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致治（1929— ），湖南武冈人。1950年参加工作，1960年到武汉大学任教，198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92年12月退休，是知名的中国近代史专家。退休20余年来，秉承一贯的追求，一方面老当益壮，继续专注于学术研究，取得丰硕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积极参加社会工作，先后担任中国残联、湖北省残联和武汉市残联的主席团委员，湖北省残联评议委员会主任，武昌区残联副主席，湖北省残联、武汉市残联和武昌区残联的亲友会主席等职务，为发展残疾人事业作出了贡献。目前，担任“开发邵阳，建设家乡”武汉顾问组特邀顾问和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离退休支部书记，是武汉大学“五老队伍”骨干成员。2000年获得“武汉大学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称号，2001年、2006年、2008年分别获得武汉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院“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008年获得首届“武汉大学百名离退休先进个人”称号，湖北省感动荆楚首届“十大杰出老人”（2010年10月），全省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全省共100名，2010年12月），2010年由省文明办等七单位授予湖北省感动荆楚首届“十大杰出老人”，由省委组织部等授予“全省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全省共100名）。他的事迹收入2009年教育部离退休干部局编印的《为党旗增辉，让夕阳更美》之中。

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代史、中西关系史。

主要著述：《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1517—1840）》（与杨卫东合编，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黄兴新论》（与薛君度合著，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鸦片战争与林则徐备览》（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鸦片战争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鸦片战争与近代中国》（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黄兴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黄兴与辛亥革命》（与石彦陶等合著，长沙：岳麓书社，2005）等。

时 间：2012年8月29日

地 点：湖北省武汉市武汉大学萧致治先生家

口述者：萧致治

采访者：胡 波 赵 军

整理者：胡 波 肖骏峰 李莹丹

问萧老师，您好！我们是“孙中山研究口述史”项目组。您是我国著名的中国近代史和中西关系史研究专家，您在鸦片战争研究、黄兴研究、林则徐研究等方面都是国内的权威。能不能请您简单回顾一下您是如何踏上学术道路的？

萧1960年我从中山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武汉大学从事教学工作，就确定搞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与研究，我的学术道路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当时武汉大学历史系的系主任是著名的世界史专家吴于廑^[1]教授，我则是一个刚大学毕业的史学新兵。他是名人，是权威，我去拜访他，难免别人说我在“高攀”。为此，我一直未去登门求教。1961年5月的一个黄昏，他却偕同副系主任彭雨新教授来到湖边四舍303号我的住房。他们一进门，真使我受宠若惊。心想，今后我只有兢兢业业做好工作，争取尽快成才，才对得起前辈的关怀。

1964年6月，我在教学之余写成第一篇史学论文《关于龚自珍社会改革思想的性质问题——兼与易梦虹、吴松龄等同志商榷》，送请历史系副主任彭雨新教授审正。彭先生看后推荐给《武汉大学学报》。暑假结束后我回到学校，8月20日到系里开会，吴先生当时兼学报主编，我在系办公室门口见到他，他主动把我拉到一边对我说，你的文章我读了，写得不错，敢于和老专家争鸣，值得提倡，这篇文章将由我亲自处理。当时马上就要下去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大学生也要去接受教育，所以我当时带领学生去孝感参加“四清”运动后，就一直没有顾及这个事情。到11月份，我在孝感接到《历史研究》编辑部的信，索要此稿。当时彭先生也和我一起在孝感。我想此文除吴先生外，没有别人知道，估计是他向《历史研究》推荐，才有《历史研究》的来信，后因故未能寄去。最后发表于《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65年第3期。此事显示了吴教授、彭教授对我的关爱，我一直铭记于心，也开启了我的研究之门。

要说我的学术道路，可以说是由于新中国的成立，才使我走上了历史研究的道路。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新中国成立前，我的第一爱好是数学。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我已20岁。1950年夏天，我在湖南省立第六师范学校毕业后留校工作，干过事务员、教导员、班主任，同时兼一点教学。但留校两年半后，武冈县要成立教育工会。在全县的教师代表会上，我蒙大家厚爱，当选为县教育工会筹委会主席。这样，从1953年1月1日起，我就离开了省立第六师范学校，专职从事教育工会工作，同时兼做武冈县总工会的宣传干事。到了1954年3月14日，组织上又把我调到武冈县城关镇人民政府任文教助理。在城关镇工作了两年多，名义上是文教助理，实际上主要是搞群众工作，整天在街道里和群众打交道。这样一来，原来学过的数理知识，差不多忘光了。到了1956年，党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需要大力培养科学人才，鼓励凡有条件的干部报考大学。并且向各级组织部门发下通知，凡有条件报考的干部，只要他本人申请，各级组织部门不能以任何理由阻挠。这样，我响应了中央号召，于5月中提出申请，仅仅三天时间，县委组织部就批示同意报考。可是，这时离7月初的考期已只有40多天，而且正在抓工商业改造工作，根本抽不出时间复习功课。考虑到时间紧迫，报考文科要容易些，乃决定报考文科。在文科中，我最感兴趣的是历史，所以我第一志愿就报考历史。当时报了三个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和武汉大学，后来被中山大学录取了。大学四年，政治运动没有停过。不过我对自己的学业抓得还是比较紧，对历史专业的知识还是学了不少。我当时还是历史系学生会主席。

到了1960年毕业的时候，学校原想把我留校搞考古。记得梁钊韬老师曾带领我们去广州市北郊搞田野考古，去捡那些新石器时代的文物遗存。我曾捡到一个很精致的石斧。石斧一般都是很大的，但是我捡到的那个石斧却只有大拇指那么大，非常精致，估计是当时人们做装饰品用的。若干年后，我回中山大学，去参观考古陈列室，还发现这个小石斧陈列在那里。后来教育部的分配方案下来，学校不能留人太多，而我在毕业体检时，突然发现有肺病，正处在有传染的浸润期，需要立刻隔离疗养。这样，我就在校内设立的疗养院里，静卧休养了两个多月。在这期间，我还写了一篇《百代画圣吴道子》，于1960年8月13日发表在《羊城晚报》上。经过两个多月的疗养，到8月中复查时，肺病已转入吸收期，身体也发胖了。组织上考虑到我的身体好转，可以参加分配，就把我分配到武汉大学来任教。

9月初，我到武汉大学报到。武汉大学人事处就把我分配到历史系。系里又分配我搞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当时武汉大学中国近代史教研室教学力量比较强，有三位教授：一位是姚薇元教授，他是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主任，是陈寅恪的大弟子，清华国学研究院出身，《鸦片战争史实考》和《北朝胡姓考》的作者。当时一个教研室有三个教授，在国内是很少见的。像中山大学的中国近代史教研室，就只有陈锡祺一个人是教授，北京大学也只有邵循正教授。我们中国近代史研究室另外还有两个教授，一个是汪诒荪教授，搞思想史的，曾留学日本，我为什么第一篇文章写龚自珍的社会改革思想？就是受汪先生的启发。还有一个是彭雨新教授，留学英国，他是搞经济史研究的，原来在中央研究院从事地方财政研究。彭先生希望我跟着他做经济史研究。后来因为讲授中国近代史，需要一个中国近代史基础课的助教，我就作为中国近代史教研室的秘书和助教，协助著名史学家姚薇元先生。

问您初进近代史研究领域的时候，主要是做哪些方面的研究？

萧我的重点有两个：一个是鸦片战争史。姚薇元先生的大学本科毕业论文就是《鸦片战争史实考》。当时我的考虑是，中国近代史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所以我应该向他学习，在他的基础上搞点鸦片战争的研究。后来自己统计了一下，我编著的有关鸦片战争方面的著作，包括译编，一共有9种，合起来有500万—600万字，这是我研究的第一个重点。

第二个重点就是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研究开始起步是在1960年。因为1961年是辛亥革命50周年，湖北省以章开沅先生为首，提出要开一个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为了开好这次会，在1960年11月就开了一个预备会，把全省研究辛亥革命的学术力量集结起来为会议作准备。我当时在会议上发言，评论清末立宪派。我认为立宪派对辛亥革命起了推动作用，更起了瓦解作用，因而使革命半途而废，所以立宪派就给人们留下了比较坏的印象。开会以后，章开沅先生曾给彭雨新教授写了一封信，说听完我的发言后，认为这个题目值得一写，希望我将其写成文章，参加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当时我思想很矛盾。因为在没有接到这个信之前，我正在协助彭先生，写辛亥革命时期的工业资产阶级的一篇文章。而且当时湖北省已确立了一个意向，因为是在湖北开会，强调在1961年开会的时候湖北要保证有几篇质量较高的文章入选。彭先生的文章也是要保证的重点之一。当彭先生把章开沅先生的信给我看后，为了保证彭先生的重点文章能写好，我决心放弃，继续协助彭先生查阅相关资料，评论立宪派的文章就这样搁置了。以后也再没有从事这个问题的研究。

我当时的一个思想观点就是：辛亥革命是在武昌首先爆发的，武昌理应成为一个研究的重镇。在武汉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应该立足武汉，放眼全国。而且强调：在武汉这个地方搞教学、搞研究的人，不研究辛亥革命，对不起湖北人民，也对不起全国人民，所以我是极力主张要加强辛亥革命研究的。但是，当时的武汉大学，很多成名学者已经有自己的研究方向，而年轻的学者在这方面也不怎么卖力，再加上受一波又一波的运动影响，所以到现在来说，武汉大学的学者在辛亥革命研究这个阵地里，还不能令人十分满意。

在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应该说，武汉大学的参会文章还是可以的，像彭雨新先生的文章、汪诒荪先生的文章、吴纪先先生的文章，还有当时湖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李达，他在会上致了开幕词，都是老先生在挑大梁。我当时虽有研究辛亥革命的想法，因为教学和其他因素，事实上还没有起步。当时吴玉章、范文澜等老一辈历史学者通过“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表达了殷切的期望：“我们现在讲辛亥革命，就要求将来会有辛亥革命的大著作出现。这对于提高我国历史科学的学术水平，是有重要意义的。”但是由于一个政治运动接着一个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影响，辛亥革命研究连正常进行都难以继续，所以“大著作”也就迟迟难以出现。不过，辛亥革命研究的痴迷者们，始终没有忘记吴、范二老的嘱托。即使在极其困窘的境况中，内心也仍然隐藏着渴望。

真正起步研究辛亥革命是1975年。那年3月，人民出版社编辑林言椒，亲自到武汉来找到章开沅先生，提出想要编一部大型《辛亥革命史》，请章开沅牵头，要组织几个省的学者来搞这个书。初稿写出后，1977年，确定由8个人来定稿，包括湖北、湖南、四川、河南、贵州五个省，湖北参加定稿的是章开沅、刘望龄，还有一个是我，湖南师范学院的林增平，四川大学的隗瀛涛，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王天奖，还有贵阳师范学院的吴雁南和冯祖贻。后来又推荐了中山大学的林家有，请他专写有关辛亥革命期间的少数民族。经过五年的奋斗，这本书终于在1980年至1981年出版了，2010年又由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选入“中国文库·史学类”再版。所以说我真正开始辛亥革命的研究，就是从1975年参与这本《辛亥革命史》的编纂工作开始的。

问在辛亥革命研究领域，您早期做的是哪些方面的研究？

萧关于辛亥革命的研究，除了与章开沅先生等编《辛亥革命史》之外，实际在辛亥革命研究领域的第一篇文章就与孙中山有关。我在“文化大革命”刚结束的时候，写了一篇《论孙中山早期思想的基本倾向——兼与黄彦同志等商榷》，发表在《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6期上面。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呢？主要是针对当时的一些观点立论的。当时陈锡祺先生主张，孙中山早期是革命思想占主要地位；广东社科院的黄彦先生则认为，截至1894年孙中山上书李鸿章为止，孙中山的早期思想还是改良主义思想。当我研究他们的观点之后，再仔细考察孙中山早期的言行和表现，我认为在兴中会成立以前，孙中山应该有四种思想，一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思想，再是变法维新的改良思想，还有反清革命思想，以及振兴农桑的重农思想，这四个思想不能平等存在，应该有一个基本倾向。我认为反清革命就是基本倾向。这就是我当时针对上述两种观点所写的，这是我的第一篇研究辛亥革命的文章，也是评论孙中山的第一篇文章。

问据我所知，对孙中山早期革命思想的争论和探讨一直持续到今天，不仅当时有诸如林增平先生这样的大学者专门著文论述，到现在也有诸如段云章先生这样的孙中山研究专家一直在探讨。您的这篇文章可以视作您研究辛亥革命的开端，那后来还有哪些大作呢？

萧后来在1979年的时候，我就和章开沅先生一起去美国作学术考察。从高等学校文科来说，可以说这是第一批。之所以有这个机会去美国，最初的原因是1977年，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州立大学学术访问团到武汉大学来考察，我参加了接待。有一个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叫柯白（Robert Kapp），他写过《四川和中华民国：地方军阀主义与中央政权，1911—1938年》，这是他的博士论文。当时他是美国《亚洲研究》杂志的主编。我告诉他，我们正在编《辛亥革命史》，他想邀请我和章先生一起去美国访问。我们同意之后，卡普就联系了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分校、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威斯康星大学、密歇根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后来加了一个马里兰大学，由西到东一共走访了一个多月。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与海外基本上断裂了学术交往和联系，和美国学术界基本上没有什么来往。这次访问对我们个人来说算是眼界大开，考察他们的学术思路和研究现状，翻阅浏览他们的藏书资料，这对我们来说很有帮助，也结识了很多美国朋友。事实上我为什么研究黄兴，就跟这次学术访问有重大关系。在访问马里兰大学时，我结识了薛君度^[2]先生。他的夫人黄德华是黄兴的小女儿。这次访问为中美近代史研究的学术交流，开辟了道路。

章开沅先生到了美国，对此后中美学术交流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很快就适应了美国的生活，我则不然，刚到西雅图几天就肠胃不舒服，特别吃不惯西餐，尤其受不了西餐的异味，吃一口就要呕，所以那一个月学术上大有收获，生活上却是饱受磨难。章开沅先生体谅我，说身体不行，要不提前回去。我说那不行，这是一次很难得的学术交流机会，我一定要珍惜。一直到11月3日，我由法国巴黎转机回到北京，章开沅先生则由美赴日，在日本考察了半个多月才回国。这次访问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出去之前我们有个分工，章先生负责讲国内辛亥革命研究的情况，我负责介绍国内研究孙中山的状况。我当时带去两篇文章：一篇就是刚才讲到的《关于龚自珍社会改革思想的性质问题——兼与易梦虹、吴松龄等同志商榷》一文，另外一篇是《孙中山和人民群众》，后来发表在《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三辑里面。这一辑里面第一篇是陈锡祺先生的《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研究中的一些问题》，第二篇就是我的，两万多字。所以说我在辛亥革命研究领域发表的第二篇文章还是研究孙中山，主要评述了孙中山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人民怎么支持孙中山，孙中山如何关怀人民群众。当时台湾有一个叫吴建国的学者，听了章开沅和我的报告，根据回忆撰写了一篇题为《中共对近代史的规划与整理——兼谈我们应有的对策》的文章，在台湾的1980年6月17日的《联合报》上公开发表。

第三篇文章是我与姚薇元先生合写的《孙中山先生对辛亥革命的伟大贡献》^[3]，这篇文章是为了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写的，先发表于《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5期，后又选入湖南人民出版社编的《中国近代史百题》。这本书从1983年出版后，连印了两次，共发行了132500册，影响比较大。

问这是您在1979年到1981年写的几篇早期文章，早期您的研究还是围绕孙中山开展的，后来为什么逐渐转移到黄兴研究上面去了？

萧1985年3月，由孙中山研究学会主持，在河北省涿县，开了一次孙中山研究述评国际学术讨论会^[4]，这个会应该说在孙中山研究方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规模并不是很大，但是规格很高。高在哪些方面呢？一方面，像胡绳、刘大年等重要人物都参加了这个会，再一个就是邀请了很多的国外学者参加这个会。我写了一篇《孙中山与黄兴关系述评》去参会，后来《武汉大学学报》发表了，《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也选入刊发了，《人民日报》还有一个报道，也重点报道了我这篇文章，所以这篇文章的影响也比较大。

为什么要写《孙中山与黄兴关系述评》这篇文章呢？事实上源于1984年在广州开的孙中山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5]，那一次是中山大学主办的。我当时写了一篇《孙中山与黄兴》的文章，评论孙、黄关系。因为之前的研究有一种倾向，即强调孙中山和黄兴分别代表两个派别：孙中山代表坚决反抗的革命一派，黄兴则代表妥协动摇一派，而多数党员则显然是跟着右翼领袖走的。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所以我的那篇文章主要强调孙、黄的共性是主要的，分歧是次要的。会议后期在中山大学里的中山纪念堂^[6]开大会，很多大专家都在会上发言。《中华民国史》的主编李新在发言中表示：“本来我也想写一篇孙中山与黄兴的文章，现在有人写了，我就不用写了。”意思是赞同我的观点。后来这篇文章以《孙中山与黄兴》为题收录在《孙中山研究论丛》第三集。1999年出版的《鸦片战争与近代中国》一书，也收录了这篇文章。

通过孙、黄关系的研究，我进一步感到，过去评论孙、黄时，不但重孙轻黄、扬孙抑黄，而且对黄兴的研究很不足，所以我感到需要加强对黄兴的研究。因此，在继续研究孙中山的同时，重点转入对黄兴的研究。2011年参加辛亥革命100周年全国学术谈论会的时候，我还写了一篇名为《孙黄并称百年回眸》的文章。这篇文章比较长，主要是把各个阶段对于孙黄并称的评价作了评述，从武昌首义之后不久，开始有孙黄并称的提法，还有民谣，还有各方面的评论，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做了一个系统的回顾。

另外对孙中山的研究，结合地区的特点，写过两篇文章。第一篇是写孙中山与武汉的，这篇文章写孙中山与武汉的关系。究竟孙中山1894年赴天津上书李鸿章的时候，到没到过武汉？究竟是从水路来的，还是从陆路来的？我当时通过研究，认为从水路来的可能性比较大。当时水路已经开通了，从香港到上海，再从上海到汉口，这种可能性比较大。再具体一点考察，就是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于1912年4月份访问武汉五天时间，他一共发表了哪些言论？有哪些评价？对武汉的建设又有哪些建议？写了这么一篇文章。第二篇文章叫做《论孙中山开发长江流域的宏伟规划》^[7]，这篇文章是当时为参加一个“孙中山与世界”的国际学术讨论会而作的。我把孙中山在《实业计划》里面关于开发长江的这部分做了一个研究。孙中山一生进出长江12次，累计在长江之滨居留5年半，占去其生命的十分之一。他热爱长江，是因为长江在革命和建设中均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也对长江开发有一个宏伟的规划，希望通过整治长江，发展实业。我想从这个角度出发可能还有点地区特色，也有点世界意义。后来不仅收在“孙中山与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集里面，也在《武汉大学学报》发表了。

另外关于孙中山的思想也是我研究的一个重点。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新三民主义与孙中山的不朽贡献》，《湖北日报》发表，这是与刘曼容合写的。还有孙中山的地位方面，我也写过文章。1999年，由民革中央孙中山研究学会主办的“孙中山与21世纪中国——纪念中山先生奉安7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我写过一篇名为《孙中山：中华民族复兴的奠基人》的文章。我认为中国的民主革命，孙中山贡献是很大的。中山市的翠亨村出了一个孙中山，是香山县、翠亨村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伟大奉献。“振兴中华”的口号，是他最先提出的；创建民主共和国的旗帜是他首先举起的；建设繁荣富强中国的蓝图，也是他第一个绘制的。我在这篇文章中对孙中山的贡献和地位主要提出了三点看法：

第一，推翻君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国，为中华复兴开辟道路。

孙中山在探索救国道路之始，也曾一度对清朝统治者寄予希望，但一经碰壁，很快就走上推翻君主专制统治的道路。这是他与此前爱国志士不同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他超越前人之处。同时，要推翻君主专制，建设民主共和，必须有一套革命理论。他的三民主义在当时来说，是中国最高水平的民主革命理论，为中国的革命斗争指出了明确的政治方向。列宁对此曾予以高度评价，认为是“带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8]。

第二，筹划建国方略，为国家富强描绘了第一个宏伟的蓝图。

孙中山制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宏伟的建国蓝图——《建国方略》。他认为实业建设是国家富强的经济基础，视为“国家经济之大政策”。他的实业计划共分四大部分：①交通运输计划。孙中山认为：“交通为实业之母，铁道又为交通之母。国家之贫富，可以铁道之多寡定之。地方之苦乐，可以铁道之远近计之。”如此全国脉络贯通，血液流畅，就可保证国家的统一，国防的巩固，商品物资的交流，国家经济的全面发展，促进各民族的交流与团结。②工业计划。他认为中国平民生活之所以悲惨痛苦，皆由于一切事业不发达，生产方法不良。因此，根本之救治在于发展工业，以图全体国民之福利。③矿业计划。矿业与工业相互依存。“机器者实为近代工业之树，而矿业者又为工业之根。如无矿业，则机器无从成立；如无机器，则近代工业之足以转移人类经济之状况者，亦无从发达。总而言之，矿业者为物质文明与经济进步之极大主因也。”④农业计划。农民占全国人口的最大多数。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是实现农业近代化的前提。为了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孙中山提出：国家要用法制手段“平均地权”，实现“耕者有其田”。

第三，振兴民族精神，吸收西方科学文化，促进中国文化复兴。

孙中山在注重实业建设的同时，很重视科学教育和文化道德建设。他在对中西文化作了仔细的研究之后认为：中国的伦理道德优于西方，应当继承和发扬光大；西方的科学技术优于中国，要努力引进吸收。西方的民主制度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搬，需要结合中国的实际加以改进。在继承民族的优秀文化中，孙中山最重视伦理道德。他认为要维持民族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伦理道德非常重要。除了伦理道德要保存外，中国固有的智能也应该恢复。恢复固有的道德、知识、能力，增强民族的自信与自尊，振起民族精神，还只能为国家的振兴奠立基础。要使国家富强，还需学习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

当然，孙中山不是完人，他也有不足之处。如他论知行关系，能破除传统的“知易行难”，鼓励大家勇于实践、勇于创新，当然是正确的，但不免忽视了知行的统一性，有些片面强调“行易知难”；又如有些地方不免过于乐观，比如认为只要团结一心，努力学习，不过十年就可赶上或超过西方列强，十年之内要修20万里铁路等等，这些多少带有几分空想的成分。诸如此类的缺陷，当然不宜苛求。

后来还有一篇《中山舰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历史地位》^[9]的文章。中山舰是在孙中山先生逝世半个月之后命名的，打捞中山舰是在1997年武汉的长江上游进行，打捞的时候，我在湖北广播电台作为专家讲中山舰的历史，也写了一些文章。2003年，在广州又开了一个“孙中山与世界大同”的学术讨论会，我写了一篇文章，讨论苏联与孙中山的关系，关于孙中山的研究方面大概发表了这十几篇文章。

问感谢您这么详细的描述。我们知道，在中国近代救亡图强的奋斗史上，曾经先后涌现过三对领袖人物：太平天国时期的洪秀全和杨秀清；戊戌维新时期的康有为和梁启超；辛亥革命时期的孙中山与黄兴。您也曾做过分析，唯有孙、黄两人得以善始善终，算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好的一对领袖搭档。您在国内是屈指可数的研究黄兴的专家，能不能请您将自己研究黄兴的状况简单介绍一下？

萧好的。黄兴研究方面的论著我已经出了五六本书了，发表了二十几篇文章。例如我的代表作《黄兴评传》^[10]，也已经再版了。这本书是《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系列的一部。这套由南京大学前校长匡亚明主编的丛书2008年获得了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殊为难得。之所以研究黄兴，一是从孙中山与黄兴关系上讲，我感觉到过去的学术评价上有一种重孙轻黄的倾向，以前甚至有一种观点把黄兴当成辛亥革命时期的右派。我记得在编《辛亥革命史》的时候，我们在四川成都开会，我就在会上发表了一个谬论，其实这个谬论并不是我的观点，主要是金冲及先生和胡绳武先生的观点，追根求源，最早是胡汉民提出的，他们认为黄兴是辛亥革命时期右派的代表。事实上，当时我是盲从，自己并没有研究。

后来通过自己的研究发现，研究观点的分歧，集中在民国初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方面，对黄兴的言行，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从而在评价上也就产生了不同的观点。有的说黄兴“日以右倾”，有的说在他身上妥协性“已占了主导地位”，“随着他革命意志的衰退，在组织上也走上了分裂的道路。”影响所及，在人们眼里，黄兴就成为当时右倾路线或称妥协派的代表人物。之所以提出这些观点，有理论问题，也有实际问题，还有历史因素。这是涉及对黄兴一生评价的一个根本问题。正确解决这些问题，首先需要提高理论认识，其次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按当时的本来面目，全面进行评论。

我认为辛亥革命除了孙中山以外，黄兴是个最关键的人物。连孙中山自己都讲过，黄兴是革命成败的关键，他的生死关系着全中国革命的命运。光有孙中山没有黄兴，就没有民国。连章太炎在黄兴逝世后的挽联都说：“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孙中山从1895年策划广州起义失败以后，就受到清政府的通缉，根本无法在国内立足，1896年跑到伦敦，就被清廷驻英公使馆诱禁，幸得康德黎解救才安全脱身。所以从1895年一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这16年的时间，孙中山一直流亡国外，真正回到中国本土，就只有镇南关起义的时候，在镇南关住了一个晚上。还有一次是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时候，他从日本到了上海的海域，在船上停留了四天，但是没有上岸。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国内的革命起义大都是孙中山遥控指挥，而由黄兴具体领导和安排。我在1984年写《孙中山与黄兴》这篇文章的时候就说过：“辛亥革命离不开孙中山，也不可没有黄兴。”孙中山重要，黄兴同样重要。

以前有一种说法叫“孙氏理论，黄氏实行”，但这并不代表黄兴没有理论，黄兴还是有他的革命理论的，但是见诸文字的比较少。他自己也有一个辟谣，他认为理论和实行是一致的，孙中山不是光是理论，也有实行；黄兴自己也有理论。但是具体来说，实际工作黄兴做得多，孙中山做得少。但不能因此就说黄兴只有实行，没有理论，不能把黄兴在革命理论方面的贡献抹杀掉。毛泽东也曾经做出过评价，黄兴1916年去世，1920年的时候，青年毛泽东在长沙《大公报》9月6日、7日发表连载文章《湖南受中国之累以历史及现实证明之》中说：“湖南出了黄克强，中国乃有实行的革命家。”因为有组织、有领导、有纲领、有明确革命目标的革命，严格地说，是从辛亥革命开始的。首倡此次革命者，无疑是孙中山；而身体力行，亲自组织、推动这次革命一步一步地走向高潮并最后推翻清朝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当首推黄兴。换句话说，有了黄兴的革命实行，清朝的专制统治才得以推翻，孙中山的革命理想才得以实现，所以黄兴的贡献和地位不能忽略。这是我研究黄兴的一个基本观点。

再一个就是我在1979年访问美国的时候，结识了黄兴的女儿黄德华和女婿薛君度，他们实际也起到了推动的作用。他们看到我写了几篇孙中山与黄兴的文章（1984—1986年，我一共写了四篇有关黄兴的文章），在1987年就给我写了一封信，提出中山大学有孙中山研究所，武汉大学也要建立一个黄兴研究所。他的意见我还是很尊重的，就把他的意见反映给学校领导。这样在1987年武汉大学就成立了黄兴研究室。成立之后没有很多的经济资源，名义上是黄兴研究室，实际上就我一个人在研究，后来也找了几个助手，但实际上没有兵。我是挂名的主任，不过一直在脚踏实地地干事。1988年我除了推动和支持湖南主办黄兴研究学术讨论会召开之外，又和薛君度合编了一本《黄兴新论》^[11]。这本书实际上是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黄兴研究的最新观点、方法和成果，现在很多书都叫什么什么“新论”，实际上我这本书是最早用“新论”这个概念的，是实打实的“新论”。书出版以后，名义上是薛君度先生与我合编，他是第一作者，我是第二作者，实际上他只起了指导作用，具体工作主要是我来做。这是第一本书。第二本书，是在1991年的时候，为了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编了一本《领袖与群伦：黄兴与各方人物》^[12]，其中包括黄兴与孙中山、章太炎、宋教仁、蔡锷、胡汉民等一共五十多个人物的关系。第三本书，就是《黄兴评传》。这本书当时是应南京大学的匡亚明校长主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之邀写的，写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个故事。他们最初并不是找我写的，是找了南京大学一个年轻的学者执笔。写出以后他们不满意，才由这套丛书的副主编茅家琦教授推荐我来写。在这种情况下，编委会给我写信，让我来写。当时是1998年，经过三年的努力，这本书在2001年辛亥革命90周年的时候出了第一版，2011年出了第二版，共印了7000册。这本书是我研究黄兴的一个重要成果，也可以说是我的代表作。学术反响应该说还可以，有学者在写书评的时候称之为“代表了黄兴研究的最高水平”。后来被百度文库等6个网站给盗版了，我也没有时间和精力通过法律手段去追究。台湾的国民党党史委员会主任李云汉，是最早研究黄兴的专家。2005年在南京召开的纪念中国同盟会成立10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一碰到我就伸出大拇指说：“在黄兴研究上，你是第一。”大概就是看了这本书才这样说的。

再就是有一本《黄兴与辛亥革命》^[13]。还有《黄兴研究著作述要》^[14]，湖湘文库出的。2011年民革中央为了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由团结出版社出了一套《辛亥著名人物传记丛书》，共计20本。其中黄兴一本，就是约我撰写的。我对黄兴研究的主要成果，大概就是这几本书了。

问通过这么多年的研究，您对黄兴的研究有哪些主要学术观点呢？

萧因为孙、黄关系太密切，我研究黄兴的基本观点就是：辛亥革命离不开孙中山，也离不开黄兴。现在有些学者，如薛君度先生提出孙黄并称的“双领袖”论，好像两个人的革命贡献和功绩、地位是平起平坐的。我倒不这样看，即使孙黄并称，还是孙在前，黄在后。因为毕竟孙中山走上革命道路的时间比黄兴早，他最先提出了革命理论的理论，同时也最早发动革命斗争，而且中国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是孙中山建立的。即使孙黄并称，他们二人的革命友谊再怎么亲，在地位和评价上，还是有一个先后。

辛亥革命的发动，事实上是由一个领导集团组织领导的，并不能单纯地说是某一个人，个人是无法完成这么重大的历史使命的，所以一定要重视辛亥革命领导群体的作用。关于这方面的论述，我曾经写过两篇文章，分别是《要重视辛亥革命领导群体的作用》^[15]和《论辛亥革命领导群体的集体作用》^[16]。我认为辛亥革命运动首先从武昌爆发，很快席卷全国，其来势之猛、发展之速，实为有史以来所罕见。这场伟大革命之能在短时期内形成如此巨大的声势，原因固然很多，而数以千计的新型知识分子结成领导群体，同心协力，宣传群众，发动群众，无疑起了关键作用。在已往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研究辛亥革命人物的文章不少，但把领导这场革命的领导群体作为一个整体来探讨其集体作用则罕见。我认为所谓领导群体，本可称为领导集团。其所以不称集团，主要是考虑到这个领导群体尽管绝大部分加入了同盟会，但也有一些人如章士钊、吴禄贞、徐锡麟等未曾加入；有些则加入后又分化出去了，却仍坚持反清革命；还有一些人如蔡锷、张凤翙等，究竟加入与否？至今尚无定论。这些人在辛亥革命中均起过重要作用，不宜于把他们排斥于领导群体之外。如果研究辛亥革命领导群体的集体作用而不包括他们，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是不公平的。辛亥革命的领导群体，大体形成于1905—1906年间，这时同盟会已经成立，孙中山和黄兴已被推举为全国革命的公认领袖。

在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中，研究人物几乎都以孙中山为中心展开，很少有人对革命地位仅次于孙中山的另一位重要领袖黄兴展开研究。因此，我在上述两篇文章中还曾特别研究了围绕在黄兴身边的革命群体和战友，希望能通过这样的研究视角来获得新的观点。通过研究发现：以黄兴为中心的革命群体既有与黄兴同生死、共患难、为了实现共同的革命理想而长期合作的亲密战友，也有在黄兴教导与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有志青年，还有倾心支持黄兴从事革命活动的仁人君子。从年龄来说，有比他大20岁的前辈长者，也有比他小至13岁的后辈青年，而绝大多数则是相差不过10岁的同辈人士。黄兴在这批人士中属于年龄较大的兄长一辈。从地域来说，包括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苏、安徽、江西、云南、四川、陕西、直隶（今河北）等13省，绝大多数属于南方省份，尤以两湖地区最多。尽管他们有年龄之差、地区之别，但都有一个为振兴中华而奋斗的良好愿望，绝大多数都与黄兴长期保持亲密的关系。即使有些人在政治斗争中与黄兴有过政见分歧，由于黄兴盛德大量，光明磊落，宽容谦让，诚信待人，彼此之间也能保持长期的友好关系。他们之间的友谊，大多是在长期合作共事中建立起来的，而这种友谊的建立与增进，又进一步推进了革命斗争。

至于在“二次革命”以后孙中山与黄兴在政见上曾经产生一些分歧，我并不完全认同当时学术界的一些看法。我对把黄兴定性为右倾路线的代表持反对意见。他们两个人的关系，主流是合作，当然也有分歧，但分歧也不是路线的分歧，而是政见上的分析。

1913年的“二次革命”并不像“一次革命”那样轰轰烈烈、积极奋战，相反只能被动挨打。大部分革命党人都缺乏决心，意志消沉。孙中山没有作战经验，不擅长军事指挥。而黄兴则没有必胜的信心，他认为当时发动武力讨袁的气候还不成熟，搞不好的话，会全军覆没。最后是被袁世凯逼得没有办法了，他才去南京当讨袁军总司令。他在公开发表的就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的通电中说：“兴一无能力，尚有心肝，此行如得死所，乃所尸祝”，流露出缺乏取胜决心与悲观情绪。结果，在这种悲观情绪的支配下，眼见各地讨袁战争连连失败，南京内部矛盾斗争重重，加上饷械缺乏，最后在左右亲信的劝诫下，只得弃南京而走，“二次革命”很快以失败终结。从我自己的研究认识出发，我认为黄兴对当时时局的判断还是比较正确的，实际上的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基本上是全军覆没了。原来革命党人在南方至少还有几个省的势力，江西、湖南、广东、安徽等几个省的都督都是革命党人，“二次革命”后，这些地盘全部丧失了。

孙中山在总结教训时，认为“二次革命”中自己是完全正确的，失败的原因是自己的主张没有得到彻底的贯彻实行，“非袁氏兵力之强，实同党人心之涣散”，由于“党员皆独断独行，各为其是，无复统一”才导致失败的。孙中山注意到主观因素内部弱点，但他却过于追究个人责任，对当时整个国民党的思想状况和社会环境分析不够，过多地把失败的责任归咎于黄兴个人，我觉得有点过激了。(www.daowen.com)

在总结“二次革命”的经验后，孙中山决定要重建一个秘密的革命党——中华革命党，立党“首以服从命令为唯一之要件。凡入党各员，必自问甘愿服从文一人，毫无疑虑而后可”。要求全体党员绝对服从党魁，履行誓约，发誓愿意牺牲生命、自由权利，服从命令，尽忠职守，共同生死。《中华革命党总章》第七条即明确规定：“凡进本党者必须以牺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权利而图革命之成功为条件，立约宣誓，永久遵守。”在孙中山手订的入党誓约中，有“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这样的誓词，还要党员在上面加印右手中指指模，类似于洪门等江湖帮会，已经带有点封建性质了。甚至在第十一至十四条还规定：按照入党时间先后，把党员分为首义党员、协助党员、普通党员，在革命成功以后分别为元勋公民、有功公民、先进公民。元勋公民得一切参政、执政的优先权利；有功公民有选举、被选举的权利；先进公民则仅有选举权利。“凡非党员在革命时期之内，不得有公民资格。”凡此等等，均不符合民主、自由、平等这些基本原则。

孙中山建立中华革命党，直接目的是为了纯洁队伍，统一号令，提高他的领导威信。根本目的是重整旗鼓，继续完成民主革命大业。他试图通过对党员的严格约束，划分等级，论功行赏，实现他的理想，但实际上这和他所追求的民主、共和理想背道而驰。所以中华革命党成立之后，立刻遭到不少革命党人的强烈反对。黄兴也很不满意，坚决不加入，严正指出要求绝对服从一人违背了孙中山自己一贯倡导的自由平等主义，加盖指模“迹近污辱”。“二次革命”的其他主要人物李烈钧、柏文蔚等都拒绝参加，连老同盟会员谭人凤等也远离了孙中山，包括长期以来支持孙中山的胡汉民都不赞成孙中山的做法。孙中山还要求黄兴让他以后单独负责，不要妨碍，表示“限以二年为期，过此而犹不成，兄可出而任事，弟当让兄独办”。黄兴断然拒绝，他抵制了孙中山包打天下、包办革命的错误思想，说革命“乃个人之天职，非为一公司之权利可相让渡、可能包办者比……弟如有机会，当尽我责任为之，可断言与先生之进行决无妨碍”。他认为“二次革命”的失败，“乃正义为金钱权力一时所摧毁，非真正之失败”，相信“最后之胜利，终归之吾党”。应该从根本处着手，就“所抱之主义发挥而光大之，不为小暴动以求急功……庶吾党之信用渐次可以恢复。又宜宽宏其量……使异党之有爱国心者有所归向。然后合吾党坚毅不拔之士，学识优秀之才，历百变而不渝者，组织干部，计划久远，分道进行”。他的主张，用现在的话来表达，就是“建立统一战线，延揽人才”。他还不同意孙中山建立秘密组织。但孙中山坚持己见：“弟终以为欲建设一完善民国，非有弟之志，非行弟之法不可。兄所见既异，不肯附从……则弟甚望兄能静养两年，俾弟一试吾法，若兄分途并行，以行暗杀，则殊碍吾事也。”而且在此过程中，陈其美等人拨弄是非，使分歧从个人扩展到党内许多人，黄兴为了避免党内纠纷的扩大和加深，决计敬而远之，启程赴美国游历。

就这样，孙中山和黄兴这对多年为革命披荆斩棘、合作无间的领导者，第一次在组织上分了手。分歧的焦点是关于党的组织原则的某些条文和入党手续的规定。对于党章中“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的革命宗旨，对于反对袁世凯，“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的奋斗目标，两人之间是不存在原则分歧的。所以孙中山在带领着中华革命党顽强战斗时，黄兴虽迁居美国，仍在华侨中进行反袁斗争。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没有完全破裂。孙中山在复黄兴的信中说到：“但私交上兄实为我良友，切勿以公事不投而间之也。”还表示革命成功后，则请黄兴“出而任政治之事”。黄兴到了美国不但没有另立组织，而且始终拥护孙中山是唯一领袖，还多次在行动上助了革命一臂之力。

待到袁世凯复辟帝制时，中华革命党和欧事研究会的成员都深感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的必要，孙、黄之间又产生了重新合作的强烈愿望。1916年7月，在孙中山敦请下，黄兴回到阔别三年的祖国，“他行装甫卸，就晋谒中山先生。中山先生旋即回访克强先生。两人相见，握手言欢，极为亲切快慰”。此后，孙、黄“互相过从，商谈国事，一如往昔，并无丝毫芥蒂”。孙、黄之间几年来的纷争，至此基本消除。但可惜不久后，黄兴英年早逝，未能与孙中山继续并肩奋斗。

总体来说，我认为：孙中山和黄兴的分歧不论是政见上的分歧也好，斗争策略方面的分歧也罢，都不是革命路线和大方向上的分歧。他们都是革命家，都是维护民主制度的。正因为不是根本性分歧，所以黄兴的姿态很高，即使远走美国，还是一直维护孙中山的威信，保证革命领导群体的团结，这在一般人来说，都是难能可贵的。甚至我觉得，正是因为黄兴不盲从于孙中山个人，坚持自己的政治主见，更加凸显出了他的领袖气质。如果只是盲从、蛮干，没有自己的理论，怎么能称之为领袖呢？同时由于他对于“二次革命”时局和气候的判断，体现了他的大局观和责任观；虽持不同意见，但仍能遵从孙中山的意向，勉为其难地出任南京讨袁总司令，体现了他对革命的忠诚。

事实上，通过这么多年的研究，最让我觉得可贵的是黄兴的个人品质和大公无私的精神。举一个例子：1907年，日本政府驱逐孙中山。当时，东京证券商铃木五郎资助孙中山1万元，另外，日本外务省亦秘密交付他5000元。孙中山急于将这笔钱带往南洋，筹划在中国南方边境发动起义。临行前，他以1000元举行告别宴会，只交给章太炎2000元做《民报》的经费，余款尽数带走。因《民报》经费困难，章太炎认为孙中山所给款额太少，开始对孙中山的革命道德产生了怀疑。同盟会员中一些人趁机鼓噪，章太炎便气愤地将民报社中悬挂的孙中山像取下，将它寄给同盟会香港分会，附言中还说出这样的话：“出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撤去。”孙中山策划的黄冈起义、七女湖起义相继失败后，章太炎又和张继等一起，作出要罢免孙中山同盟会总理职务的提议，史称“第一次倒孙风潮”。后经黄兴等人调解，得以暂时平息。这个时候，黄兴只要有一点点的私心杂念的话，那就不一样了。当时倒孙的人就推举黄兴为新领袖，黄兴坚决抵制，一定要维护孙中山的威信，这是1907年的事了。1909年，章太炎和陶成章等人又发动了“第二次倒孙风潮”。9月，陶成章等七八人在南洋《南洋总汇新报》发表《同盟会七省意见书》，即《孙文罪状》。列出孙中山三种十二条“罪状”，章太炎也刊发《伪〈民报〉检举状》，攻击孙中山“怀挟巨资，而用之公务者十不及一”。在法国的张继，也叫嚷要求孙中山“退隐深山”或“布告天下，辞退同盟会总理”。面对陶成章、章太炎等人的污蔑，具有正义感的革命党人坚决予以反击。黄兴致书孙中山，表示“陶等虽悍，弟当以身力拒之”。两次倒孙风潮，同盟会的部分领导骨干都想拥护黄兴作总理，而黄兴自己却始终坚持维护孙中山的领袖地位，这在一般人是很难做到的。

由上可知，黄兴的品德是非常高尚的。1988年年底，湖南长沙黄兴研究学术讨论会前夕，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先生曾致信主持人杨慎之，盛赞这种高尚品德。他说：“他的宽厚的品德，生前和死后都为人敬仰，自民国以来的军人中，只有朱老总可以与之媲美。”时间跨度几近一个世纪，唯独夸赞这样两位伟人，这是他最后的历史沉思。

问请您谈一谈您对史学治学方法的看法，您自己坚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研究历史？

萧好的。先谈一谈我对历史研究方法的看法，这方面业师姚薇元先生对我是有影响的。我在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曾做过他的助教，改革开放以后，又协同他培养过两届研究生，而且计划合作撰写一部大型鸦片战争史专著。因此对他的治学之道，我也感同身受。

第一，学术研究，确定好研究方向，是个事关全局的根本问题。能否选好方向，是对人的视界的一个重大考验，但是确定方向只是研究的第一步，怎样循着方向探索前进，最后取得丰硕成果，则全靠自己努力。

第二，必须详细占有资料，经过认真分析研究，才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薇元师经常讲：资料、分析研究、结论，是学术研究中三个互相连接、缺一不可的环节。资料是基础，搜集资料要有竭泽而渔的精神，尽量做到完备。分析研究要注意“去伪存真”、“去粗取精”。

第三，研究历史，要做到“六何”，即何时，何地，何人，是何，为何，如何。历史研究是评论探讨以往历史上发生过的人和事。因此首先要搞清楚时间、地点、人物，这是最基本的。接下来还要分析研究，给予恰如其分的评论，这就要做到后三何，是何，为何，如何。“是何”只是把事物本身弄个清楚明白，“为何”则要寻根究底，弄清楚为什么会是这样。“如何”则是在弄明真相的基础上，对历史事件和人物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有什么历史意义，对后来产生什么影响，对今人有何启迪……凡此等等，都属于评价的范围。考订史料，目的在于为史学工作者提供经过初步整理的材料，也只有在替历史科学服务的时候，考订工作才能显示出它的作用和意义。

就我自己的实践来讲，我的治学方法主要是比较重视打基础，既打专业基础，更要打理论基础，不要急于求成。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很急躁，都想尽快地取得成果。我们呢，就希望在研究方面扎扎实实地干。我举个例子，就拿我的第一篇文章《关于龚自珍社会改革思想的性质问题——兼与易梦虹、吴松龄等同志商榷》来说吧，为了写好这篇文章，除了了解当时的学术现状之外，我还扎扎实实地把《龚自珍全集》仔细看了一遍；其次是要打理论基础，实际上那篇文章得益于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当时有两位老先生在报纸上发表了他们的观点，一位是北京大学的易梦虹教授，一位是山东大学的吴松龄教授。争论的焦点在于：龚自珍的社会改革思想，究竟有没有包含资本主义萌芽的因素？易梦虹先生认为：龚自珍“是为经营地主和富农、手工业经营者、中小商人立言”，他的思想“包含有一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因素”；吴松龄先生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龚自珍是“反映了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我认为这两个观点都不对，因此提出不同看法。我认为当时是在农民和地主阶级矛盾激化的情况之下，为了挽救统治危机，维护清朝的统治，他才提出改革的主张。形象点说，他是要补庙。庙破了，他要来修补，修补就只能通过改革的办法来实现，当然这种改革只是改良。它既没有资本主义的倾向，也不是代表中小地主阶级，主要是当时农民和地主阶级矛盾尖锐化的产物。从其本身上讲，是地主阶级改革派企图挽救统治危机的改革主张。龚自珍只是代表地主阶级开明派。后来为什么吴于廑先生很欣赏这篇文章？因为不论是北京大学的易梦虹教授，还是山东大学的吴松龄教授，当时已是名家，有较高学术地位，而我只是一个初入史坛的新兵，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敢于和他们争鸣，而且吴于廑先生认为立论站得住脚，资料也比较翔实。为了提携后进，故把它推荐给《历史研究》。后来《历史研究》也确实来信，向我索要此稿。但是因为当时我带着学生在乡下搞“四清”，稿子不在身边，又怕人说自己有名利思想，故未寄给《历史研究》。这篇文章后来还是在吴先生的关怀下安排在《武汉大学学报》发表了，也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复印了。回顾起来，此文问世已近半个世纪，直到现在我认为文中的观点还是站得住脚的。这就是在正确理论和扎实的资料基础上，才能得出经得起历史考验的结论。

我编撰《鸦片战争史》^[17]也是这样的。1983年的时候，人民出版社派来一个编辑，邀请姚薇元先生和我合写一部《鸦片战争史》。这部书和《辛亥革命史》是配套的一套书。当时他们有个计划，要把近代史上每一个重大的事件都写成一本学术价值较高的书，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都要各写一部，合称《中国近代研究丛书》。他们认为，我们原来有基础，最迟要在1985年交稿。我们要是急于求成，也不是没有办法。但是我跟姚先生商量以后决定，既然要写这本书，写出来了还是要能够流传得长久一点，能够有点保存价值，那还是要先打好基础。事实上自从“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们已经做了一些基础性的工作。一方面招收了两批以研究鸦片战争为方向的研究生；另一方面制定了长远的鸦片战争史研究计划，决心从扎实打好基础入手，对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和世界历史，开展全方位、多层面考察，最后写出一部叙事周详、史论结合、全面分析鸦片战争前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思想、中外关系等领域深刻变化的鸦片战争史。但未及动笔，姚先生便一病不起，于1985年2月25日溘然长逝。之后，我带着许增绘、杨卫东、李少军等几个研究生继续为这本书展开研究，先后出版了《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1517—1840）》^[18]、《鸦片战争研究》^[19]、《林钦差与鸦片战争》^[20]、《外国学者论鸦片战争与林则徐》^[21]、《鸦片战争与林则徐研究备览》^[22]等著译，还发表数十篇论文。尤其是《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1517—1840）》一书，可以说为《鸦片战争史》的撰写奠定了较好的基础。这是我和我的研究生杨卫东一起编的。他也写过一篇文章曾经回忆当初编这本书的情况，你们可以找来看看。

附：杨卫东教授回忆《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1517—1840）》一书编写情况：

大约在1983年，萧老师让我研究鸦片战争前的中西关系史料。通常我们将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从此，古老中国禁闭的大门被打开。但是，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不是1840年突然开始的，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而这个过程过去没有人研究过。萧老师让我从整理资料入手，厘清鸦片战争前的中西关系，从而把握鸦片战争由来的脉搏。中西关系源远流长，中西官方接触的记录至少可以追溯到东汉延熹九年（166），大秦（罗马）王安敦派使者由海路来中国。但是，那时的中西交往是偶然的、不定期的商业性交往，且规模小，间隔时间长，对双方的影响都极小。……从中国史的角度看，对中西关系发生实质性影响的交往，是从16世纪开始的。为此，萧老师决定以1517年葡人正式来华为起始，编写中西关系纪事。

本书从一开始，萧老师就极其重视，投入了大量精力，从史料的搜集、整理到勘误，都给予了耐心细致的指导，并在实践中创造了一种新的体例。萧老师让我采用纪事本末的形式，按照年代顺序记叙鸦片战争前三百多年间中西交往的重要事件。以纪事为主，对每一个事件的前因后果以及事件本身经过，都力求叙述清楚，使读者对事件有一个系统、明确的印象。由于过去各类书籍记载有不少出入，往往莫衷一是；有些甚至以讹传讹，贻害不浅。为了辨明真伪，纠正谬误，我们对有些事件做了若干考证，附录在相关条目之后，并列出主要参考书目，供读者查考。大约一年时间，我拿出了一本二十几万字的初稿，萧老师逐条审核、修改、补充，最后出版时，全书字数达四十一万字。

该书出版后，受到同仁广泛的好评，认为它填补了鸦片战争前三百多年中西关系缺乏系统研究的空白，具有大事记、著作、工具书等多种功能。体例上别具一格，既有叙事，又有评论；既有史论，又有考证；既继承了历代史学著作编纂的优秀传统，又有所创新。该书成为研究此段历史的必备参考书。有一本名为《落日的辉煌：17、18世纪全球变局中的“康乾盛世”》的书，发行量极大，为中宣部所推荐，书中大段大段征引该书原文，更使其声名鹊起。十八年后，学术研究有了深入发展，有关鸦片战争前的中西关系，国内外又发表了许多新成果，根据学术发展的需要，再版此书时，萧老师独立对某些章节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增补了二十节，近十万字，并增补插图数十幅。^[23]

当然这本书再好，也是《鸦片战争史》的副产品，真正的主要产品还是《鸦片战争史》。我们从1983年接到任务，到1995年才定稿，1996年付梓出版。整整十三年过去了，真正的是“十年磨一剑”。这本书写好后，我们与人民出版社联系，原先约稿的编辑早已经离开出版社，现在的编辑可能也不了解情况，没有给我们回信。后来我就跟福建人民出版社联系，福建人民出版社看了我前面的一部分初稿之后，马上就答复确定出版，而且列为重点出版项目。这本书出版后，学界评论和社会反响都很好。^[24]这当中还有一个小故事：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我们这本书赶在1997年前出版，本身就是为香港回归献礼。1997年6月15日晚上11点多，中共中央办公厅打电话给福建省委办公厅，说江泽民同志和李鹏同志等国家主要领导人准备出席香港回归典礼，为了弄明白香港被割占的经过与背景，需要参阅你省福建人民出版社新近出版的萧致治教授主编的《鸦片战争史》，请尽快寄来。福建省委马上通知福建人民出版社，连夜将8套（后又补寄4套）《鸦片战争史》精心包装，第二天清晨即送到福州机场，当天即空运到达北京，供中央领导参阅。

这是先打好史料基础，其次就要打好理论基础。就是从马克思、恩格斯一直到毛泽东等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对鸦片战争、辛亥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的评论。我也写过一篇文章，叫做《马克思、恩格斯论鸦片战争》，收入在《鸦片战争研究》论文集里面。

问如今您已经是著作等身，誉满学界。那么您有没有给自己的学术生涯做一些总结和评价呢？

萧我觉得一个人一生，在学术上要有所成绩的话，只能扎扎实实地干，一生干不了太多事。我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走上学术研究道路，到现在已五十多年，半个世纪了。能称得上算是给后人留下了一点东西的，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鸦片战争的研究，再一个就是辛亥革命与黄兴研究。回想起来我们编《辛亥革命史》的时候，算上责任编辑一共九个人，现在已经有六位过世了，只剩下我、章开沅，还有贵州那个年轻人冯祖贻。

现在回想起来，但凡我做的事，都是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现在也没有什么遗憾。出版社早就提出想要再版《鸦片战争史》，我想再做一点修订，等到2017年香港回归20周年的时候再版。

现在的学术专著一般都只印一两千册，《黄兴评传》这本书出版社告诉我，两次共印了7000册，也算不错了。有两三本书能够留存于世久一点，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问最后请您给我们中山市做孙中山研究提一些建议。

萧香山出了个孙中山，了不起。中山市花了很多的精力研究孙中山，为孙中山研究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很了不起。

我个人认为，你们以后研究孙中山，一定要走出孙中山、超出孙中山，要用更广阔的视野来评论孙中山。不要光是就孙中山个人来研究孙中山，古今中外研究伟大的历史人物，或限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或囿于当时的客观条件，都有它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因此要把孙中山放在更大的历史范围里面来研究，看他对推动历史进步做了哪些实实在在的贡献。为什么现在对孙中山的评价这么高，就是因为他做了别人没有做的事，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奠定了一个基础。他能取得这样的成就，也是基于当时中国的社会环境和时代要求做出的判断和要求，进而一步一步付诸实践。所以要用更广阔的视野来深化孙中山研究。

另外一点，我觉得未来可以多做一些孙中山的比较研究。孙中山不仅对中国来说是一个伟人，对世界来说也是一个伟人，他不仅有革命的理论与实践，也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可以把他与古今中外的一些其他伟人做一些比较研究，特别是一些处在同一个社会环境范围之内的，比如美国开国元勋华盛顿、杰斐逊，印度的甘地，印尼的苏加诺等等，这样比较有意义，也更能显出孙中山的重要。

【注释】

[1]吴于廑（1913—1993），原名吴保安，祖籍安徽休宁，出生于江苏宝应。早年家境贫寒，没有受过完整的中学教育，后来因获奖学金才得以升入东吴大学，1935年大学毕业。抗战爆发后，吴于廑辗转流离至昆明，免试入学西南联大，成为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生。1940年，以“特优成绩”考取了清华大学第五届留美公费生，入哈佛大学文理科研究院深造，1944和1946年在哈佛大学先后获文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1947年，吴于廑先生应武汉大学周鲠生校长的邀请，毅然放弃了在美国的优厚待遇，回国来到武汉大学历史系任教，先后兼任历史系主任、副校长、《武汉大学学报》主编等职务。20世纪50年代起，吴于廑致力于世界上古中古史的研究，先后发表了一系列具有独到见解的研究成果。60年代，又与周一良共同主编了我国第一部前所未有的大型世界通史教材，倡导整体世界观，正式建立起我国的世界史学科新体系。

[2]薛君度（1922—2016），出生于广东广州，原名炯裳，辛亥革命与黄兴研究著名专家、美国黄兴基金会董事长。历任斯坦福大学、香港大学、马里兰大学、牛津大学、哈佛大学、纽约州立大学、西德柏林等大学教授。英国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顾问、美国大西洋理事会理事、俄国国际自然人文学院院士、南京大学校董、暨南大学校董、国内多所著名学府客座教授。学识渊博，对法律、政治、经济、外交以及国际战略和华侨等诸多领域均有很深的研究，并著有中英文论著30多种。

[3]姚薇元、萧致治：《孙中山先生对辛亥革命的伟大贡献》，《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5期。

[4]孙中山研究述评国际学术讨论会（河北涿县），中国孙中山研究学会主办，1985年3月22—28日在河北省涿县举行。日本、美国、民主德国、联邦德国、澳大利亚、香港地区及中国内地学者共49人与会。会议对孙中山各时期的思想、活动以及与国外的联系等方面研究成果作了述评，并对进一步开展孙中山的研究进行了讨论。入选会议文章编成《回顾与展望——国内外孙中山研究述评》一书，1986年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

[5]孙中山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广州、中山），由中山大学、广东省历史学会和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联合举办，1984年11月20—26日在广州市和中山市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海内外学者120人，提交论文64篇。会议以孙中山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为主题，围绕孙中山早期的思想和革命活动，孙中山和辛亥革命时期若干历史人物的评价，孙中山与清末革命活动，孙中山与护国、护法运动，孙中山的哲学、文化、经济思想，孙中山的军事思想与军事斗争，孙中山的社会革命思想，孙中山晚年的思想与革命活动等问题进行讨论。

[6]广州中山纪念堂位于东风中路，不在中山大学内。疑这是中山大学南校区的小礼堂（怀士堂）。

[7]萧致治：《论孙中山开发长江流域的宏伟规划》，《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5期。

[8]《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第424页。

[9]萧致治：《中山舰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历史地位》，《舰史研究》1997年第11期。

[10]萧致治：《黄兴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11]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组编，［美］薛君度、萧致治合编：《黄兴新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

[12]萧致治主编：《领袖与群伦：黄兴与各方人物》，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

[13]萧致治、石彦陶：《黄兴与辛亥革命》，长沙：岳麓书社，2005。

[14]萧致治：《黄兴研究著作述要》，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0。

[15]萧致治：《要重视辛亥革命领导群体的作用》，《益阳师专学报》1991年第4期。

[16]萧致治：《论辛亥革命领导群体的集体作用》，《武汉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

[17]萧致治：《鸦片战争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

[18]萧致治、杨卫东：《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1517—1840）》，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

[19]姚薇元、萧致治等：《鸦片战争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

[20]［美］张馨保著，徐梅芬译：《林钦差与鸦片战争》，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

[21]［日］田中正俊、［美］费正清等：《外国学者论鸦片战争与林则徐》，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1991。

[22]萧致治：《鸦片战争与林则徐研究备览》，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

[23]萧致治：《薪火文集》，长沙：岳麓书社，2010，第320—321页。

[24]《鸦片战争史》一书1996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分上、下两册，全书共14章、661千字，陈锡祺、章开沅先生为该书作序。出版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闻出版报》、香港《大公报》等数十家媒体纷纷发表书评，盛赞该书是“经典的鸦片战争史”。时任中国史学会会长的戴逸教授称赞此书“是一部优秀的历史学著作，也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1997年，《鸦片战争史》获得第六届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奖、第三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和华东地区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图书一等奖。2002年，该书选入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数据库首选书目，作为高等学校图书馆的必备馆藏。在200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共13卷东方学术文库《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历史卷》中，被列为20世纪后期鸦片战争史研究领域三大代表作之一。许多高校将其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研究生必读参考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