以往的认识深化了一步。1992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一书，这本书是在前一本书进行中西风俗横向比较的基础上，从宏观的角度探讨了西方近代风尚传入中国后，引起本土风俗的嬗变，以中国近代社会近代化的互动关系为基本线索，系统地勾勒出鸦片战争以来，在西俗东渐和经济变革的大潮之下社会风俗的演变轨迹。《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历史教学》、《史学月刊》等报刊先后发表了书评，对其给予较高评价。1995年，《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还获得湖北省优秀成果奖。同时该书也成为后来研究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的必读参考书，引用频率相当高。台北南天书局1998年推出了繁体字版。后来有一些硕士研究生、博士生写论文时，受到我的启发，以风俗习惯作为自己研究的课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也研究了孙中山对中国社会风俗变革的影响，曾经发表关于“孙中山与移风易俗”等关于改造国民性、提高国民素质这方面的一些论著。我在社会史、社会风俗史研究方面的影响，可能比在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研究方面的影响更大一些。

问您认为辛亥革命武昌的首义发生在武汉，武汉作为首义之区，与武汉当地的地域文化有没有必然的联系呢？

严有一定的联系。辛亥革命首先在武汉爆发，主要是与湖北革命党人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活动有关。他们通过在士兵、学生里面开展长期的发动，踏踏实实地做组织工作，而且用革命精神去鼓舞他们。例如在某一个时期，某一个革命组织被破坏了，他们马上会改头换面建立一个新的组织。湖北的革命组织是一直没有断线的，是持续开展斗争的，因此在新军里面有很深厚的基础。所以为什么能够在宝善里爆炸案发生以后，工程八营打响第一枪，那么多部队都立即响应，这就和平时的宣传发动工作分不开。而这个宣传发动工作又是以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作为源泉，所以才能号召和团结那么多人，才能形成一定的群众基础。所以说，没有孙中山的奔走呼号，湖北的革命党人不可能有这么齐心。振臂一呼，应者云集，这都是孙中山思想长期的孕育和启发，深入人心。

同时，武昌首义的革命党人身上还有楚文化的影响，古语有云“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湖北革命党人就是继承了这种思想，提出了“亡清必楚”的口号，认为湖北人应当承担起这样一个历史的使命，在孙中山思想的领导和影响下，推翻清朝统治。为什么都说湖北人敢为天下先呢，就是在孙中山和同盟会领导的历次起义都失败了以后，特别是在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以后，同盟会的元气大伤，革命似乎处于一个低潮的阶段，革命的信心也受到极大挫伤，没有人相信能够在近期再搞起一次大的行动来。但是湖北人历来就是不信邪，本来湖北的革命党人一直在暗中策划筹备响应黄花岗起义的革命活动，但是黄花岗起义很快就失败了，没有响应成。但他们还是继续在做起义的准备，敢于打响第一枪。(www.daowen.com)

武昌起义前，广东是反清革命的主战场。为什么之前那么多次革命和起义失败了，唯有武昌首义成功了？要探究这个问题，就要首先弄明白武昌首义成功在哪里，先回答为什么说武昌首义是成功的，其次才能回答为什么选择在武昌。首先，武昌起义推翻了清政府的省级政权，夺取了武昌；其次，武昌起义后建立的湖北军政府，是中国首个具有民主共和性质的政府；再次，“阳夏战役”，湖北新军抵抗清军精锐部队40多天，为全国各地独立赢得了时间。这三点就足以区别于以往失败的起义。关于为什么发生在武昌，武汉大学冯天瑜教授分析得很到位，他认为，虽然武昌起义带有很大的“猝发”性质，但并非全部由偶然构成。首先，武昌起义以前，当地文学社、共进会等革命团体长期宣传作用明显；其次，湖北新军组织系统严密，绝大多数受到革命思想影响或加入革命组织，并深怀忧患意识。从深层次原因上分析，武昌起义前的几十年来，湖北积淀了近代文明基础。尤其是张之洞督鄂18年，实施了以兴办实业、练新军、办文教等为主的“湖北新政”。此外，科举制废除后，大批有志之士“投笔从戎”。这就是为什么辛亥首义成功会选择在武昌的原因，成功的东西一定是偶然与必然的相互结合。

问您也研究地方文化和地域风俗，您认为地方文化和地域风俗对一个重要历史人物的形成，有哪些影响？比如说孙中山。

严应该说是有影响的。从大的方面来看，中国近代史上的有几位伟人都出生在珠江三角洲，从洪秀全到康、梁，到孙中山，这是因为岭南文化的影响。具体到孙中山，就是岭南文化或者是香山文化，他接受的文化影响是一种开放性的文化。这里面有很多西方的文明对这些人的一些启迪，使他们认识到我们不能固守中国的传统文化了。需要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来改造我们的中国。孙中山很早就认识到，我们中国需要改革。他长期在檀香山生活、学习，受到西方的教育，又在香港西方人办的学校里学医。从事革命后，又在日本、欧洲接触了很多的西方文化。我有一个看法，看一个文化的优劣，不能以东西来论，为什么西方比较先进？他所走过的路程都是人类应该要走的，无非是西方人先走了一步，我们学习西方，就是学习人类最先进的文化，应该这样来看，不能说它是资产阶级，我们就不学习，就抵御、排斥。过去认为资产阶级是很腐朽的，实际上西方很多的政治文化、科技文化走在人类的前列，我们学习他，就是学习人类最先进的文化。孙中山认识到这一点，有很多先进思想来启发国人，孙中山也不排斥中国的先进文化，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孙中山著作所引用的古文古语，看他怎么样来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也被他弘扬、利用，用于他的革命实践里面来。孙中山把人类先进的文化也就是西方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都吸收来，所以他能够成为了一个伟大的思想家。

问您在从事这几个领域的研究过程当中，主要采用了哪些学术方法？

严自己的方法主要还是倾向于实证，通过很具体的史料来说话。我个人感觉自己在理论方面薄弱一些，那么我就通过实证考据来支持我的研究，因此就非常重视史料的搜集与考证。史学研究，史料是关键，在史学研究中具有基础性地位，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已成为行内的常识。掌握准确翔实的史料，是史学研究能够得出科学结论的重要基石。我在这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辛亥革命史丛刊》第十辑以后陆续刊登的《朱峙三日记》，都是由我和朱峙三的儿子胡香生编辑的；2005年，我与张难先的长孙张铭玉编辑的《张难先文集》^[8]出版；2006年，我与章开沅、罗福惠合作主编的《辛亥革命资料新编》^[9]出版，这些都为学界提供了大量新资料。2011年，我新著的《中国近代史史料学》^[10]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列入“博雅大学堂·历史”出版发行。该著作分十三讲，34万余言，是我30年来从事中国近代史史料学教学的心血之作，也为中国近代史史料学学科建设贡献了一点力量。

我还主持编纂了《辛亥革命史事长编》^[11]。我为什么要做这些工作呢？主要是我觉得辛亥革命研究也好，孙中山研究也好，到了一定的阶段，好像进入到一个研究的瓶颈。题目很难找，新的观点提出也比较困难，我想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编纂一些工具书和资料书，重新梳理一下原有材料，看看重新整合之后还能不能有新的视角和发现。比如说《辛亥革命辞典》^[12]，我们从辛亥革命80周年的时候就开始编辑出版，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时候，又重新增订、出版。我们编这部辞典，不仅仅是编入了辛亥革命的史实，还增加了辛亥革命研究的成果，收进了许多新出版的史料、著作，供人们参考。

我在编《中国内地及港台地区辛亥革命史论文目录汇编》这本书的时候，还有一件很令人感动的事情。我约请台湾的张玉法先生和香港的林启彦^[13]先生、李金强^[14]先生他们一起合作。台湾部分是张玉法先生亲自动手，一条一条信息地筛选，一篇一篇文章地甄别，你想，张先生是台湾的院士，又那么大年龄，学术地位那么高，我本来说只要他过过目，把把关，在整体方向上把握一下，具体工作由他手下的学生来做就行了，结果没想到他亲力亲为，令我们敬佩与感动，也显示了老一辈学者那种严谨的治学态度。

问辛亥革命研究和孙中山研究被人称之为“显学”，前人著述甚丰，研究门槛较高，以致很多年轻学者望而生畏，对于未来的研究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严我在2010年中山召开的“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回顾与前瞻”高峰论坛上，曾经提出来一个观点，孙中山研究、辛亥革命研究要深入下去，要有三个超越：

第一是要超越当年革命党人的认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研究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时候，因为都是看了革命党人的文章和回忆录，甚至当时发表的一些排满观点，所以在研究中受革命党人观点的左右很深，好像就站在革命党人的立场在说话，我说这个要超越。因为，当时革命党人为了实现他们的目标，他们对于清朝政府实行排满政策，也做了一些比较夸大的宣传，另外对于反对他们搞革命的保皇党、立宪派，也是否定和攻击。过去研究里面就把他们批判立宪派的话，作为我们研究者的话来批评。实际上保皇派、立宪派、改良派他们对中国历史的一些观点是正确的。比方说，过去革命党人认为满洲人是外国人，改良派就论证满族就是我们中国的人，不是外国人。这个观点现在看来是正确的，所以说革命党人的这种认识我们要超越。

第二是要超越国民党人的认识。过去的国民党以党、以人划线，这对我们后来的研究影响很大，比方说，论及革命组织，就以兴中会—同盟会—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为正统，对其他革命团体是贬斥的，文学社、共进会领导的武昌首义也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大家也都知道的。

第三是超越共产党人早期的认识。我们曾经很长时期认为黄兴中间偏右，认为章太炎他们是极右的，在革命党里分为三派，实际上就是我们早期共产党人的一些看法。我现在查了一些资料，发现以前就是这样认为的。我们要超越这样一些认识以后，才可以提出我们一些新的看法，推动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研究的前进和深化。

另外一个方面的建议就是关于新的史料的发掘。如果我们发掘到一些新的史料，就会对一些问题有一些新的认识。这其中就包括辛亥后裔手中保存的一些史料，2011年辛亥革命100周年，很多辛亥后裔都把他们所收藏的一些资料整理出版，这也从不同角度丰富和完善辛亥革命研究的史料。

再一个就是通过口述史料。因为辛亥革命的当事人多已不在，第二代的人不多，都是第三代，这里面就是要做一些口述史的研究。

所以我觉得史料非常重要。最近翻阅了一些笔记史料，觉得还挺有意思。我现在退休了，把手头工作搞完了，想要系统地读一点笔记。就是看看笔记里面，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是怎么记的，怎么评价的，它和官方史书、学者今天的认识有什么不同。

问您目前正在研究的课题是哪方面的，在读什么书？

严我现在在读连横的《大陆游记》，他在辛亥革命以后不久就到大陆来，刚好南京临时政府撤销，迁到北京去，他在这段时间游览了大陆。书中对当时的政局、人物和社会的变化，有很多的记述。他好像作为一个局外人，实际上也是站在革命派的立场上。他是从日据时代的台湾过来的，里面记录的一些东西反映了他对祖国的认同，对革命的认同。我准备在这个方面写点东西。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想系统地把《孙中山全集》引用的古文古语进行全面的考释，看孙中山对传统文化到底吸收了什么东西，扬弃了哪些东西，为了他自己的革命又改造了哪些东西。比如过去认为“革命”就是改朝换代，孙中山把它运用过来，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理解，作为一种号召和鼓舞的力量。我现在还只是看他的辛亥革命前后，以后要把它看完，特别是《建国方略》中引用了很多传统文化的东西，这里面有些东西是不是别人写的，有些是不是只是当时社会流传的一些口头语，孙中山把它吸收进来了。我看了以后，觉得有些是大家都经常引用的古文，但有些是他系统读过的，他今天在这篇文章中引用了这一段，明天在另外的书里引用另一段，把这些都连贯起来看，说明孙中山对一些古籍原典是认真读了的。我就想把这个工作做一做，看看他到底读了多少书。

问33年已然过去，您虽然从工作岗位上退休下来，但是您退而不休，学术生命还在不断向前发展，有没有对自己的学术生涯做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和评价？

严我认为自己有自己的不足，既没有老一辈学者的那样深厚的史学功底，也没有青年学者的理论视野，我做的很多工作都是补苴罅漏的工作，就是填补过去人家做得不够的地方。

问您太谦虚。我个人感觉您治学领域广泛，做了很多基础性的研究工作，同时您真正地践行了章先生“参与史学”的研究范式，很多研究和学术成果，都积极地应用在社会实践当中。

严我确实做了许多实际的工作。像广州的辛亥革命纪念馆、武汉的辛亥革命博物馆，我都帮他们审稿，审展览的方案，参与到其中。中山舰的陈列展览也参与论证策划。这样把自己学到的历史知识，普及给大众，为历史文化建设发展，做出自己的一些贡献。为了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在省社科联的领导下，我们每年都要做一个课题，有的课题得到省委书记、省长的批示，其中有一个课题就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活动的方案。我们策划应该有一个纪念辛亥革命的仪式，辛亥革命100年了，应该对这些辛亥先烈有一个正式的纪念，这个建议被采纳，让武汉市政协来实施。但是政协的那些人，不太懂得怎么举办这么大规模的祭祀活动，最后找了我来策划。我就参考了台湾和大陆的一些公祭活动，策划了一个比较好的“纪念辛亥革命武昌首义英烈”的公祭活动，省里和市里非常满意，因为影响非常大，是别的地方没有搞过的，社会评价非常好。台湾辛亥后裔、辛亥武昌首义同志会理事长向榕铮（向海潜之子）先生参加了这个仪式，他当时跟我讲，这样的公祭活动对国民党都是一个讽刺，武昌首义建立了民国，100多年了国民党也不纪念这些英烈，而由你们共产党来纪念。当时很隆重、很庄严，策划的环节也很到位，怎么样设灵位，要不要上香，要不要酹酒，当时都是有争论的，有人说是迷信。我坚持了，因为没有这些仪式，怎么像中国传统的祭祀活动呢？还宣读祭文，祭文是冯天瑜教授写的，非常好。说明了史学研究除了推进学术的发展，还对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也是可以起作用的。

问您个人的学术著作中，您最满意的、最能代表您的研究水平的有哪些？

严我曾经出版过一本论文集，叫《辛亥革命与20世纪中国社会》，收集了我多年在辛亥革命、中国社会史方面的论文，我个人认为代表了我的水平。我的弟子们准备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为我出一本文集，将我这30多年来的一些重要学术论文结集出版。在辛亥革命研究领域我最满意的是《辛亥革命辞典》；在社会史方面，我最满意的是《中国鼓文化研究》。这本书与辛亥革命无关，但是歪打正着，是一部很好的著作，曾经有央视三台搞“鼓乐风情”的文献片，想要合作。日本方面也有人想翻译，但是都没有合作成功，主要是因为太专了，不好弄。这是我和音乐系的一位老师合作的，他负责音乐方面的内容，我负责文化方面的内容。

问能不能请您对中山市开展孙中山研究提一些意见和指导？

严中山市多年来坚持对孙中山开展研究，有一批学者坚持下来，而且很有成就，我到中山的次数是很多的，因为在那边开会多。中山市对于推动孙中山研究的发展是做了贡献的，希望中山市今后在推进孙中山研究、辛亥革命研究方面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多举办一些会议，多出版一些资料。现在支持黄彦先生再出《孙文全集》，他很高兴。中山无论是从资料方面、学术研究方面，特别是对香山文化、岭南文化的研究，都让我们从一个大的岭南文化背景下，了解孙中山成长的环境。中山市孙中山研究会成立很早，章先生很早就跟他们建立了联系，2011年杨海会长过来，章先生还跟他们见了面，希望中山市进一步多做贡献。

【注释】

[1]戴学稷（1928— ），福建仙游人。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历史学教授。曾参与编撰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22卷），1956年发表第一篇研究孙中山革命生平的论文《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2002年与陈教华主编《孙中山与福建》，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2]行人（严昌洪）：《张謇传——状元大实业家》，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

[3]宝成关（1943— ），辽宁人。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吉林大学图书馆馆长。著有《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西方文化与中国社会——西学东渐史论》、《中国政治思想史》、《西潮与回应——近四百年思想嬗替研究》等。论文《论“南北议和”与孙中山让位》收录于《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4]党德信（1947— ），河北廊坊人。1981年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曾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资料征集研究处处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兼中国文史出版社副社长，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会理事，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副会长。主编《辛亥革命亲历记》、《文史资料精华丛书》（10卷）。

[5]李侃，出版家、历史学家，中国史学会原副会长、中国现代史料学会原会长，中华书局原总编辑。策划编纂《孙中山全集》、《中华民国史》等。

[6]严昌洪、许小青：《癸卯年万岁——1903年的革命思潮与革命运动》，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7]严昌洪：《借鉴与抉择——试比较吴玉章、胡汉民对辛亥革命的反思》，《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专辑。

[8]严昌洪、张铭玉、傅蟾珍编：《张难先文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9]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辛亥革命资料新编》，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

[10]严昌洪：《中国近代史史料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11]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事长编》，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12]章开沅主编：《辛亥革命辞典》，武汉：武汉出版社，1991。

[13]林启彦，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教授。

[14]李金强（1949— ），福建厦门人。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在辛亥革命研究领域，出版了《一生难忘——孙中山在香港求学与革命》、《书生报国——中国近代变革思想之起源》《1961至1982年间辛亥革命研究之两项重要课题》（英文）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