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剑杰（1939— ），湖北武汉人。1965年武汉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专业研究生毕业。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常务理事、副理事长。

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代史、辛亥革命、孙中山研究。

主要著述：《中国近代思潮及其演进》（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孙中山及其思想》（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辛亥革命在湖北》（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等。

主要论文：《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与新三民主义的内在联系》（《武汉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孙中山散论》（《辛亥革命研究动态》1996年第4期）、《从大亚洲主义走向世界大同主义——略论孙中山的国际主义思想》（《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3期）、《孙中山的公仆意识与廉政风范》（《台湾第三届“孙中山与现代中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0）、《同盟会的内部矛盾及其分化》（《武汉大学学报》1978年第4期）、《清末湖北立宪党人的议政实践》（《历史研究》1991年第6期）、《论辛亥前同盟会内部两种不同的起义战略》（《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等。

时 间：2012年8月29日

地 点：湖北省武汉市武汉大学吴剑杰先生家

口述者：吴剑杰

采访者：胡 波 赵 军

整理者：胡 波 肖骏峰 李莹丹

问吴老师，您好！我们是“孙中山研究口述史”项目组。此次采访主要是想对您的学术生涯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和盘点，其次是想从您这么多年来研究孙中山、研究辛亥革命的角度出发，请您谈一谈孙中山研究经过一百多年的道路以及辛亥革命对今天的影响。首先能不能请您回顾一下自己的治学经历？

吴我走上学术的道路应该说时间比较长。我是1962年从武汉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那时候是五年制，我是1957年进校的。本科毕业之后继续读了三年的研究生。那时候研究生比较少。我师从姚薇元先生，研究生毕业的论文题目是《同盟会的内部矛盾及其分化》，后来也发表了。做孙中山研究、做同盟会研究应该说是从研究生时候就注意这个问题的。那时候姚先生他们带研究生，也不像现在那么繁琐，也不教什么课，他就给你指定一些资料去读，一本一本地读。比如说关于近代史的丛书，像太平天国、洋务运动、义和团、戊戌变法、辛亥革命都已经出了丛书，有的是六本，有的是四本，有的是八本。辛亥革命是八本。他就是要你一套一套地读，然后做笔记，不像现在要给学生上课。他就觉得在研究生阶段应该有自学的能力，关键是给他一个指导。

在读研究生的过程中，我就做过一些关于孙中山研究的基础工作，如孙中山讲他自己一生经历的《革命原起》，我做过一些笺注和注释。后来毕业以后就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当时还属中国科学院的哲学社会科学部），那时候已经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了。那时的研究生毕业都不会当年就分配的，都是在研究生毕业的那一年由用人单位做计划，然后上报到国家，再来学校挑人，所以一般都要延迟一年。到近代史研究所以后跟随范文澜先生，他是所长，学术地位和政治地位都很高。

记得是1968年5月1日，天安门广场照例举行烟火晚会。当时范老是中央候补委员，又是人大常委，被邀请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烟火。其间他碰到了毛泽东主席。主席在延安时就跟他很熟了。范老早年治经史，又从黄侃学《文心雕龙》，国学根底极深。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天津、北平及河南等地大学执教，讲授经、史、文学课程，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曾随新四军在信阳一带开辟游击区。1940年进入延安，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次年在中央党校讲授中国经学的演变^[1]，毛主席亲临听讲。^[2]天安门上见面以后，主席就问范老：“你工作没有？”范文澜说：“我还在接受教育。”当时还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嘛，毛泽东就说“你不用接受教育了，你应该工作”，而且建议他把《中国通史》写完。《中国通史》是在延安开始写的，新中国成立以后重新整理出版，但是古代只写到唐五代，以后就没有写。近代只写到义和团，义和团以后也没有写。毛主席的意思是要把这两件工作做完，把古代史写完，把近代史写完，而且要接着写现代史，要写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1968年7月19日下午，毛泽东的女儿李讷突然来到范文澜的家。李讷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的，她对范老说：“我爸爸叫我来，说中国需要一部通史，不仅是古代的、近代的，还要有现代的，希望你能用新的观点，重新写一部《中国通史》。”范文澜说：“我的观点已经不行了，太旧了，怎么能写？”李讷说：“我爸爸说，如果你感到有困难，在没有新的写法以前，就用你原来的那种旧的写法写下去。”这一天晚上，范老很兴奋，一直在考虑主席交给他的任务，考虑如何写好《中国通史》，结果通宵失眠。

问您曾经在范文澜老先生身边工作过，能不能谈谈您对范老的印象，也让后来学者感受一下老一辈历史学家的风范？

吴好的。前面提到的毛主席的谈话和传话无疑是对范老的极大信赖和支持，范老因此深受鼓舞，欣喜不已，虽至耄耋之年，又体弱多病，仍毅然重组班子开始工作。当时正值“清理阶级队伍”阶段，在酝酿《中国近代史》编写组人选时，不少长期从事研究工作的同志被领导所务的工宣队负责人认为有“问题”而不予考虑，决定暂时由余绳武、龙盛运、丁贤俊、赵金钰和我等五人协助范老做修改旧本《中国近代史》上册和编撰下册初稿的工作；稍后，又陆续增加了丁名楠、钱宏、何重仁、刘仁达等同志。记得那是8月1日，我们编写组同仁和范老的学术秘书潘汝暄同志一起前往范老寓所（灯市西口附近王府大街某胡同内一四合院内），聆听他关于编书的计划和指导思想。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范老。他虽因久病而显得清瘦些，但精神尚好，思维敏捷，说话声低而缓，带着浓重的绍兴口音。当汝暄同志把我介绍给范老时，他表示高兴和欢迎，并询问了学业方面的情况。得知我是鸦片战争史专家姚薇元先生的研究生，毕业论文是写同盟会和辛亥革命问题的，便让我协助他做上册中鸦片战争部分的修改和下册中辛亥革命部分初稿的撰写，还说了些诸如“少壮当努力”一类的勉励话。我当时还不到而立之年，学业上非常幼稚，真正的研究工作几乎没有开始，范老居然乐意容纳，这种提携后进、奖掖后学的大家风范，使我铭感五内，终生难以忘怀。事后我根据范老所述指导思想和他在有关论著中提出的学术观点，拟出了我应承担部分书稿的编写提纲，不久又试着撰写了鸦片战争中有关“社学”的修改稿和“黄花岗起义”一节初稿，先后送呈范老阅示，得到他的肯定和鼓励，这又增加了我努力去完成任务的信心。

范老当时虽然名义上还是近代史研究所的所长，但并不能过问所内事务，也从不到所里来。听同事们说，“文化大革命”初期所里有人贴过范老的大字报，被毛主席得知后予以制止，才使范老得以免受更大的磨难。范老对所里业务研究活动因“文化大革命”而长期陷于停顿状态是不满意的。记得就在8月1日的那次谈话中，范老提出恢复原“通史组”（古代史部分）的活动，并提出要让长期在他身边工作的主要助手蔡美彪、卞孝萱等同志回通史组。当汝暄同志告诉他说卞孝萱同志尚未“解放”，所领导不同意卞恢复工作时，范老面有愠色，说：“毛主席讲要斗、批、改嘛，现在对他斗也斗了，批也批了，孝萱同志改也改了，为什么还不让他工作呢？”也许由于范老所要完成的是主席交办的任务，工宣队终于接受了范老的要求，孝萱同志和通史组才得以恢复工作。至于现代史组，在我的记忆里，似乎曾经酝酿而终未正式成立。范老对通史组和近代史组的工作是十分关心的，他的许多指导性意见都由汝暄同志及时向我们传达，组内工作情况和需要请教的问题也由汝暄同志向范老汇报请示，这样就避免了过多地去打扰范老。

记得有一次他托汝暄同志带来一张纸条，只有几行字，大意是说，他本人对自己写的东西总会有成见，舍不得割弃，“请你们当李逵，用大板斧帮我砍削”。原来身染沉疴的范老还在勤勉地工作着。范老对毛主席怀有极深的爱戴和崇仰之情。他与主席同庚，但从不让人为自己做寿，只在每年的主席生辰日为主席做寿，并且破例饮酒。1968年12月26日，我们编写组几位同志有幸被邀至范老家中参加他为主席75岁寿辰而设的酒宴，虽然只是素菜几碟、素面几碗，气氛却也庄肃、活跃。我们随范老举杯祝福，范老照例饮尽一小盅白酒。席间，范老还不时谈及主席的丰功伟绩和文采之美，称颂主席“乃天纵之圣”，推重崇敬之情溢于言表。

1969年4月，范老出席党的“九大”，当选为中央委员；7月29日，范老因病情突然加剧而溘然长逝。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小礼堂，为范老举行了简单的追悼会，闻耗前往致祭的除本所工作人员外，只有少数范老的生前好友如华罗庚、曹靖华等，似乎未见有重要官员。这在“文化大革命”时代也算隆重了。范老晚境孤寂，比他长一岁的老伴戴冠芳同志先他三年弃世，身边没有儿孙侍奉承欢，只由一位跟随范老多年的浙江籍老妪料理饮食起居，生活极为宁静恬淡。按照范老生前遗嘱，他的全部藏书乃至日用杂物都捐赠给了所里，他那智慧的头颅也献给医院做过病理解剖。

范老逝世后，当时的所领导曾就《中国通史》的编写工作是否继续进行等问题请示过周总理，回答是必须继续做下去，由有关同志集体完成主席交给范老的这项任务。因此，在范老逝世后的头一两年里，编写组的工作仍未停顿，有关人员也没有随所内其他同志下放河南信阳的“五七”干校劳动。后来开展清查所谓“五一六”的运动，我被抽出做看管“嫌疑分子”的工作。他们被分别隔离在所外一幢大楼里，我的任务是与审查对象同吃同住，为他们买饭打水，乃至取款发信。编写组的其他同志也都要投入揭发批判。这样，正常的业务工作又被停止，而且看不到复兴的希望。

我在范老身边工作的日子虽然不长，只有短短一年，但这段经历对我此后的学业发展影响颇深。在此之前，我从1957年至1965年研究生毕业，连续读了八年历史，虽不能说毫无长进，但对于如何研究历史，严格说还未真正窥见门径，进入角色。正是范老的督责和他提倡的做学问要耐得住寂寞，要有坐冷板凳、啃冷猪头肉精神的鼓励下，我才得以在那样动乱的氛围中潜心认真地读了些书，积累起日后从事辛亥革命研究的系统资料和若干认识，也是在研读范老的著述文章中开始领略到他学风的严谨和文采的精妙。如果说我今天也算有几分成绩，作的文章还不至于干瘪生涩地让人望而生厌，也主要是得益于有过那一段经历，并且始终未敢忘却范老“少壮当努力”和耐得住寂寞的教诲。如今，范老已离去四十三秋矣。自忖两鬓染霜，老大无成。但想起范老于垂暮之年还用“绝不会变懒不干”的话来鞭策自警，自然未敢放弃继续进取的勇气，庶几能报范老当年容纳提携之恩于万一。

问“文化大革命”时期很多学者都脱离了研究岗位，无法开展学术工作，您是为数不多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还有条件坚持研究的学者，而且您一直致力于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研究。请您谈一谈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方面的研究状况如何。

吴当时应该说是开始启动。1956年，是孙中山诞辰90周年，毛泽东发表了《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1961年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讨论会，是在武汉开的，所以后来就成为一个传统，每逢十年大会都会在武汉开的。谈到孙中山，一定要研究辛亥革命。所以这两个事件对当时的学术的启动有很大的推动。你现在可以看看论文集，50周年的那个论文集，文章很少，不像后来这样一搞就是几百篇，再从几百篇里面选优，“以文会友”，参加讨论会。那时候能够提供文章的都能够参加会议，就只有那么多人在研究。当时只是开始启动，严格来说还是不繁荣。

所以说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是刚刚起步。毛泽东的文章肯定孙中山是革命先行者，我们都是在完成孙中山先生没有完成的事业。在这个理论指导下，研究孙中山，研究辛亥革命。那时候一切都以毛主席的《纪念孙中山先生》这篇文章中的观点为研究基调，似乎毛主席评价过的东西就不再具有争论的意义了。相比较而言，做太平天国研究的人比较多，大概是因为共产党革命以农民为主力，太平天国是农民起义，所以研究太平天国相对比较受重视。辛亥革命研究，是从毛泽东这篇文章发表以后，才逐渐引起重视。不久就是“文化大革命”，各种学术研究都受到冲击，没有得到正常的发展。“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1981年以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为契机，辛亥革命研究慢慢地走向高潮，成为一门显学。20世纪八九十年代，海内外学者包括日本、美国、法国、加拿大、韩国，还有台湾的学者都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研究有了更多的关注，认为辛亥革命不仅仅是中国的大事件，恐怕在世界历史上也有重大影响。

问当时国外对孙中山及辛亥革命的研究观点和态度是怎样的？

吴章开沅先生原来就有很多的研究，包括我们与台湾学者，就辛亥革命的性质上有一些不同的认识。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我们比较强调它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现在来讲也没有什么错。台湾学者和外国学者不从阶级的角度来看，比如台湾学者认为它是一个全民革命。有的海外学者则认为这是一个城市革命，甚至是士兵起义。现在这些不同认识都能兼容，不像过去那样认为是不可调和、对立的。对一个人可以有不同的认识，对一个事件当然也可以有不同的认识，这个很正常。

问以往学术界间或有一些声音，借辛亥革命之后社会秩序的混乱和无序来否定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和功绩，您怎样看？

吴混乱和无序是大变革的常态。但无序也是一种序，并且是走向新的有序的必经阶段。民国即使变成一块空招牌，但有与没有也不大一样，因为民主共和的观念已深入人心，不管道路如何曲折，想要砸掉这块招牌的人无一例外都身败名裂。辛亥革命在真正意义上开启了中国近代政治民主化、现代化的进程，后来孙中山发动的国民革命、中国共产党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际上都是在不同时代条件下以不同方式延续和推进这一进程。这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辛亥革命带给人们社会生活、价值理念以及思想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的进步，都是现代化因素的不断积累。

问反观这样一场大的历史变革，您认为孙中山在这场革命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具有什么样的地位？(www.daowen.com)

吴我一直有这样一个观点：如果没有孙中山，这场革命恐怕不可能发生，或者说不可能在这个时候发生。有很多人从微观或者狭义上认为，武昌首义爆发的时候，孙中山在国外，或者说孙中山跟湖北革命党人的关系不是很密切，至少跟广东不一样，借此来质疑孙中山的革命领导人地位。但是从宏观上来讲，如果没有孙中山提出那样的口号，成立同盟会，而且为同盟会制定革命纲领，这个革命风暴根本不可能起来。湖北离广东很远，离上海那个革命中心也很远，但是，湖北革命党人在革命运动中起到突击队的作用。所以湖北的革命党人承认孙中山是革命领袖和精神领袖、思想领袖。最早的革命党人接受孙中山的思想主张，就是吴禄贞这批人。吴从日本回来就组织花园山聚会^[3]，他直接见过孙中山，而且参加兴中会，这是很早了。在许多人对孙中山、兴中会产生怀疑的时候，他坚定地去见孙中山并追随他，当然不只他，还有一批湖北的留学生。他们回来后，慢慢地就把孙中山的思想通过花园山聚会、一些革命的小团体，传播开来。湖北为什么革命团体出现那么多，并且有一个特点，就是组织名称可以这样那样换，但是组织始终延续下来，基本成员还是当初那些人，后来不断地发展壮大。所以，如果没有孙中山，没有湖北革命党人与孙中山的接触，接触他的思想，湖北这么一个内陆省份，不可能出现这么多的革命者，后来又掀起那么大的革命。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小至于湖北的革命离不开孙中山，至于全国各地的革命大概也是这样的情况，也都是少数省里面的革命分子、先进者，在日本接触到孙中山，认识他的思想，去追随他，回国后去做一些宣传发动，这样才有辛亥革命这么大的浪潮。孙中山尽管广州起义失败后一直在海外，有人说他这么一个流亡者，跟国内的革命有什么联系呢，我不敢苟同这种观点。没有孙中山，就不会有辛亥革命。

问学术界有提到孙中山与黄兴双领袖的说法，您对这种双领袖的说法怎么看？

吴这个观点我也不赞同，辛亥革命的领袖只有一个——孙中山。我们说的领袖不是说江湖上的老大，或者土匪里面的大当家二当家。一场革命的领袖一定是能够提出思想，能够串联发动组织成一个革命的组织，另外还要为这个党提出这个纲领，黄兴做不到这一点，只有孙中山做到这一点。

问但是黄兴实际上亲身参与了很多革命行动。

吴有行动的不仅是黄兴一个。当时有一种说法叫“孙氏理论，黄氏实行”。同盟会领导的几次起义主要是黄兴亲身指导，这个不可否定，他是实践家，但是能够实践的不仅仅是黄兴一个人。反过来说，能够提出完整、明确、清晰的革命思想，能够制定斗争纲领的只有孙中山。这是衡量领导人的一个重要标准。正是因为有三民主义等等这些革命纲领，才能掀起一场革命运动。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不可能有两个领袖。

问台湾长期以来都把孙中山神化，但是从我们历史研究的角度，认为孙中山在个人性格和斗争方略上，还是有一些弱点或是缺陷、不足，您同意这种观点和说法吗？您认为体现在哪些方面？

吴有，孙中山也有缺点。比如说孙中山过于自信，他好像有这样的话，说如果在我有生之年不发生重大变革，取得成功，中国的进步将会推迟六百年。就是说，我孙中山不把革命弄起来，把清朝政府推翻，恐怕以后没人能够做。我觉得这过于自信，自信到了自负的程度。在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学术讨论会的时候，我写过一篇文章，讨论孙中山关于革命斗争的战略和策略的问题。因为孙中山自己长期与海外的联系比较多，他又是广东人，他长期地把革命发动的地点选在沿海和沿边地区，这是一种局限。尽管他从最早的起义，一直到黄花岗起义，先后发动过十次，规模越来越大，像黄花岗起义那是倾全党的精英来做这个事，最后失败得很惨。但是他为什么总是失败，却没有总结一下自己选择发动起义的区域问题，好像他没有深刻地思考。

我曾经写文章讲过，由于孙中山的自负心理，妨碍了他对革命失败教训的科学总结。一次两次可以，九次十次就必须总结了。从他自己的角度考虑，他对海外比较熟，在海外华侨当中有影响，便于筹集经费、买武器、雇佣人员，输送到国内，当然比较方便。他始终局限于这种起义模式，现在看来是有问题，而且这时已经有人提出要在中部发动革命的建议。另外在处理党内的一些问题时，缺乏一些理性的思考，比如跟黄兴的矛盾，特别是“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孙中山觉得自己没有责任，指责黄兴不听指挥，后来弄得很僵。黄兴尽管不是双领袖之一，但也是大人物，是有自己的想法的人。

问请您谈一谈您的治学方法。

吴我们这一批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学者，实际上起到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老一辈的学者都是从新中国成立前开始做研究，一直做到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基本上都是从新中国成立以后慢慢地进入到史学领域做研究，而真正做研究是20世纪60年代开始。由于自己所受的教育，应该说做孙中山研究、辛亥革命研究，基本上还是传统的研究方法，后来被新潮学者讥讽为比较僵化或者比较正统的研究方法。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有学者提出要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当然这个也无可厚非，因为历史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化总会提出一些新的理论、新的见解，这是很正常的。当时有一些观点，后来也受到很多人的批评，诸如说香港如果多做多少年殖民地的话，能发展得更好。还涉及中国近代史一系列的问题，特别是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比如对洋务运动的评价、对清末新政的评价，这也就自然地涉及辛亥革命要不要搞。有人认为如果按照清朝自己清末新政的路走下去，自然过渡，从君主制过渡到君主立宪制，这样不是更好吗？历史是不能假设的，近代历史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你怎么假设说，如果没有辛亥革命，清朝就一定会通过新政从君主专制走向君主立宪呢？对洋务派做出新的评价、新的考察，这是应该的。过去我们否定得多一些，或者说受某种思想框架的影响，对农民肯定多一些，对一些地主阶级里面的改革家否定得多一些，这个可以纠正，可以让历史评价更公正。但是不能反过来，认为这些人代表历史前进方向，孙中山不代表历史前进方向。

总的来讲，我还是比较坚持传统的观点。我觉得阶级、阶级斗争这些概念都不是马克思的发明，首先提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马克思只是把它发展了，他把阶级斗争引向无产阶级专政，这才是马克思的贡献。当然时代不同，我们着重的面也可以不一样。1957年以后过分强调用阶级分析方法研究历史，排斥其他研究方法，后来证明确实是一种错误，但是不能因为现在我们现在不讲这个东西了，就认为对已往的人类历史也不应该用这种观点去考察，它至少是一个角度，是一种观照的方式。即使有再多的新的理论，你也可以发挥你的优势，但是不必把前面的都完全否定。

我曾经在《近代史研究》上面发过一篇文章叫做《关于近代史研究“新范式”的若干思考》^[4]。“新范式”主张用现代化理论来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历史。用这种“新范式”重新审视的结果，就是原来肯定的，它都否定掉；你批评比较多的，他认为这都是代表中国近代方向的。“新范式”如确能自成体系，并能揭示历史的真实，自有其存在和运用的价值。“旧范式”也不是所谓“僵化模式”，许多在总体上坚持“旧范式”的研究者也同样变换着视角，做着现代化问题或其他社会问题的研究。“旧范式”当然存在着许多缺陷，如研究对象的片面化，研究方法的单一化，研究思维的绝对化，研究理论的教条化，还包括诸多认识误区和研究禁区，等等，这些都应当进行反思并加以纠正。但是，它关于中国近百年历史的基本矛盾、基本内容和基本线索的认定是准确的，是符合历史的真实的。我们不必在泼掉污水的同时，也把孩子一起泼掉，包括对孙中山的研究、对辛亥革命的研究。其实你在我的研究文章中，找不出几句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的话。我并不是说非得用他们这些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话来指导我的研究，但是我总认为阶级分析这个方法，至少是历史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特别是研究阶级社会的那一段历史。当然这个观点并不一定都赞成，但是我始终坚持：可以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理论，但是不必把传统的完全否定掉。

问您如何看待和评价孙中山？

吴孙中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急剧动荡的近代中国社会和风云变幻的世界潮流所造就的东方巨人。在中国历史上，能像他那样以自己的政治实践和思想学说影响当时和流芳后世的屈指可数。

首先，孙中山降世前，由英国带头发动的两次鸦片战争已迫使统治中国的清王朝打开封闭的国门，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结构逐步解体，封建的中国开始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的痛苦而艰难的大转变，中华民族与外国侵略者之间的民族矛盾，与原有的国内阶级矛盾、满汉矛盾相互刺激，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动荡不安和变态之中。从孙中山诞生的19世纪60年代起，中国又先后经历了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失败、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洋务运动的失败、维新变法运动的失败、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八国联军入侵和日俄战争的浩劫、“二十一条”和巴黎和会的屈辱。短短半个世纪，战败、屈辱、割地、赔款、呐喊、呼号、流血、牺牲接踵不断。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中国历史上也没有任何一个朝代，在这短短的时间里经历过这么多苦难，遭受过这么多凌辱。孙中山经历了这一切，他审视着这一切。国家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坏，民族的危机一天比一天深，民众生活一天比一天惨，使幼年立志救国救民的孙中山勇敢地肩负起天下兴亡的匹夫之责，成为近代中国的一代伟人。孙中山以博大的胸怀和开放的眼光注视着世界的风云变幻，追踪着世界的进步潮流。他从日本的成功中汲取智慧，从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潮中摄取营养，真挚地同情和支持亚洲各国和世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热烈地欢迎俄国革命给中国和全世界带来新希望。他融贯中西、参酌古今，构筑起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理论体系，指导着中国革命，也影响了亚洲各国的民族运动，丰富了整个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中国革命的世界意义和孙中山思想与实践的国际性，使孙中山成为那个时代的东方巨人。

其次，孙中山是中国近代“革命的先行者”，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领袖和导师，因为中国近代比较完全意义的、正规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从孙中山而不是从别的什么人开始的，因为他为这个革命提出和制定了具有纲领性意义的一整套思想理论和政策措施，并且毕其一生为之奋斗，因为他的思想和实践，他在当时的中国人心目中赢得了无人可比的崇高地位。孙中山的历史地位是时代形成的、时势造成的，他代表的是一个时代、一个群体、一个阶级。当然即使像孙中山这样的领袖人物，也不能摆脱他的时代和阶级带给他的种种局限，他人格高尚，像通常人一样，也有自己的性格方面的弱点。因此他也难免有失误、犯错误，但这无损于他的领袖形象。

再次，孙中山说自己是“职业革命家”，并以此为荣，但他从来没有明确地说过他要进行的革命是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和要求的革命，只说是“平民革命”，后来又称“国民革命”。台湾和海外的某些学者以此作为一条重要论据，否认孙中山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说它是“全民革命”。其实，从严格意义上说，人类历史上称得上社会革命的只有封建主推翻奴隶主的革命、资产阶级推翻封建主的革命和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因为只有这三种革命才能导致生产方式由低级到高级的质的变化。所谓“全民革命”是不存在的。孙中山自称代表全体平民或国民的利益实行革命，这同他的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前辈革命家主观上总是以整个民族即“全民”的代表自居没有两样，何况他确实关切着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孙中山还说过“中国现在资本家还没有出世”，这是他的主观误判，不是客观实际。事实上，在孙中山开始革命活动的时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已经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到辛亥革命前后，民族资本主义已经在工矿业、轻纺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和农业等各个生产部门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逐渐趋于成熟，而且在纺织、面粉、火柴等行业中开始出现兼并和集中的现象。

最后，孙中山先生在临终前说他“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因此他首先是一位革命家，他从事革命的时间之长久、动机之纯正、意志之坚韧、经历之坎坷、功绩之巨大，是他同时代的任何人都无法与之比拟的。但他同时又是一位思想家，他在发动和领导革命的过程中，进行着繁重的理论思考和理论创作，留下了大量的言论著述，这也是他的任何同时代人无法比拟的。对于孙中山的思想、言论，我们当然可以指出他的种种不足，如他的思想博大有余、深邃不足；对论点的阐述，往往是感性事物的列举和比附多于缜密的理性说明和逻辑推理，他的不少发言往往是随兴所至，信口铺陈而缺乏应有的逻辑联系；等等。尽管如此，他毕竟提出和形成了自己的比较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它主要包括：以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为核心的政治思想，以振兴实业、对外开放为内容的经济思想，以生元说和知难行易论为基础的哲学思想，以融贯中西文化之精华为特色的文化思想，以及他自己的大亚洲主义和世界主义思想等等。孙中山无疑也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之一。

问您认为孙中山研究对当今的时代有什么借鉴意义？

吴我认为孙中山思想对当今时代最大的借鉴意义还是他的公仆意识。孙中山说，我现在是总统、是公仆，如果不当总统，就是普通的公民。这在那个封建思想遗存还很浓厚的年代能够提出来很不容易，即使我们到了现在也还没有普及这个思想。

问我们从中山市来，对于孙中山研究以及孙中山文化资源的开发，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吴我2010年去过你们中山，中山市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不仅是对伟大人物的一种缅怀纪念，同时也体现出对整个辛亥革命研究的重视。我希望中山市继续推动孙中山研究，继续在国内外孙中山研究这个领域能够起到先锋的作用，能够对整个辛亥革命研究起到推动促进的作用。

问非常感谢您的指教。

【注释】

[1]1941年年底，范文澜担任延安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任历史研究室主任，继续全力以赴撰写《中国通史》宋元时期以后篇章，同时又完成自北宋至清代鸦片战争部分，中国古代史部分至此告竣。由于范文澜对传统经学有着精深的研究，被邀请在延安新哲学会年会上讲演中国经学简史，讲演的提纲后来经过整理，发表在延安《中国文化》第二卷第二、三期（1941年）上，题为《中国经学史的演变》。

[2]毛泽东亲临听讲，并写信给予热情的肯定：“提纲看了，十分高兴，倘能写出来，必有大益，因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因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你的历史学工作继续下去，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第三次讲演因病没有听到，不知对康、梁、章、胡的错误一面有所批判否？不知涉及廖平、吴虞、叶德辉等人否？越对这些近人有所批判，越能在学术界发生影响。我对历史全无研究，倘能因你的研究学得一点，深为幸事。”

[3]1903年5月，武昌数百名学生集会，并发表演说，痛斥沙俄的侵略行径和清政府丧权辱国。而武昌知府却污蔑学生是“无理取闹”，激起学生的义愤。武昌各学堂学生以“联络感情，互换消息”为名，开始与归国留学生联系，并以留日归国学生吴禄贞住处为联络点，从事拒俄反清的宣传活动。5月中旬，吴禄贞邀集爱国知识青年在武昌花园山孙森茂花园（留日归国学生李步青寓所）聚会，宣传革命思想。因吴禄贞留学较早，且在日本时加入兴中会，便成为众人所依的中心。经由吴禄贞的组织和宣传，花园山聚会的影响不断扩大，留学归国的学生和全国各地的仁人志士，也慕名来到花园山聚会。其主要成员有曹亚伯、冯特民、李书城、蓝天蔚、吕大森、朱和中、胡秉柯、时功璧、周维帧等人。为启迪民众，激发国人的革命热情，吴禄贞十分重视利用各种革命书报和进步刊物进行宣传。他利用在各军事学堂任高级教职的便利条件，先后派送和介绍革命党人入营者达30余人。如张难先、熊十力、朱元成等到工程营当兵，刘静庵入黎元洪马队营当司书，他们在军营中都成为革命党人动员新军的先驱，为武昌首义蓄积了革命力量。武昌花园山聚会虽然没有正式名称和确定的组织形式，但实际上是湖北革命团体的源头，所从事的革命活动影响深远，为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的成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4]吴剑杰：《关于近代史研究“新范式”的若干思考》，《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