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1926— ），祖籍浙江湖州，生于安徽芜湖。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早年就读于金陵大学历史系，曾任教中原大学，后在华中师范大学任教至今，是中国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现改名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和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的创办人和领导人。曾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第一、二届评议组成员、召集人。现任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名誉所长。

主要研究方向：辛亥革命史、中国资产阶级研究、中国商会史研究、中国教会大学史、南京大屠杀历史文献等。

主要著述：《武昌起义》（北京：中华书局，1964）、《辛亥革命前夜的一场大论战》（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辛亥革命史》（三卷本）（与林增平合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981）、《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北京：中华书局，1986）、《辛亥人物文集丛书》（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1996）、《辛亥革命运动史稿》（与林增平合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丛书》（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1994）、《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辛亥前后史事论丛》（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与朱英合编，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与美国林蔚合编，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辛亥革命辞典》（武汉：武汉出版社，1991）、《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一主编，共2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辛亥前后史事论丛续编》（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实斋笔记》（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社会转型与教会大学》（与马敏合编，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1937—1938）》（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张謇与近代社会》（与田彤合著，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从耶鲁到东京——为南京大屠杀取证》（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鸿爪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传播与植根——基督教与中西文化交流论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南京难民宣教师证言集》（日文版，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美国传教士的日记与书信》（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辛亥革命与中国政治发展》（与严昌洪合编，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与罗福惠、严昌洪合编，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

主要论文：《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华中师院学报》1957年第1期）、《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历史研究》1957年第3期）、《有关太平天国土地政策若干问题》（《华中师院学报》1957年第3期）、《有关太平天国性质的几个问题》（《理论战线》1958年第2期）、《试论中国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甲午战争前的维新思维》（《理论战线》1959年第12期）、《1990年前后湖北地区反洋教斗争》（《理论战线》1960年第5期）、《武昌起义与湖北革命运动》（《江汉学报》1961年第3期）、《从辛亥革命看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新华日报》1961年11月）、《太平天国在天京实行的几个制度》（《历史教学》1962年第4期）、《论张謇的矛盾性格》（《历史研究》1963年第3期）。

时 间：2012年8月28日

地 点：湖北省武汉市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口述者：章开沅

采访者：胡 波 赵 军

整理者：胡 波 肖骏峰 李莹丹

问章老师，您好！我们是“孙中山研究口述史”项目组。我们此行前来拜访，主要是围绕一百年海内外孙中山研究的历史进行口述回顾。您是辛亥革命研究和孙中山研究的大家，长期以来在这两个领域的学术成就都蜚声海内外。先请您首先回顾一下自己的治学经历，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辛亥革命研究的？

章辛亥革命研究不是我原来最早的研究方向，尽管武汉是首义之区，但是那时大家比较热衷于研究太平天国，我也写过一些研究太平天国的论文。1954年，从民主德国（东德）来了一个贝喜发博士到武汉，但是很遗憾，他在东德哪所大学教书我也查不到了，本来的名字也查不到了。他是通过外交渠道正式来武汉访问的，访问也很特别：他是研究辛亥革命的。武汉那时外事活动不是太多，来了东德的教授，一个外国人研究辛亥革命，当时是很大的一件事。当时，武汉市政府就请武汉大学和华中师范学院（华中师范大学前身）两边出人，武汉大学派了两位老先生，一个叫汪诒荪^[1]，因为他是研究日本史的，过去收集了很多的辛亥革命史料，但是没写过什么书；再一位是姚薇元^[2]先生，姚薇元先生跟我更熟一点，因为他已经转过来研究近代史，他原来是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是陈寅恪先生的学生，另外就找了我。我们三个人实际上都没有真正研究过辛亥革命，在这之前我是根本没有研究过辛亥革命的，汪先生收集了很多的史料，收集了很多稿本。再配上一些辛亥老人，最精彩的是辛亥老人，那时一些头面人物都还健在，大家共同接待贝喜发博士。在接待之前我们做了一些预演，因为这些辛亥老人过去参与过文学会、共进会，他们在历史上有些渊源。所以我们这些人共同接待贝喜发博士，我就感觉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研究辛亥革命，而我们老研究太平天国，觉得不太恰当。武汉大学的老师也鼓励我研究辛亥革命，特别是汪诒荪先生，他把收藏的那些资料都借给我，我们资料室原来有些手抄本，汪先生的资料也是手抄本，也借给了我，因为那时候正式出版的文献资料并不是很多。所以，这样就促使我开始了辛亥革命的研究。

问您在华中师范大学学习工作已经六十多年了，您研究辛亥革命也有半个世纪的时间了，可以说您亲身经历了辛亥革命研究史的整个历程。请您回忆一下在不同的时间阶段里，辛亥革命研究发展的状况。

章辛亥革命研究的时间看起来很长，但是很多时间基本上都虚度了，所以不能用表面的年份来算研究进度。因为政治运动太多，有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办法研究，比如说“四清”啊，下乡劳动啊，有的时候想研究都很难。所以说起来那么长，实际上至少一半的时间不是真正做研究的，而是做其他的事情去了。1959年，我当时下放劳动回来，我动议开了个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就是1961年的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这个会开完以后，基本上就标志着正式进入到辛亥革命研究的领域中来了。当时已经得到中央和地方的认可，就是认为应该要研究这一块，过去研究是没有把握的。武汉大学的一些老教授是有顾虑的，他们认为当时研究太平天国可靠一点，毕竟是农民革命嘛。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政治环境下，一直把握不准资产阶级革命应不应该研究。

问那时候在武汉举办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不太容易吧？

章当时是很艰难的。1960年我们紧张地进行准备，一是组织论文写作，二是争取中央的支持与指导。论文写作方面存在许多困难，因为武汉地区各高校当时还没有任何一位教师堪称辛亥革命史专家。但我们以武昌首义的精神鼓舞自己，投入了学术准备工作。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以我为首，报的课题是“从辛亥革命看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在论文撰写期间，我们还深入到鄂东一线城乡进行社会历史调查，当时正值经济严重困难，口粮供给不足，体质虚弱已久，常常饿得坐在乡间小路上站不起来。但教师与学生没有谁叫苦叫难，兢兢业业地努力完成各项调查任务。与中央的联络，主要靠李秘书长和欧阳两位女将，我也奉命配合她们的工作，前往北京，任务是与首都学术界取得联系，征求一些前辈学人的意见。最后中央同意了我们的申请，会议于1961年10月16日至21日由中国史学会与湖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联合举办。

问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的会是您倡议召开的，当时有哪些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呢？

章这次会议规格比较高，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湖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武汉大学校长李达致开幕词，德高望重的辛亥革命参与者吴玉章^[3]在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参加此次会议的还有范文澜^[4]、白寿彝^[5]、邵循正^[6]、刘大年、黎澍、陈旭麓^[7]等著名学者。到会者100多人，提交论文40多篇，从规模与水平两方面而言，都是一次名副其实的全国性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这在当时尚属创举。再就是借这个机会史学界的名流云集武汉，虽然有些不是研究近代史的，像吕振羽^[8]、白寿彝；那时候研究近代史的人不多，老先生更少了。像邵循正这样的元老都来了，其他的一些古代史的名家也都来了，所以说是一次盛会。除了讨论辛亥革命这个主题以外，大家还请他们作报告。从此以后，我们研究辛亥革命也就感觉理直气壮了。

问您当时的参会文章写的什么主题？

章那时候，我参加了学术讨论会，并提交了两篇论文，受到吴玉章、范文澜等学术前辈的赞赏。《武昌起义与湖北革命运动》是在大会上报告的第一篇论文，也许是作为“第一枪”的象征吧。会后，《新华日报》又全文刊载了《从辛亥革命看资产阶级性格》，这是作为会议有代表性的论文向国内外介绍的。不过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我就这样走上了辛亥革命研究这条路。每十年一次的辛亥革命学术纪念大会从此成为惯例，到今天成为政府与学界共同重视、两岸及海外交流的学术盛典，早已超越了纯粹的学术范畴，却是当初没有想到的。

问但事实上在这两篇文章以后，直到您主编《辛亥革命史》之前，辛亥革命研究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基本上又处于停顿的阶段。

章对，主要是“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会议以后，我感到自己还没有具备从宏观上研究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的足够条件。因此，从1962年开始，我转向对张謇这个人物作个案研究，并于这年秋天前往南通查阅资料。随后，我又到北京图书馆系统查阅资料，并抄写了与辛亥革命关系最为密切的部分。作为阶段性成果的《论张謇的矛盾性格》一文，发表于《历史研究》1963年第3期，并引起海内外学界的重视。1963年，华中师范学院老院长、时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的杨东莼^[9]先生，将我借调到该会协助征集北洋史料工作。后又协助他从事中国近代史社会历史调查委员会的筹备工作。

北京之行使我有了更开阔的学术视野，而全国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经历又使我结识了许多健在的辛亥、北洋时期的老人，如章士钊、溥仪等。有时，我在办公室审稿，与同属北洋组的溥仪面对面坐，研究者与研究对象成为同事，这也许可以算是史坛奇遇吧！这可以说是我学术生涯的一个新起点，对刚刚走上学术正道的我来说，也是一个转折点。1964年，因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关于评论李秀成功过的文章，遭到重点批判。这批判之苦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更为痛苦的是学术研究就此停顿了长达10年以上。直到1976年“四人帮”垮台前不久，我才重操旧业，与林增平先生等学者一起撰写《辛亥革命史》。

问后来又是怎样的机缘让您开始着手编纂《辛亥革命史》呢？

章我初期的研究并没有专一的领域，可以说是完全为教学服务。1954年，一位德国学者不远万里来汉调研武昌首义，这提醒了我认识辛亥革命史的学术魅力，而这位德国学者的治学精神也感召着我。后来，我将主要精力转入辛亥革命研究。

1975年秋，我离开北京的《历史研究》回到学校做教学工作。人民出版社的林言椒^[10]编辑劝我出面邀请若干同道编撰多卷本的《辛亥革命史》，因为国内外迄今还没有这样一部通论性的大型学术专著。当时“四人帮”仍在台上，“左”的思潮仍束缚着史学界的思想。在这种情况下编写《辛亥革命史》，不仅非常困难，而且有很大政治风险。但我们没有考虑更多，只是在荒废多年之后极想重新做点实事。林言椒不仅有胆识，而且还有很强的活动能力。他凭人民出版社一纸介绍信，居然说服了湖北、湖南、四川、贵州四省宣传部部长，促使他们同意并支持我们成立跨地区的《辛亥革命史》编写组。

问据说这本书当时编的很不容易，历时五载。有什么困难与感悟？

章对，在编这本书的五年间，确实经历了很多的磨难与坎坷，但再难我们都没有放弃。当时编书不仅没有稿费，而且也没有项目经费，顶多只能在各自单位报点差旅费。由于经费拮据，开会食宿条件极差。记得在贵阳开编写组会议，住的是简陋的劳改局招待所；在广州参观各处历史遗址，从广东省公安厅借来的一部囚车招摇过市，后来大家戏称这是个“住劳改所乘囚车”的编写组。

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党和政府的重视，对于辛亥革命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出版，学界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但是与浩如烟海的辛亥革命史资料相比较，这不过是一小部分，还有大量的档案、文献、报刊、手稿至今没有得到整理和利用。我们当时最大的困难还不是经费问题，而是编写工作的困难。资料的发掘、整理、编辑、出版，需要许许多多有心人甘愿做默默无闻的基础工作。同时，对于辛亥革命史料的鉴别、校勘、考订也需要投入相当的人力。大家都有共同的感觉，在中国近代史范围之内，辛亥革命史的资料工作基础远远赶不上太平天国史（这不是就数量而言），资料散失，观点不一，每一章都要经过反复讨论、修订才能进入统稿，最后定稿也需要花费很多精力，我们需要在这一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而难度更大的是排除“左”的干扰，寻求和深化学术共识。这就需要我们以更加严谨的态度来对待资料工作，花费更大的力气进一步开展史料的征集、整理、校订、出版、考证工作，切切实实为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打好基础。编写组也常常召开扩大会议，邀请组外学者参加讨论。在多次讨论的基础上，我写成《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努力研究辛亥革命史》一文，总结了1949年以来辛亥革命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并着重就指导思想、人物评价、中外关系、资料工作、研究方法等重大问题阐明了我们的观点。这篇论文在海内外引起较大反响，美国有家中文报纸摘要介绍并称之为“代表大陆民国史研究的新趋向”，稍后又被美、日几家史学杂志全文译载，增进了海外学者对大陆辛亥革命研究的理解。

这个时期，可以说是我精力最为旺盛而成果也最多的时期。虽然后来研究兴趣有所转移，但是辛亥革命研究可以说一直贯穿于我的整个学术生涯之中。作为一个“老革命”，虽然没能扛枪上战场，也算是研究了一辈子“革命”。

问您曾经在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的采访中谈到：“辛亥革命对今天的中国最大的影响，是走向现代化的一种真诚。几代人民心所向，都是朝着民主共和、民生幸福、民族和谐的方向前进。”那么，您认为该如何用今日之视角去重新看待这场革命的领导者孙中山呢？

章这方面我也写了很多的文章，我的观点一直很明确：首先孙中山是个人，不是神。既然是个人，就必然有他的长处和短处，有他的成就和优点，也有他的失误和负面影响。所以作为一个学者来讲，不能像迷信上帝的基督徒那样来研究历史人物。作为一个外省人，可能比广东某些学者研究孙中山更超脱一些，他们有地方情结的影响。我到南通研究张謇，也存在这些问题，我就不像南通人研究张謇，有所省略，我是一个他者，就比较客观一些。所以正因为如此，他们也非常相信我的研究。这我是有一点体会的，本地的人可能会把某一个历史人物的优点看得更多一些，评价更高一些，这也在所难免，研究久了都会有一些历史感情。我对孙中山是很尊重的，他是很了不起的，中国全面现代化的开端，恐怕当属辛亥革命，戊戌变法谈不上，只是百日维新嘛。毕竟辛亥革命建立了一个新兴的国家，至于建设到什么程度，是另外一个问题，毕竟是开天辟地的事情，这在过去是没有的，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这当然不能全部归功于孙中山，但大家公认他是创始人，很多东西都是他设计的，这一点是了不起的，没有理由不给他足够的尊重。

研究孙中山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年龄大一点的人，会有各种各样的历史成见的干扰，比如亲国民党或者国民党的信徒，现在台湾有的学者还有这些情绪，我们说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人，他们就很不以为然，认为是一种贬低，只能是全民的革命，全国人民领袖，最高领袖。但是，我也不是马克思教条主义者，因为资产阶级革命这个概念是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后，那些法国的资产阶级学者最早提出来的，我们无非是继承遵循他们这个说法，而且从中国历史的发展来讲，中国还正处于这个发展阶段之上，所以说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是无可厚非的。我写过很长的一篇文章来回答台湾学者的这个问题，这没有任何贬低的意思。这实际上是社会学的分析方法，我的社会学方法是偏重于社会结构和社会功能，现在有些人想反驳这个意见或者否定原来这种陈说，是文不对题，我不是马克思教条主义者，我是跟资产阶级教授学的，跟马长寿^[11]教授学的，马长寿先生后来在西北大学当民族史的教授，当时他在金陵大学教课，但是金陵大学没有开民族史的课，他就开了社会学的课，我选了他的社会学，所以我有社会学的底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还有一个王庆成，他是中央大学社会学的学生，一个是科班，我是业余爱好，都对社会学有兴趣。所以我们两个写东西——他从事太平天国研究，我研究辛亥革命——都有社会学的痕迹在里面。

所以，我们说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人，他们认为是一种贬低，这根本就是文不对题。我没说马克思怎么讲的，我就怎么讲的，马克思也没有说辛亥革命就是资产阶级革命嘛，只有毛泽东同志讲过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那也是沿袭了法国大革命后这一批巴黎学者的陈说嘛。所以他们台湾学者的这个态度就不对，再进一步他们就根本没有弄清楚我论证的方法和理论，他就笼统地讲，有人干脆讲孙中山是个社会主义者，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历史人物总有他超越自己阶级的方面，你对孙中山可以做任何的评价，但是这跟资产阶级是两回事。这是一种学术范式，你至少要承认它是一种学术范式，它是有根据的，不是没有根据地乱讲。那么多新兴社会阶层，你怎么叫都可以，我们现在不是有一种说法叫新兴社会阶层嘛，这是一种很巧妙的说法，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嘛。像丁日初^[12]，研究经济史学的，他就说他不承认当时有资产阶级，他称之为企业主，企业主是什么？企业主毕竟跟地主、富农不是一回事，跟工商手工业者也不是一回事，所以这一点你想回避也回避不了。这是一种社会学的研究方式，有不同的学科话语。所以，我是非常坚定的辛亥革命资产阶级领导论持有者，台湾学者现在态度好一点了，有所缓和。他们总以为共产党千方百计地贬低他们的老祖宗，对孙中山的贬低，我没有这个意思，我是很尊重孙中山的。

但我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我又有反国民党的一种情结。因为从小学开始，要背孙中山的国父遗嘱，从头背到尾，倒背如流的，被弄烦了，所以一看对孙中山的歌功颂德，把他美化成一种完美无缺的形象，我总是觉得不大舒服。当然这种情绪是不应该的，但是作为一个具体的人，难免的。我以前一听说孙中山有这个那个毛病，我还挺高兴，这样就说明把孙中山像一个正常的人一样去研究了，而不是像一个神。比如孙中山喜欢女人，而且将女人放在读书的前面一位，这有什么呢，任何男人你可以坦白坦白，看到漂亮女人你不会多看两眼，这是人之常情，孔夫子也承认嘛。我最近写过一篇《寻找孙中山》，就讲到这个问题，实际上是篇老文章，在日本演讲过的一个讲稿。我认为的“寻找”，有两个含义，一是历史学者独立人格的寻找，二是历史学独立品格的寻找。

所以，你问我怎么看孙中山——孙中山是个人，但孙中山是个伟人；孙中山在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中，说他是先行者是无可非议的，毛泽东讲也好，其他人讲也好，都是无可非议的。他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不然怎么叫民国史呢，没有他那不还是大清王朝嘛。民国史带了很多新的东西，还是值得研究的，因为过去反对国民党，都是不讲的，都抹杀了，说民国一片昏暗，其实，包括北洋军阀、北洋政府，也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

问您刚才提及对孙中山研究以及对史学的“寻找”，请您再深入地谈谈这个问题。

章1949年以前，孙中山研究为国民政府所重视，1949年以后，又为人民政府所重视。这种情况，对于孙中山研究来说，既是幸运，又是不幸。所谓幸运，是党和政府经常给予关心和支持，至少在五年、十年庆典之时，拨给一些经费，供学术研究、学会活动、出版书刊之用。所谓不幸，我认为，除党史之外，受到最大伤害的领域也包括孙中山研究。显然，历史学者只能在毛泽东著作（如《新民主主义论》、《纪念孙中山先生》）及列宁的著作（如《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框架之内来研究、思考。

20世纪80年代以来，情况有所好转，但改进仍不够充分。所谓好转，是孙中山研究逐步突破了毛泽东及列宁的著作预定的框架，脱离了“历史地位”、“丰功伟绩”这种单纯的政治评价的指标体系。因此，多少取得了一些比较优秀的学术研究成果。所谓改进不够充分，是在指导学术的体制和方法上，迄今仍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传统的观念及国家领导人的若干即兴讲话，对于学术研究依然有着某种程度的约束力，对包括孙中山研究在内的整个历史学的干扰甚多。特别是当前国民经济正在急剧变化中，金钱的压力与诱惑并存，因此，历史学更加面临严重的挑战。由于这个原因，中国史学同样存在着一个必须寻找自我的问题。

就以孙中山研究来说，所谓“寻找”有三层含义：第一，寻找真实的孙中山；第二，寻找自己的研究方法和风格；第三，寻找对孙中山的新理解。可喜的是，已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正在向这个方向努力。

孙中山出生于珠江三角洲的农村，在夏威夷的华侨社会中成长，还接受过比较系统的西洋近代教育，因此，只有在中国文化、西洋文化的互动中去认识他，才能得到新的理解。这几年，张岂之研究孙中山和传统文化的关系，夏良才^[13]研究亨利·乔治对孙中山的影响，姜义华利用孙中山上海故居的藏书，研究其思想根源，各自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在世界近代文明史上，“离异”与“回归”这两个现象是交替出现的，从这一点出发，我也对孙中山与西学、中学的关系获取若干新的理解。“离异”与“回归”现象的发生，主要是东西方文明的差距迅速扩大所导致的。而西洋、中国这两者分别处在侵略与被侵略的地位，因此格外增加这两者转化的复杂性。孙中山从向往单纯的西学开始，随后又期望中学与西学的融合，最终则对文王、武王、周公、孔子以来的道统和儒家给予重新解释，用以重建中国文明与社会秩序。所有这些变化，都受到“离异”与“回归”两个潮流的影响，所以提出中国与西洋的融合，绝不是他个人的随意选择。

孙中山是政治家，政治家和他的许多追随者，大多善于根据各个时期和各种情况的政治需要塑造其特定的领袖形象。例如，孙中山逝世以后，后继的政治家们又按照各自的需要，重新塑造其形象。国民党浓墨重彩地描绘的是儒学道统的继承者孙中山，而共产党眼中的孙中山则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真正朋友。这些研究的学术内涵显然不能仅仅用政治标准进行简单的研判，这就要求我们要认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复杂性，要加强社会环境、社会心理、社会群体以及社会阶层等因素的研究，在这个基础上，我提出了“社会历史土壤学”的构想。因而，我们应该沿着这样的思路，必须不断分辨历史上各种各样对孙中山的外在涂抹，探求真实的孙中山，或者至少接近于真实的孙中山。

孙中山在1913年中华革命党成立之后，已被树立为至高无上的偶像，但他毕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不是抽象的政治符号。因此，必须用适合研究人的方法来进行探讨，不能满足于以往惯用的单纯政治公式来推演。孙中山不可能是为革命而出生的，而且成人以后，除革命外并不是没有个人的七情六欲；更不可能是一个集美德于一身，没有任何缺点的完人。几年前，桑兵就孙中山的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的关系作了阐述，马敏则探讨了孙中山的政治人格的形成。两个人都有着自己的研究方法和风格，因而曾引起历史学者的重视。

我旅居美国三年，无论到哪里，我总是围绕着“中国史学寻找自己”（The Chinese History in Seeking of Herself）这个主题讲演。在我看来，无论是中国史学，还是孙中山研究，都存在这个寻找自己的问题。还是那句老话，史学研究的前景是非常良好的，关键是我们自己的主观努力。

问您刚才谈到了关于“社会历史土壤学”的构想，请详细介绍一下。在现今的史学界，这个构想有哪些比较好的实践？

章刚刚谈到孙中山研究中“离异”与“回归”的转化问题，我更多的是从文化史的观点去进行研究的。至于“社会历史土壤学”，则是指我们在研究史学问题时，会比较重视社会环境、社会集团以及社会心理三方面的因素，人物与事件都是社会运动的产物，复杂的社会运动并非按单一规则进行，也并非相互孤立。所以不仅要注意历史背后的政治、经济动因，也要注意其他社会诸因素以及某些自然条件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即历史传统、文化因素、民众心理等多方面的影响。2000年，我主持编写的《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研究》、《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大体上是对这一研究的阶段性总结。在这一时期内，我也曾侧重对中国早期现代化历程进行研究，主张将比较的视角与历史社会土壤及文化心态结合起来，去理解近代中国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和复杂性，重版的《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这本书，大体可以反映出我对中国早期近代化历史进程的审视，也可以说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学术工作的一个总结。而这些成果也有赖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的同事们以及研究生们这些年共同的辛苦付出与不懈努力。

关于研究社会环境的必要性，我们的认识尚未赶上20世纪初的进步青年学生。到目前为止，在他们刊载于《江苏》、《浙江潮》等杂志上详细的社会调查大纲中，仍有很多我们至今作不出答案的项目。实际上，孙中山在护法运动失败后，已经初步看出了中国社会环境的复杂性，认为应该挖掉三层“陈土”（军阀、官僚、政客）。这样的认识虽然仍觉肤浅，可是却具有明显的先见性。1982年以来，我一直强调社会历史土壤的研究，就是从孙中山那里受到启发的。

提倡社会集团的研究，是为了弥补过去阶级分析简单化的不足。近代中国是个过渡性的社会，其中各个阶级、阶层也都具有过渡的性格，而且某些新生阶级还带有不成熟的特点，所以，某些阶级的区分绝不是明晰的。因此应该更加努力研究实际存在的社会集团的丰富内蕴，而无需过分急于寻求阶级定性。马敏、朱英对于苏州商会以及绅商的研究，桑兵对于清末学堂与学生的研究，赵军对于日本大陆浪人群体的研究，都是对社会集团研究的成果。对1911—1912年的“定都之争”，我的理解是应该着眼于对江浙集团、武昌集团等社会集团的研究，把这些集团看做是“利益集团”。有些学者批评我过分强调利益争夺，无视正义与非正义的斗争，甚至有人认为我损害孙中山的伟大形象。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政治是权力和利益的分配与再分配，在这个世界上纯粹“正义”的政治是绝不存在的。实际上，脱离了利益，“正义”也只不过是个虚构的东西。所谓“正义”，也只能是大多数人利益的体现。为了研究辛亥革命以前的孙中山，不能不研究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和广东、湖南、江浙等省籍的团体之间复杂的关系；为了研究辛亥革命以后的孙中山，又必须研究重新组合的广东、江浙、武昌各集团的关系。护法运动及其失败前后，孙中山和南北各派军阀集团的交往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因此，社会集团研究的深化，必定有助于对孙中山各个时期活动的理解。

社会心理研究的提倡，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情了。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近代上海社会心态（1860—1910）》是乐正的博士学位论文，标题原来是“清末民初的上海人社会心理的变迁”。桑兵的博士学位论文《关于清末学生运动的研究》也是充分利用了心理学的研究方法。1991年8月，我向夏威夷会议提交的论文《辛亥革命与“只争朝夕”》，也是把重点放在社会心理的研究之上。我发现，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中国共产党这三代领导人中，存在着历史紧迫感和变革急性病相互伴随着出现的连续性。再进一步，就是探讨这样的社会心理产生的历史根源。领导者为了赢得群众，往往会做出过高的许诺，民众对这些许诺的实现也抱有过高的期望。这对领导者来说，便形成了强大的心理压力，他们因而容易采取超越实现许可范围的急进政策，急进容易失败，其结果必然是领导集团和意识形态的急速更替。而新的领导集团和意识形态，又往往给民众以更多更高的许诺，并使民众对革命和新政权的期待提到更高、更紧迫的境地。而这种无形的社会心理的压力，使得新的领导者更趋向于采取超越现实的急进政策。这种带负面效应的循环反复，就是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屡屡受挫的社会心理根源。我认为，从这个方面研究孙中山，或许可以加深对这位领袖人物一系列言行的理解。

问刚才您谈到海外学界与大陆学界在学术观点和学术方法上的一些分歧。您经常参加海外的一些学术交流，请您谈谈海外学术界在辛亥革命研究和孙中山研究方面，与我们大陆学界还有哪些异同？譬如中国台湾、日本、美国等等。

章关于海外的学术交流，我是衷心希望能够将中国的学术成果推广到世界，也将世界史学的精华引入中国的。因为开放的学术体系才更有利于中国学术的创新。我也常自认为是一座桥梁，努力促进沟通东西文化，增进相互了解，共同繁荣学术。兹事体大，困难较多，欣慰的是自己多少做了一些工作。

过去，海外学界的研究现状我们是不太了解的，开始了解主要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因为编写《辛亥革命史》，需要了解一些外边的情况，我们还是比较早关注的。现在你去北京图书馆看早期相关资料，借书卡片上第一本外文书的签名就是我的，那时候没有人借的。所以像有些国外早的著作，我关注过。1979年有机会到美国去，以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后来在台湾也教过书，之后再在美国停留了四年，所以多少了解一点。完全在不同的社会环境里进行研究，台湾开放早一些，现在就跟美国的关系很密切，福特基金会^[14]跟台湾做了一笔交易，黄季陆^[15]也得到福特基金会的支持。台湾有一大批档案，这是台湾的一个特点，有一批档案交给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特别是外交档案，保存的很多。美国在二战以后加强对中国史的研究，像费正清^[16]，这个学派立就起来了，费正清比较关心远东问题的研究，特别是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他们有这个需要。但是在大陆就很困难，大陆的档案那时候不开放，不仅不开放，也没有整理。1960年开始利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档案，当时叫史料整理处，是属于历史三所，在南京。那时的档案都装在麻袋里面，我去看材料，他们也是比较慷慨的，因为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介绍的，就给一麻袋，那时候也没有目录，幸好还找到一些东西，所以大陆和台湾没办法交流。台湾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跟福特基金会的支持有很大的关系，福特基金会也派了学术界的代表，跟他们靠的比较近。所以说黄季陆还是很有眼光的，这个后来就被称为“档案外交”，然后再给钱。所以近代史研究是比较吃得开的，比较有钱，送人去美国进修，张朋园、张玉法都是这样去哥伦比亚大学的，张朋园还读了一个硕士学位，都是靠福特基金会。所以台湾的情况比我们好得多，它跟外界的学术联系是没有断裂的。

特别是在辛亥革命的研究方面，比较早通过张朋园、张玉法的关系，还有去德国的李国祁^[17]，去法国的陈三井，去日本的更多，他们跟美国的交流，西欧的交流比我们多，我们大陆完全是闭塞的，所以大环境不一样。美国本来对辛亥革命也没有多少研究，过去有些专著多半是一些游历、观感类的东西，跟报告文学差不多，新闻性的东西多一些，一些官员的回忆录多一些，真正的学术著作不多。60年代主要有耶鲁大学的Mary C．Wright，这个老太太不错，她在耶鲁大学讲课，讲中国近代史，如同治中兴、辛亥革命等等。她讲辛亥革命的时候就举办了一个讨论课，这个讨论课是开放性的、国际性的，而且有经费支持。后来张朋园也参加了这个会，张玉法没参加，后来把讨论会研讨的情况集中成一本册子，刘子健^[18]教授把他自己的一本给了我，所以我比较早地了解这些情况，所谓的“绅士运动”就是在这个上面提到的。张朋园走得最远，探讨得最深，一直坚持到现在，他是肯定“立宪派”观点的大功臣。

海外研究孙中山比较好的我认为还是史扶邻^[19]（Harold Zvi Schiffrin）教授，他本来是在美国，后来回到他的祖国以色列去了，是个犹太人，他那本《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堪称经典，写得很好，当然写的早期的多一些，当然后来又再接着写。我说一个观点，可能大家会觉得有点自我贬低，但是我还是坚持——我从北京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前身）那么一个小小的窗口，看到以前西方的一些著作，后来到了美国、日本、中国台湾，吸收的更多。我绝对有一个感觉，我们“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研究太次了，不是次，是太次了。可以说没有进入到真正的学术研究范畴，更谈不上规范的学术研究。主要是文章多，书很少，出资料出得多一些，真正的专著很少。所以，吴玉章老先生在1961年辛亥革命50周年纪念大会上说，不要光写文章，还要写大书。他自己也写回忆录，但毕竟还不是学术专著，问题出在哪里呢？主要是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控制太厉害了，不是说自己不想做，你看1961年大会的题目里面有很多可以再向前发展、向前突破的。比如李文海他们研究的两个方向，一个新军，一个会党，已经迈向社会史的研究，运用社会科学方法的研究。

湖北的同志们研究资产阶级也一下子起来了，不知道是不是受了我的影响。但是，你的主观愿望是一回事，客观限制又是一回事。《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这本小书就把你限制死了，不能越雷池一步。我们这代本来跟台湾的学者没有什么区别的，自由思想、自由思考还是比较多的。其实台湾的禁锢思想也是很厉害，但有一个变化过程；福特基金会进入“中央研究院”，说别有用心也好，客观上确实解放了一部分学者，包括张朋园和张玉法，特别是张朋园——张朋园公开讲孙中山没什么了不起的。不论怎么说，张玉法和张朋园他们的研究是运用了社会科学的方法。我们当时不承认社会学，把社会学取消了，用一种理论取代一些专业必需的研究理论和方法，这是很可怕的。

你看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文章都是马克思怎么讲，毛泽东怎么讲，这样说不是故意贬低。确实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比如我研究的张謇，但没有地方发表论文，我的稿子送去上海人民出版社，最后改到无可再改了，就是我的底线已经不能再突破了，再突破就不能称之为学术著作了，审阅条子都写满了，责任编辑说是不是对张謇评价太高啊，要加强批判。那我说这样我还研究什么，我是根据事实来讲的，你非要把他骂成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官僚买办阶级，那怎么行呢，那是不可能的。这种情形你们年轻人恐怕很难理解，包括胡波你们这一代也没有接触过这种学术氛围，那个时候搞学术研究是很难受的，自己慢慢也习惯了，从学风到文风都改变了。

国民党的党史研究也存在问题。后来旅美学者谢文孙^[20]教授最早对这种研究方法提出挑战，反对正统史观，正统史观又有新正统和老正统，老正统是国民党，新正统是共产党，老正统和新正统的共同点都是以孙中山为中心。如果归结为一句话，就是以孙为中心还是不以孙为中心就是中西辛亥革命研究或者孙中山研究最大的分歧，谢文孙教授是一个很聪明的学者，我认为他抓住了要害。但我认为恰好是西方的观点正确，我们这个中心论是一以贯之的。

比如，对宋教仁的研究，我们也很支持，但是宋教仁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而被贬低的。因为要褒他的话首先必须是兴中会，宋教仁不是；其次必须对孙中山绝对忠诚，像陈其美一样，连黄兴都做不到对孙中山绝对忠诚，宋教仁就更不是了。他是一个很有风骨、很有头脑的人，在某一方面，甚至比孙中山更有见地，比如说他对民主的认识，宋教仁是研究政法出身的，孙中山是研究医学的，肯定做不到思想上的绝对认同，各人有各人的特点。所以，最大的分歧就是这个方面：不同的学术环境中，对某个历史人物的评价都有一整套的非学术标准在限制，而不是纯粹的历史研究评价机制。

另外一个分歧就是——当然也不能说是分歧了，西方有西方的意识形态——西方的意识形态对学术的干扰要少得多，它的学者享有更多的学术自由，我们就比较可惜，并不是说我们比人家笨，明明知道对却不想干。但你看“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对我们来说就是第二次思想解放，就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现在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交流，择善而从。

你看像费正清教授，在中国那么多年研究中国史，研究得那么好，是个中国通。我问过他的学生：“你们老师看中国近代史的史料能全看懂吗？特别是晚清和民国的有些文言文，不一定很好懂的。”他的学生说：“他能看懂70%就不错了。”他的学生也是老外，也不一定知道费正清到底能看懂多少，评估不一定准确。现在有些国外汉学家比较厉害，不过也不要迷信他，他背后都有中国学者在做幕后工作，像孔飞力^[21]（Philip A．Kuhn），“老孔”找“小孔”，孔祥吉^[22]就是他的幕后之人，不仅仅孔祥吉，包括我的学生韩明都给他们做过助手。他们就是利用这些中国去的学生，他们给你钱，你帮他打工。跟他们的老师一样，费正清教授手下也有好几个中国学者。这个也不奇怪，我们就是没有钱，我们要是有充足的研究经费，也雇上几个老外来帮我们研究他们国家的历史，我们也可以更快地将学术发展上去，这是一个道理。

事实上，我并不是贬低马克思主义，我是非常欣赏马克思主义、热爱马克思主义的，到现在我还不认为自己是一个非马克思主义者，看你怎么理解马克思主义。过去马克思主义变成宗教，它可以有宗教法庭，它可以判罚把你革出教籍，必须它承认你是马克思主义者，你才能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学生时代就读马克思主义的原著，哪怕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规定的那六本书，我们也没有当形式主义来读，而是反复地钻研，有些重要著作几乎是通读过的，有些是读过好几遍的，而且在研究过程中不断地运用这些东西。但是有一条，我是不主张把马克思主义放在一个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好像不论做什么研究都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不能越雷池一步。因为，任何研究都是要有继承有批判的嘛！毕竟时代是在前进的，就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表现也在不断变化的嘛，从邓小平提出的“白猫黑猫理论”，到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战略思想，也是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但是你既然号称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设，至少要把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原理弄清楚，现在有些研究根本就没有下工夫嘛，一看就看出来了，没有那个味道在里面。有些项目课题甚至只要挂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名字，政府批准了，就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了，其实报项目的人不懂马克思主义，批项目的也不懂马克思主义。

现在的情况好一点了，允许一些异质思想见解的发表，现在像新华网、人民网、《南方都市报》等都开始有了一些苗头，这是一个聪明的办法。所以我们正好投其所好，满足了人民网他们这方面的需要，因为我们是小骂大帮忙的，我毕竟还是个体制内的人。所以说，哪些人是正统的，哪些人是偏激的，都是学术界的一些偏见，我们心里也明白。

总的来讲，学术研究没有高低之分，不同的社会环境，学术发展有不同的盛衰荣辱。现在总算争取到了一个可以海内外平等交流、取长补短的一个学术环境。但是千万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成教条，特别是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做是一成不变的、固定的、停滞的，来约束自己的思想，历史研究必须要以实证研究为主，要从事实出发，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做到这一点你就无往而不胜，即使跨学科研究也能游刃有余。我们在金陵大学学习的时候，在一二年级的时候跟着导师学，我的导师是陈恭禄^[23]先生，那时候我们要学习很多跨学科的课程，比如经济学、逻辑学、哲学，还学两门自然学科，我选的是地质学。当时有些学生讨巧，跑到金陵女大学习家政学、烹饪学，学做菜，本来大学是一个非常活泼有趣的地方，结果那时候弄得我们很枯燥，到了现在也没有很大变化，现在的大学都变成了官场，就更无聊了。

总之，我的感觉就是，海外研究是比较正常地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观点不一定对——用绅士运动的概念来取代资产阶级革命，这两者可以并存，而且不矛盾，主要是看视角的区别在哪里。现在一定要讨论孙中山是不是资产阶级，这是一种歪论。像农民运动或者农民战争，有几个是农民在当领袖，还不都是知识分子、小地主分子在当领导人，就连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不是无产阶级。所以说个人的阶级属性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马克思自己都讲得非常清楚，我写的文章有些人也不认真看，还美其名曰要创新，现在哪里有那么多创新，别人早都讲过了。对于这个问题我是理直气壮地进行反驳，你不能把资产阶级革命这一种说法全部消灭了，它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不同的理论基础来研究问题的，当然这个理论基础并不一定就是马克思主义，我个人认为是属于社会功能学派的研究角度。

问刚才听您的描述感觉到，其实我们的学术环境氛围还是在不断向好的方向变化，逐渐从禁锢走向开放。您是中国大陆高等学校文科教授中的第一批访问学者，在1979年访问了美国一批名校，堪称对外学术交流的破冰之旅。请您讲一讲当时的情况。

章好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外学术交流渐多，我有幸成为较早走出国门的人文学者之一，但初访也经历了不少艰难曲折。

那一次的访学有很多的偶然性，但是对立宪运动的研究、洋务运动的研究、辛亥革命的研究，以及对近代史的学科建设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也算是开风气之先。那一次访问的几位学者学问做得也还可以，但是我们的学校华中师范大学那时也不是很有名的学校，我甚至连教授都不是，我犯过错误受到批判，本来我1963年就可以提副教授的，那一次和我一起报上去的还有林增平教授，他一来学术成果多，二来不像我这样乱讲，所以他就批了，我就被取消了评审资格。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外国人还是比较喜欢找我讲学。其实，去美国那次首先还是找到了萧致治老师，再找到我，日本邀请我比较多，为什么呢？因为那时人民出版社想出一套《学点历史》丛书，林言椒编辑让我写《辛亥革命前夜的一场大论战》。我们那时候在《历史研究》编辑部，是不承认近代有法家的，虽然不同意但是不能说，所以编辑就穿衣戴帽地处理，那本书现在没有多大意义，但是在日本很受欢迎，所以就多少知道点我。那次之后没过多久我写过一篇东西，写宫崎滔天的，也是在《人民日报》登的，也是很偶然。所以日本学界就觉得我还可以，所以就跟我联系比较多。

1978年，北美亚洲学会也曾来函邀请我参加次年年会，据说还预定由加拿大的陈志让^[24]（Jerome Chen）、美国的高慕轲^[25]（Michael Gasster）、中国台湾的张朋园负责接待，我跟张朋园关系特别好也就是因为这一次，还有主要是张朋园也研究张謇，我们经常有一些交流。学校为我申报以后，手续相当复杂，通过好几层审查，还得由教育部与外交部会签，最后要送到主管外事交流的副总理李先念签。批文下来时，第二天就要开会，使我们哭笑不得，只有赶快发电报表示歉意并祝会议成功。

1979年成功出访，缘于美国友人、《四川和中华民国》的作者柯白（Robert Kapp）先生，与西雅图华盛顿州立大学一批学者到武汉大学访问，当时是萧致治老师负责接待的，并且他们之间一直互有通信。柯白主要研究四川军阀的问题，来往的信函中，柯白知道我们在集体编纂《辛亥革命史》，就联系了美国的几所高校，邀请我和萧老师赴美进行学术交流。这几所高校分别是：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威斯康星大学、密歇根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等。

1979年9月下旬，我们到北京办理出国手续，住在教育部招待所。教育部负责对外学术交流的领导接待了我们，听取了我们的访问计划，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9月29日早上，我们乘坐中国民航班机从北京启程，经历了4个多小时，下午两点到达日本东京转机，在机场停留了4个小时以后，直到黄昏才换乘美国西北航空公司班机，重新出发。飞机以850公里的时速向东飞驶，不到8小时，就到达了目的地——西雅图。当地正值凌晨，东道主、时任《亚洲研究》杂志主编的柯白夫妇早已赶到机场迎接。他们一见到我们步出机舱，就远远地招手致意。见面后柯白先生紧紧握住我的手，激动地说：“成功了。”这简短的话语，显示出他们热切盼望我们访美成功的友好情怀，也是中国和美国的学术交流，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完全封闭以后，踏出破冰之旅重要的一步。

第一站是号称“美国最美的城市”的西雅图，既濒临浩瀚无涯的太平洋，又有萝丝山常年积雪的冰峰，风景确实旖旎非凡。东道主是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分校东亚研究中心，具体负责接待的是柯白教授与该校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兼中国部主任杜敬轲（Jack Dull）教授。

接着我们乘机南下至湾区，即旧金山、奥克兰一带海湾地区，位于北加州。在这里访问了两所美国西部名校，斯坦福大学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中国史研究都很强，与西雅图华盛顿大学鼎足而立且密切协作，其资源与水平堪与东部之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匹敌。斯坦福大学的接待人是中共党史专家范斯立（Van Slyke，以研究统一战线著名），与清史专家康无为（Harold Kahn，以《乾隆传》享誉）。如果说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以古代史见长，斯坦福大学则侧重于近现代，其胡佛图书馆收藏现代书刊、档案尤多。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中国史研究亦侧重于近现代，接待人是我国史学界早已熟知的魏斐德^[26]（Fredrick Wakeman）与杜维明^[27]。魏斐德请我为他主持研究生的讨论课，杜维明则为我详细介绍美国的中国史研究情况，帮助极大。

接着前往美国中西部，首先访问麦迪逊的威斯康星大学。该校为当时美国接受中国学者、学生最早亦最多的高校，校长对中国极为友好，接待人为研究中华革命党的弗里曼（Edward Friedman），以研究五四运动而声名大噪的周策纵^[28]和对中国现代思想史有深入探讨的林毓生^[29]。为表示亲切，弗、林分别邀请我与萧致治在他们家中住宿，周策纵则以浓重湘音为我们介绍情况并以旧体诗赠别。随即飞芝加哥转赴汽车城底特律附近的密歇根大学，由有“小费”之称的费维恺^[30]（Albert Feuerwerker，“老费”为费正清）负责接待。费氏之成名缘于盛宣怀研究，对中国近代经济史造诣颇深。该校东亚图书馆成立较迟，但收藏缩微胶卷两万多卷，足以弥补旧书文献收藏之不足。该校参加接待的还有秦汉史专家张春树^[31]与对袁世凯有深入研究的杨（Enerst Young），张氏夫妇在整个访问期间使我们感受到家庭的温馨。

我们的访问路线是自西向东，美东第一站是哥伦比亚大学。该校东亚研究中心的元老韦慕庭（C．Martin Wilbur）业已退休，接班者为研究现代中国政治的黎安友^[32]（Andrew Nathan），其夫人是曾为江青写传而得名的维托克。具体接待我们的则是历史系的清史教授曾小萍^[33]（Madeleine Zelin），她刚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拿到博士学位，导师就是魏斐德。纽约为美国的国际大都会，人才众多，信息密集，在哥伦比亚最大的收获就是与海外学术界初步建立了联系，并参观了许多重要单位，如联合国、自然博物馆等。

美东第二站是普林斯顿大学——一所规模不大（学生仅6000人）而水平极高的名校。该校负责接待者为著名宋史专家刘子健，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对我们特别热情，以后遂成为挚友。在普林斯顿大学停留短暂，但参观了世界闻名的爱因斯坦实验室和胡适曾任馆长的葛斯德（Gest）东方图书馆，该馆收藏珍本甚多，琳琅满目，美不胜收。第三站是邻近华盛顿的马里兰大学，由政治系教授薛君度负责接待，薛妻黄德华为黄兴之女，此前他们曾在长沙与我会晤，因此接待更为殷勤。访问期间邀请新英格兰地区政治学者关心中国研究会成员举行座谈会，听取我们的学术报告。此外还参观了全美藏书最多的国会图书馆，并结识了中国研究资料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主任余秉权，所获资讯甚多。

从华盛顿乘火车到纽黑文，即古老的耶鲁大学所在地。耶鲁的接待主要由雅礼协会（Yale in China Association）负责，该会系20世纪初由少数耶鲁学生在长沙建立，以后长期在两湖地区从事文化教育工作，与我校前身华中大学有密切关系，因此接待更为热情。主任约翰·布莱恩·斯塔尔^[34]（John Starr）是颇有成就的中国现代史学者。耶鲁大学藏书有500万册之多，其新建善本图书馆全部密封，窗户半透明，不让阳光直射，保持恒温恒湿，各方面条件均较优越。在耶鲁大学还初识了历史系教授余英时^[35]、经济系教授费景汉^[36]，两人均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与我一见如故，此后每次访问耶鲁大学都要邀同餐叙，作较深入的学术交流。1992年耶鲁大学中国学者、学生成立耶鲁两岸学会，旨在促进两岸文化学术交流与相互交流。费、余和我都被聘为顾问，另一顾问则为曾任台湾清华大学校长的沈君山^[37]。美东之旅以哈佛大学为终点，接待单位是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费正清已退休，由其得意弟子孔飞力主持工作。哈佛大学的东亚研究气象尤胜于耶鲁大学，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费正清的长期苦心经营。该校中国史力量甚强，著名中国思想史专家本杰明·史华兹^[38]（Benjamin Schwartz）俨然成为中心的龙头，时任北美亚洲协会主席，声誉正隆。还有思想活跃的柯文^[39]（Paul A．Cohen）、研究雍正的吴秀良^[40]等。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书60余万册，其中中文占一半，为中心提供良好的研究条件，为他校所远远不及。访问期间，中心曾为我们举行新英格兰地区中国问题研讨会，有来自新英格兰六个州的30多位学者参加。我演讲后即聚餐，餐间和餐后都持续进行热烈讨论。从下午五时直到九时半始结束，比原订计划延长一小时，据说前所少有。

此次访美，我的讲演题目是“大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状与趋向”和“大陆辛亥革命研究的现状与趋向”，讲稿已由《亚洲研究》杂志译载。萧致治的讲题为“孙中山与群众”，并负责对我的讲演作即席补充。但美国的学术活动更重视演讲后的讨论，实际是以讨论为主，学生思想又极活跃，所以交流并不限于某一专题，而涉及中外史学研究的各个方面。通过这一次穿梭式的急速访问，虽然很难对某一领域作较深入的共同探讨，但交接面甚宽，相互交流信息密集，颇能增进彼此理解。台湾学术界对我们此次出访相当重视，《中国时报》派两位专业记者追踪采访，并在该报作长篇报道，认为大陆极为重视社会科学，“文化大革命”后发展势头甚好，台湾当局不应继续忽视文科云云。

按照行程安排，一个月访问完哈佛大学以后，萧老师因为身体不舒服，就先行回国了。后来我又加了一个芝加哥大学，跟柯白安排的这个行程没有关系。那是芝加哥大学的何炳棣^[41]、邹谠^[42]出面，盛情邀请我访问该校，因为他们认为费正清搞帮派主义，都是费正清的一帮徒子徒孙邀请我去，何炳棣、邹谠不服气，就由当时芝加哥大学的校长出面，亲自为我们代办了签证的延长手续，那时候办手续都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是临时才决定的。芝加哥大学为中西部著名高校中之重镇，其中国史研究有何、邹两位大佬带头，成果累累，人才济济，水平并不次于哈佛大学、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对我这次访美之行来说，已是强弩之末，一个月的时间从西到东连续访问十所大学，活动又极频繁，怎能不感到疲惫。但东道主接待之殷勤可谓后来居上。仅何炳棣的家宴，便从11月3日晚7时持续叙谈到11月4日凌晨4时，堪称通宵达旦。但也正因为如此，我回旅馆后沉睡不醒，耽误了原已约定的与台湾著名史学家吴相湘^[43]在4日中午的餐叙。听说吴为此颇为不悦，我亦深感内疚，直至1996年在广州中山大学欢晤，才了却这一长期未遂之心愿。

在这次访问之中，还有一点趣事，我也感触很深。当时确实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要是不去的话我就没有机会了解这么多事情，当时外国人也不太了解我们。只要走出这一步，我们不仅有个机会，而且在学术研究上也有了优势。在我们之前去的一个学术交流团是中国科学院代表团，文科理科都在一起，钱钟书^[44]参加了那个团，跟周培源他们理科的学者一起。但是，我们那次访问算是个人邀请，所以当时去的时候都很奇怪——因为后来萧老师身体不好回国了，就剩我一个人在那里跑——他们就问我说：“章老师，听说你们那边好像不能一个人出国啊，都是两个人一起同行的啊？”我知道他们话里有话，因为当时出国要由一个有政治背景的人监视另一个人，我也就开玩笑：“据我所知，萧老师没有任何政治背景啊！”后来正好，萧老师先行回国了，我一个人仍然继续自由地转，他们终于相信我们现在可以独立自由地接受学术邀请，开展学术交流活动了。

另外一个，我是在教会大学读书的，虽然只读了两年，但是跟国内传统的大学不太一样。我们跟外国老师打交道都打习惯了，课上听课，课下还有一些个别的交流，贝德士^[45]（Miner Searle Bates）都在家里面接待我们的，他太太也是我的老师。所以说到了美国以后，没有像其他人一样觉得特别稀奇，比较从容自然，那些社交礼仪、生活习惯等等都懂得一点。所以他们怀疑我是留学生，我说我没留过学；他们又说你对国外的情况这么熟悉，至少在苏联留过学吧，我说也没有。当时很好笑的，我那时还不知道拉关系，不知道把贝德士的关系拉出来，后来才知道贝德士真有用。贝德士在美国的影响太大了，好多人得到过他的恩惠，尤其是近代史研究、基督教史、教会史的研究等方面。我常常跟我的学生说，不要忘记贝德士，他是你们的师祖，我们现在在享受他的遗产，他留下了好多东西。我最近准备写一篇文章，在《澳门理工大学学报》发表，就希望更多的人研究贝德士，他跟我们华中师范大学也算是一家，以前也是金陵大学的，他还是有特点的，他创办的金陵大学，他的学生不多，但都还很不错，像牟复礼^[46]（Frederick W．Mote），主要研究明史，那也是大家，现在已经过世了，以及陈恭禄、王绳祖^[47]、吴天威^[48]，陈大端也是他的学生，我多少继承了他的一些学术传统。

这种到海外的学术交流刚开始还有些稀奇，有些地方也有很多成见，有些把我当成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把我当成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一样，也有些挑衅，但多数都还好。我记得1979年第一次在耶鲁大学访问，一个女博士生气势汹汹地批判社会发展的五个阶段，我正准备回答，余英时马上站出来保护我，他说这只是一个普通的说法，真要纠缠起来会谈很多，无休止地，连马克思主义研究队伍的内部都不一致，况且我们怎么能一时半会就讲清楚呢？我在《实斋笔记》那本书里面基本上都反映出来了这些情况。

真正不愉快的是1989年以后，中国开始被孤立了，国外大学里面开的中国史的课，海外学生基本上都不选了。但是我们1979年去的时候，像熊猫一样受欢迎，到处都有人看，离得很远都喊你名字。后来通过我们的学术交往，他们对中国学者的态度渐渐变化，后来出去的人越来越多，像李泽厚^[49]等，都是很随意的。海外学界对中国学者的印象一直以为都是像官员一样，很拘谨的，念稿子，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我从来没有念稿子，大多是即兴自由发言。

问听您的学生朱英老师说，您是大陆学者应邀到台湾访问的第一人，是不是有这样的说法？

章是的，是人文学科的。自然科学的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一位原校长，但是去了就没回来。人文科学我是第一个，别人不可能，只有我方便一些，倒不是说因为我学问做得有多好。因为我在美国三年以上，符合他们的条件。以前他们办过一起，在最后一关否决了，说我是全国政协委员，但是后来也清楚了，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才是立法机构，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不影响我访学。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个情况，是后来台湾友人告诉我了，是把我作为海外杰出华人来对待的。他们还有内审外审手续，内审是台湾岛内的专家评审，当时是李国祁主持的，李国祁说我们一致同意，很快就通过了；外审就麻烦了，要请海外的专家评审，因为正好是暑假，评审的学者们很分散，拖了很久，但也终于通过了，因为海外的学者对我了解比岛内学者还多，所以我是很荣幸地成为第一个到台湾正式应聘任教的大陆文科教授。后来台湾政治大学把那栋我住过的房子保留下来，一直用来接待大陆的学者，继我之后就是朱英了，三室两厅，还蛮好的。

问您太谦虚了。您研究史学几十年，您觉得史学研究给您带来了什么？对于历史学者而言，您认为最重要的准则或精神品格是什么？

章史学研究曾经给我带来磨难，但更多的是给我带来快乐，个人命运与国家及社会的变迁实在是密不可分，以研究历史为业者，理应读懂自己生存的时代。历史学家可以给历史以多种解释，却不能背离时间已经划过的轨迹；历史学家首先应该尊重历史真相，更不可外在于自己的时代。我历来提倡学者要保持独立的品格，“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以探真求实的精神和堪留后世的学术精品来丰富民族的文化；我也提倡参与史学，赞同历史学家参与现实生活，用史学研究来服务于社会的进步，让大众能够有了解历史真相、寻求历史智慧、熟知民族文化、理性认识社会的选择。

“独立之精神”与“史学之参与”并不矛盾，学者的参与正在以独立客观的学术品格和学术成果去影响社会，如失却独立自由立场，也就失去其社会价值。我参与社会活动较多，经常应邀演讲。我的演讲也比较受欢迎，当然也有人不欢迎，因为我常常会唱一些“反调”。快到2000年的时候，别人欢天喜地迎接新世纪，我泼冷水说新世纪只是一个时间区划分而已，“善亦俱进，恶亦俱进”，1990年就没有什么祥和美满；别人大讲“文化创新”，大拆大建，我偏偏又来讲“守旧”，不守旧无以创新。在学术和社会的层面上，面对许多的“现代病”，历史学家不应该保持沉默，更不应该无所作为，可以与其他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乃至方方面面科技专家中的有识之士一起，共同纠正现今人类文明的缺失。(www.daowen.com)

史学及史学家的价值固然有待于社会去发现，但是否具有发现的价值，如何发现仍取决于史学家本身。今日之史学虽然不是显学，但即使是相较于以往的任何时期，其“行业规模”已经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每年产生的史学作品更是难以数计。但是在不良学风的环境下，不注重发掘、运用原始史料的浮躁之风也日渐浮现。我比较注重研究视角的创新，也不排除运用社会科学理论来阐释历史现象，但一直将实证作为史学研究的基石，这是最基本的方法，也是最基本的态度，失去客观实证的研究必然经不起时间的检验，也将失去其长久的价值。

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独立的品格，史学的可贵品格首推诚实，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求实存真”，离开了实与真，史学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实证是历史学的基础，也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不管历史哲学、史学观念、研究方法如何更新，实证总归是史学研究的根本。所谓“返璞归真”，正是在尊重本真的想法上，我在近几年提倡“原生态”史学的概念，在学状态，是事物最纯、最真的一面，最初是艺术工作者提倡艺术的原生态，即艺术家们应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发掘、整理原汁原味的民歌、民舞、民谣，以期为艺术的创新和发展注入新鲜的血液。我将这个流行词借用到历史研究中来，首先是想强调历史资料的原始性、完整性对历史研究的重要作用。史论须从史料中来，一些重要的史料必须读原文、读原本，必须知道这些材料是从何而来、背景如何。即便是最原始的资料，也是当时的人对于已经发生过的历史事实经过整理及文字加工后的记载，而这一过程掺杂了较多的主观成分，不同的人因价值观的不同、立场的不同对同一事件可能就会有不同的记载和评价。因而历史研究工作者们在运用史料时，必须要经过反复的比对和考证，才能使重构起来的历史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面目。

走进历史的“原生态”的另一方面便是重视解释、追寻研究对象的原生态，即尽可能的不作不着边际的评论，不带任何偏见，保持价值中立，既抱理解之同情，亦抱客观之态度，因为历史研究本身的解释层面，在不同的时代及不同的视角，对于历史的诠释都会有所不同。“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沟通古今，比对中西，资治考源，历史认识存在多个层面，判断标准也并非唯一。借助不同的学科方法、研究视角，来剖析历史对象，获取更可能立体、全面的历史影像，也要警惕“范式”的泛滥。在研究过程中，如动辄某某范式，反而容易使人的思想禁锢其中。探故求真，何其难哉！

说了这么多，只是讲讲自己在史学研究之路上的些微体会。年轻的学者看了，或许会有些感悟。从生活的角度讲，学术之路虽然孤寂，但追寻的过程却不简单。如以学者身份参与社会，做些于国于民有益的事情，则会有更多的曲折与精彩。

问现在外界有些人称您的弟子为章门弟子，由于您培养出来的这些学生，已经成为国内研究近代史、辛亥革命等领域的主要研究力量，遂有人提出了“桂子学派”的说法。您认不认同这种提法？您认为是否有种学派的精神？

章我们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楼下有个语言研究所，领头的学者是著名的邢福义^[50]教授，他明确地表示要成立一个学派。我也不是故作谦虚，我从来没有说要建立一个学派，学派是自然形成的，不是说刻意要建立一个学派，就能够建立一个学派，而且也是不是短时间就能形成的，需要几代人的传承，很自然地形成的，主要是我觉得我自己多有不足，缺乏创建一个学派的能力和机遇。有一段时间大家热衷于说要甘当人梯，我倒认为人梯不是谁都可以当的。我觉得人梯是要像爱因斯坦、牛顿之类的人才能当的，这些人本来就是巨人，有高度，梯子高才能帮别人攀登，如果是一个侏儒怎么能当人梯呢。这是后来把人梯广泛化了，只要关心学生，给学生做点好事，就是人梯，那这也无可厚非，但至多就是一个小台阶，不能叫人梯，所以我没有这个雄心壮志。章门之说，也使我感觉很惶恐，至少就容易引起一些误解，以为我们要拉帮结派，搞学术山头。这是我自己的原因，因为运动经历得多了，所以不多这个事情，这辈子就做点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就完了。

至于说我自己能不能对学生有些影响，那倒也有可能，首先一个就是思想解放。我当校长的时候，我充分利用了自己的职权，权力不用过期作废嘛！但是我没有谋私，也没有利用这个权利来谋钱，我为学术争自由，为大学办学争学术自由。我公开讲学术无禁区，你们研究什么课题，只要我同意的话，政治责任我负。但是，学术水平上不上得去是你的问题，对这些话朱九思^[51]老前辈非常欣赏。所以我觉得我在这方面做了一些事情，我带头要创造一个自由的学术氛围。

这样做也是不容易的，你前面也提出这个问题，我没有正面回答你。我们开始编写《辛亥革命史》的时候，我现在还保留着一个笔记本。我们开一些编辑组的会，开一个扩大的会，为什么要开扩大的会，因为当时内部受“左”的思潮影响还未消除，有的时候光靠内部的会都还不行，还要借助外力。陈旭麓先生就是我们请来的，还有陈庆华，都是义务帮忙的。“二陈”经常参加我们的会，还有戴逸也经常参加，我在笔记本里面都记得很清楚。当然这不是算账，是忠实地记录。那时候总觉得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不太合适，主要是资产阶级这个字眼在当时太敏感了，褒贬的基调把握不准。那时候总要强调一个主体的作用，主体就是工农。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存在这个问题，石田米子就是这样的观点，狭间直树^[52]也有一段关于“雇农说”的论述，总要找个理由给辛亥革命贴上工农化的标签。

至于说什么贴上“资产阶级革命”标签是蓄意贬低辛亥革命，我扪心自问确实没有这种意图。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只有时间序列的差别，并不存在高下之分。前些时有少数网友批评我们没有与中央领导保持一致，应该给他们（似为辛亥革命后裔）一个说法。我认为这是一种误解，与当年若干台湾学者对我们的误解有些相似。因为我们开始编写《辛亥革命史》的时候，“立足于批”的“左”倾思潮仍然泛滥史坛，所谓“资产阶级中心论”、“资产阶级决定论”、“资产阶级高明论”依旧禁锢人们的思想。“四人帮”垮台以后，我们为促进编写工作顺利开展，首先就是彻底肃清这“三论”的流毒，解放思想以后才得以营造一个比较宽松自由的写作环境。在我们的心中与笔端，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是一个进步阶级，是引导社会前进潮流的阶级，丝毫没有贬低之意。

我认为，甚至在现今的中国，社会科学家的学术评价，资产阶级（以民营企业家为主体）也不是一个贬义词。因为历史的错误，中国至今仍然不是资本主义发展太多，而是非常不足。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们《辛亥革命史》编写组首先破“三论”，然后就进一步讨论怎么客观地、用社会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编写，同时适当地吸取海外的一些研究成果。可以说我们还是做了不少工作，从注释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那时候注释里面绝大部分外文书刊都是我查阅引用的，统稿最多的是林老师，因为他是一直做得严谨细密，我的对外交流比较多一点，尽量地把外面的优秀成果吸收进来。我们那时候人手不是很多，真正懂外文的也不多，我也不是真正懂外文，但毕竟可以看书，能够翻译。

那时很难，要不断地开会，来协调形成一定内部的共识，这样就必然有很多的争论。争论也不可怕，但是争论的政治性太强了，意识形态的色彩太强了，使你感到心有余悸。但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我已经想开了，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文化大革命”那样残酷也活过来了。所以就立下一个决心，一定要闯出一条学术自由的宽阔道路。我当时经常讲鲁迅的一句话：“我们肩负着黑暗的闸门，让青年走向光明的未来。”我们虽说想努力给青年人一个美好光明的社会，但是我们不可能去除所有社会上的黑暗。在我们努力去除的这段时间里，肯定又将在某处出现新的阴暗面，想要达到这个伟大理想非常困难。也许是因为我太乐观了，我以为闸门经老一辈一扛就逐渐消失了，没想到，现在还有，有时候甚至还更厉害。

不过我们仍然保持乐观，整个社会还是进步了很多。我有一个学长叫谢韬^[53]，在《炎黄春秋》发表了一篇长文——《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有些人本来也是要批判的，但胡总书记定调缓冲了。我的学生中也有若干在职官员，我们是双向选择的，并不是谁官大就招谁当我的学生，我是自主选择的。我内人就很烦“官二代”，讨厌那些京城大少爷派头。但潘岳偏要找上来拜访我为师。他来武汉那天正好下大雪，在机场等了一整天。本来约的是下午六点来我家会面，不料天黑多时还未来，师母就很不悦，说是官员架子太大。后来才知道受阻于大雪，苦苦央求机场主管，才得冒雪起飞，同机还有陶铸的女儿——陶斯亮，因要事赶到武汉，潘岳由教育部的一位司长陪同，说明他渴望找有思想的人当老师。我说北京不是有许多学者有思想嘛，他说他看不上，他通过教育部的了解，说章开沅还有点思想，有思想就是敢于说话吧！他们讲这个故事，我当时也就感动了，程门立雪，潘岳冒雪，有点风险的。此后接触渐多，我们很谈得来，他们潘家也跟张謇也有关系，张家有一个女儿嫁到潘家去了，他与张绪武（张謇之孙）师兄弟。潘岳也曾因为上书建议调整宗教政策，引起保守势力强烈反感，有的中央领导主张严厉批判，但江泽民同志在宗教座谈会上还是采用了他的某些正确见解。后来又有人来攻击他，怀疑是假学历，查询到我这里，我回答说潘岳不仅完全符合取得博士生的条件，就是当博导也够格，他那篇万言上书已经足以证明。那也可以看做很好的博士论文，有几个博士敢讲这样的话，甚至有些博导也写不出来。潘岳的历史感非常好，特别是学术底蕴丰厚，他选我做导师，我选他做学生，这是一个双向选择的成功范例。

所以，我学问虽然做得并不好，但是我花了很多的精力，也不怕得罪人，到处宣扬学术自由，而且我自己也营造了一个小小的庇护所，学者要敢于发言，要有铁肩担道义的精神。当然我也有自己的条件，我也算一个老革命，不怕你扣帽子。当代的青年人应该继承这一点，要有点担当，要有独立人格，不能总是屈服于教育部的指挥棒，屈服于评议组的条条框框，那也是没有出息的表现。所以我不愿讲学派，我的生命有限，这恐怕都是几代人以后的事情。学术自由，独立人格，现在大家都这样讲，但是在行动中我看我的后继者中不少人都还是比较缺乏应有的担当。我毕竟是一个革命者，经过反反复复的革命历练与政治运动，生死关都过了还有什么别的好怕的。过去禁锢如麻，越过了封锁线那是要杀头的了。现在的学者舒舒服服就上去了，唯独缺少这个东西（指一指自己的肩膀，意为担当）。作为一个人文学者不能缺少担当，这是最可贵的。陈寅恪讲了那么多重要的话无非就是崇尚独立人格、自由思想，在这一点上我们就是不谋而合，并不是抄袭他的，我自己从小到老一辈子追求的就是这个。

另外一点很巧妙的是，我倡导解放思想没有那么张扬。我们在党内工作、学习、生活这么久，学会了做什么事都要稳当一点，不能追求太快。这也是从我研究张謇的人生历程当中领悟出来的一点。我们从方法开始入手，先不讲立场和观点，因为一讲观点就容易碰雷。所以我的第一代学生马敏、桑兵等，都是在我家里上讨论课，家里比较自由一点。这些讨论的要点，都在《关于改进研究中国资产阶级方法的若干问题》（《历史研究》1983年第5期）里面公开表述了，研究方法一变化，研究观点和研究立场都会随之变化。因为研究方法是纯学术范畴，我就是要把研究引导到纯学术范畴也就是实事求是的科学道路，并从教条主义的思潮中解放出来。

我一直比较注意研究方法的思考，我讲得那些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方法，很多自认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都没听说过。我讲的那个蒸发，就是讲认识论和发生论，我就让学生讨论，讨论之后我来总结。所以这些课是下了真功夫的，后来学生越来越多就不行了，那时我还能潜心教学，对学生的帮助是根本上来的帮助。总之，首先是秉承自由思想、独立人格的学术精神，再一个就是坚持科学的方法。我讲课不在乎具体的论点、成果的传承，他们可以看我的书，要以金针度人，要把自己的感悟教给他们。我学马克思著作收获很大，我并不觉得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是浪费时间，相反我觉得马克思著作是个宝库，当然现在也应花很多时间读读国外各种流派的重要著作。

再有一点，我这一生受恩很多，像唐长孺、汪诒荪，武汉大学的老师对我真好，自己的材料自己不用给我用。姚薇元先生虽然是从古代史转业的，但是他一些严谨的治学之风、为人处世的谦虚、平易近人，对我的影响很深。特别是我的恩师杨东莼先生，对我的教诲提携尤多，他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没有忘记我，1964年我被中宣部点名全国批判，他仍然设法把我调到北京，至今我尤铭记于心。他与别人相处，无论地位高低、年龄大小，从不锦上添花，只重雪中送炭。好多著名右派都是他想方设法妥善安排的，尽量发挥其聪明才智。后来他跟李维汉^[54]一起以投降主义路线的代表，在统战部也被批判，但他一个人承受，从不牵累别人。所以，我是受恩于这些前辈的。

因此，我很注意识拔人才的，我有些学生都是在社会上发现的。像唐文权^[55]，可惜病逝太早。曾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的张应超，就是在西安市郊发现，他在牛棚边做研究，是真正的牛棚，因为房子太小，一家三口人挤在六平方房间里，根本没办法研究，他是下放知青，后来抽调在工厂教书，但是没有分配宿舍，只能在附近人家租个小房子。那真的是“斗室”，一个炕，一个缝纫机，就把房子填满了，一家三口人，夫妇俩人和幼儿。他不能在炕上写啊，缝纫机他太太还要用。他就利用屋子旁边生产队的牛棚，等牛出去以后，摆个桌子和小凳，就在那里写东西，经常向我请教。还有一位湖北县里面纺织厂工人，因外语太差，未能如愿读博士，以后就在省地方志办公室工作。我的学生不限于校内和体制内，我很注意在社会上识拔人才。我没有成见，有的人可能就只是中等水平，或者中上水平，但是只要潜心向学，经过培养变化还是很大。朱英本来不是特别拔尖，他也没有读博士，但他天分很好，又特别勤奋，现在已成大家。我对学生不仅关心他们在校的表现，离校以后我还是继续关心的，所以连他们的家庭成员都跟我关系很好。有事就打电话或者通过电子邮件互相沟通，美其名曰叫“追踪教育”。也许是把自己看得太重了。

我带过的这些学生现在都还不错，像武汉的马敏、朱英，北京的何建民、虞和平、王奇生，广州的王杰、桑兵等等，都非常不错。

问您个人觉得您这些弟子里面学问做得最好的是哪些人？

章当然我不好说身边的了。在外地最满意的是桑兵，他是全心全意地在做学问，从不追求世俗名利，更无当官之想。原来学术界对他并不完全承认的，个别老先生对他好像还有某些成见。我主要是满意他的路子很正，他做的学位论文建立在大量系统的资料整理基础之上，可说是出手不凡，然后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现在开始更注重学科建设与领域开拓，你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他的层次很清晰。再加上现在的电脑数据库也很发达，他较早注意数字化，又注意发扬陈寅恪的优良学风，堪称新一代领军人物。

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有位教授黄一农^[56]，是研究宗教史、基督教史的，他提出“E考据”的概念，就是充分利用现在的网络资源，用考据学研究历史的方法。不利用数据库搞研究那是傻瓜，全部依赖数据库那又是懒汉。必须既要利用现代化的方法，也要有文本研究，在原著上狠下工夫。我现在因为事情多了，交谈的时间也少了，但在日本跟桑兵交谈多一些，他这两者结合得比较好，他也不是简单的照搬西方范式，或动辄西哲云云。桑兵他是不拿拐杖的，他老老实实研究，研究完了以后就桑子曰，我是比较欢喜这种方法的。何必拿别人的东西来壮声势呢，那是说明你缺乏自信，自信的话不需要借他人以自重。可能我讲得略有夸张，桑兵是不是那么完美，我也不好讲，不过至少现在来讲能做到他这一步不容易。另外他尽量避免应酬外务，有些兼职行政的学者就容易惹上世俗习气，过多分散精力与时间。桑兵现在的学生已经有好多了，他倒可能成为一个学派，章门不行，倒是桑门有可能。不过只要他承认我是他的老师，我就很高兴了。

王奇生也是我的得意门生，他最近看过我的一篇东西，跟刘家峰打电话谈了很久。为什么事呢，是他重新看我1991年的一篇文章（《辛亥革命与“只争朝夕”》）。他说：现在再超过这些东西也很难了，我那是花了很多工夫写的，我从来不爱张扬，写了就写了。有的时候像李泽厚一样的，写的东西太多，写完丢到一边就忘记了。我一般写完文章发表了也就结束了，不指望它会发挥多大的作用。但是那篇文章，我确实有很多深沉思考，我的思想火花就在其中。我向家峰笑说，这是章开沅的弟子在重新发现章开沅。

问那确实是需要不断地重新发掘与解读的。您曾经提出过研究辛亥革命要注意“三个一百年”的概念，中山对孙中山思想文化资源的研究也非常重视，能不能请您谈一谈，地方层面如何做好本土历史文化资源的学术开发和研究，譬如我们中山，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好的意见或者建议？

章中山市加强孙中山研究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事情，南通研究张謇我也曾给以必要的规劝，他们以往的研究主要依靠南京大学，同时也过分地依赖我。我说你们本地必须建立一支研究队伍，南京大学的民国史课题繁重，实际上也没有几个人研究张謇，我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张謇研究要想真正一代一代传承下去的话，就要建立一支本土队伍，现在他们也已有好几位学者成长起来了。关于这一点，我对中山也给予厚望，要有自信，要自力更生，不要光靠着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想继续下去，必须就地取材，中山自己要下工夫，这是一点。还有一点就是研究孙中山还有很大的空间，不要把孙中山研究做成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之类的装点，必须真正地把孙中山当成宝贵的历史遗产研究下去。你们中山市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不是要重新编《孙文全集》嘛，这是必要的。你们做这个孙中山研究口述史也是必要的，但是我觉得关注面还不够宽。

我提过多次，华侨这一块还没有真正地下过工夫，新加坡、马来西亚，我2011年转过一圈，他们还是有很多史料值得研究的，好像我们还没有像海外学者一样，很敏感地注意到这些问题。美国还有很多华人会馆、历史报刊，值得下工夫。现在中国不缺钱，就看钱花得是否得当，该出去就得出去。现在研究华侨史的人，有时候跟侨联一起举办学术研讨会，派头很大，但是他们的资料运用颇为狭窄。我在美国毕竟住了那么多年，曾到很多的历史遗址和会馆参观，这些地方都保存了不少文献与文物。倒不是说人家主动把东西给我看，主要是我自己用心去发现、沉下去研究，人家认为这些资料给你不会浪费，所以他们把一些相关资料都送给我了。你只要看这些中英文资料就会知道，康梁保皇党不是国民党党史写的那个样子，康梁在海外华侨中间非常吃得开，孙中山在海外非常受憋屈。华侨成为革命之母，是有一个过程的，特别是民国之后更加转向，他们并不掩饰这些，这些原始资料都有记录的。不是华侨天生保守，而是孙中山保护不了他们，他们还得靠大清国公使、领事来保护，靠在清朝捐一个顶戴花翎，所以他们自然保皇，他们一开始哪里有那么高的觉悟，就要建立共和。真正有志向建立共和的，恐怕容闳算是一个，他当大学生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志向了，其他的都是事后追认。所以这方面的记载很丰富，你们中山经济上比较宽裕，能不能在华侨史上下点工夫，不是为华侨而华侨，而是跟孙中山有关，你们2011年拍《海外中山人》不是跑了一大圈嘛，光那样跑是不行的，到了一个地方以资料为主，要沉下去。收获大小，不是看你到一个地方写几篇游记，发表几篇报导，而是看你把珍贵资料捞回来没有。有一位写美国西北华工往事的老修女，用了二十几种地方报刊，那真是下了好大工夫。所以我说我自己没有做多少研究，无非在海外看得比较多罢了。现在只要从国外一回来，就自我标榜什么权威，开了哪个级别的会议，做了什么贡献，捞了多少项目，我说你这些算什么呢？把这些钱花到哪里去了，你们都干什么去了，怎么不多弄点资料回来。美国的资料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开放，你要使用的话他是很高兴的。比如关公，海外华侨怎么纪念关公，都有很多资料可借。总之，就是把研究的面可以扩大一些，不一定直接与孙中山有关的，要有不断积累，才能把当时的历史场景更好地恢复过来。

问感谢您赐教。

【注释】

[1]汪诒荪（1904—1972），安徽怀宁人。1936年应聘为国立武汉大学史学系讲师，讲授日本史。1947年应聘为国立安徽大学史学系教授。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南大学历史系主任。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史。代表作有《镰仓、室町时代日本封建制度的发展》等。

[2]姚薇元（1905—1985），安徽繁昌人，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鸦片战争。代表作有《北朝胡姓考》、《可汗称号源出中国说》、《藏族考源》、《唐代诸帝享年考》等。

[3]吴玉章（1878—1966），原名永珊，字树人，四川荣县人。同盟会会员。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兼任国务院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全国教育工会主席、中国自然科学普及协会主席等职。代表作有《中国文字的源流及其改革的方案》等。

[4]范文澜（1893—1969），初字芸台，后改字仲沄（另一说字仲潭），浙江绍兴人，历史学家。曾在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国立河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辅仁大学、中原大学等校任教。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代表作有《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上册）、《文心雕龙注》、《范文澜史学论文集》等。

[5]白寿彝（1909—2000），河南开封人，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光明日报》的创办者之一。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交通史、中国伊斯兰教史、回族史、中国民族关系史、中国思想史、中国史学史、中国通史和史学理论。代表作有《中国通史纲要》。

[6]邵循正（1909—1972），字心恒，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曾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中外关系史。代表作有《中法越南关系始末》、《中国历史概要》、《盛宣怀未刊信稿》等。

[7]陈旭麓（1918—1988），湖南湘乡人。著名历史学家、华东师范大学创始人之一。代表作有《辛亥革命》、《司马迁的历史观》、《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浮想录》等。其中《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浮想录》被誉为新时期“中国本土史学的标志性文本”。

[8]吕振羽（1900—1980），湖南邵阳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和发展者之一。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史。代表作有《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民族简史》、《中国社会史诸问题》、《简明中国通史》等。

[9]杨东莼（1900—1979），湖南醴陵人。历史学家、翻译家。新中国成立后，首任广西大学校长，历任华中师范学院院长、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代表作有译著《费尔巴哈论》、《古代社会》、《狄慈根哲学著作选》，著作《中国学术史讲话》、《中国文化史大纲》、《高中中国史教科书》、《何物自由主义》等。

[10]林言椒（1930— ），浙江金华人。195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即在人民出版社工作，1990年调任三联书店任副总经理兼副总编辑。

[11]马长寿（1907—1971），字松龄，山西昔阳人。中国著名的民族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早年他引进西方近现代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考古学等先进科学方法，深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民族调查，发表一批关于民族学、人类学的奠基之作。20世纪50年代后，他在匈奴学、鲜卑学、突厥学、藏学等领域，做了开创性的研究。代表作有《康藏民族之分类体质种属及社会组织》、《凉山罗夷的族谱》、《嘉戎民族社会史》等。

[12]丁日初（1917—2002），原籍福建邵武，生于北京。研究员。1937年肄业于日本东京法政大学。后入延安抗大学习。1956年任教于上海财经学院，1958年起历任《财经研究》主编、经济研究所经济史室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代表作有《近代中国的现代化与资本家阶级》。

[13]夏良才（1934—1994），浙江定海人。1959年9月毕业于四川大学，同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1991年评聘为编审。曾任《近代史研究》主编。代表作有《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概览》、《孙中山与亨利·乔治》、《孙中山与摩里斯·威廉的社会史观》等。

[14]福特基金会是由美国“汽车大王”福特（Henry Ford，1863—1947）在1936年设立。以研究美国国内外重大问题，如教育、艺术、科技、人权、国际安全等方面课题为宗旨，用出资创办研究机构、颁发奖学金、向国外派遣专家、捐款、捐赠图书仪器等方式，向国内外有关组织、研究单位提供资助，以影响美国社会生活、文化教育事业和政府的内外政策。总部设在纽约。

[15]黄季陆（1899—1985），字学典，名陆、季陆，四川叙永人。美国俄亥俄州州立大学毕业，获硕士学位。曾任加拿大《醒华日报》总编辑、成都大学教授、四川大学校长、“国史馆”馆长等职。代表作有《对俄外交问题》、《民主典例与民主宪政》等。

[16]费正清（1907—1991），著名历史学家，哈佛大学终身教授，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致力于中国问题研究长达50年，代表作有《剑桥中国晚清史》、《剑桥中华民国史》、《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

[17]李国祁（1926—2016），安徽明光人。德国汉堡大学博士毕业，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及荣誉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代表作有《张之洞的外交政策》等。

[18]刘子健（1919—1993），祖籍贵阳，长于上海，后就读于北平清华大学。1950年，获匹兹堡大学博士学位，并在该大学及其他学校任教。1960年，成为斯坦福大学教员。1965年，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代表作有《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他的新政策》等。

[19]史扶邻（1922— ），出生于美国纽约州罗彻斯特。主要研究方向为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代表作有《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孙逸仙与日本人》、《孙逸仙与1911年革命》等。

[20]谢文孙，现任美国密苏里大学圣路易斯分校历史系教授。

[21]孔飞力（1933—2016），出生于英国伦敦。1950年毕业于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威尔逊高级中学，同年考入哈佛大学。美国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历史讲座教授、东亚文明与语言系主任，以研究晚清以来的中国社会史、政治史著称。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孔飞力转向海外华人移民史研究。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芝加哥大学远东语言文化系主任。代表作有《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故乡：海外华人历史的思考》等。

[22]孔祥吉（1943— ），山西洪洞人。历史学家，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日本东京大学客座教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特聘专家。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清史和近代史专家。代表作有《晚清史探微》、《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戊戌维新运动新探》、《清人日记研究》等。

[23]陈恭禄（1900—1966），江苏丹徒人。早年入扬州美汉中学、南京金陵大学就读，先后在金陵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任教。代表作有《日本全史》、《印度通史》、《中国近代史》、《中国近百年史》、《中国通史》等。

[24]陈志让（1919— ），四川成都人。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1947年考取中英庚款赴英深造，1956年在伦敦大学历史系获博士学位。1963—1971年执教于英国利兹大学，先后担任讲师、高级研究教授，1987年以后，为加拿大约克大学名誉教授。1980年当选加拿大皇家学会会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袁世凯、孙中山、毛泽东。代表作有《剑桥中华民国史》、《袁世凯传》、《军绅政权》等。

[25]高慕轲，拉特格斯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辛亥革命史和教会大学史。代表作有《中国知识分子与1911年的革命》等。

[26]魏斐德（1937—2006），美国汉学家、历史学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曾任美国历史学会和社会科学研究会会长、美国国际研究委员会会长、中国研究联合委员会会长、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主席、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中国研究文明委员会主席。代表作有《讲述中国历史》、《上海三部曲》等。

[27]杜维明（1940— ），生于云南昆明，祖籍广东南海。著名学者，现代新儒家学派代表人物。哈佛大学亚洲中心资深研究员，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国际哲学学会名誉院士（代表中国），中华文化促进会学术咨询委员。曾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1981年始任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和哲学教授，并曾任该校宗教研究委员会主席、东亚语言和文明系主任。1988年获选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1996—2008年出任哈佛燕京社社长。2008、2013年分别当选国际哲学会联会（FISP）执行委员、国际哲学学院（IIP）院士。2010年起，任哈佛大学亚洲中心资深研究员。代表作有《传统的中国》、《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等。

[28]周策纵（1916—2007），湖南祁阳人，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东方语言系和历史系终身教授，国际著名红学家和历史学家、国际红楼梦研究会主席、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东方语言和历史系终身教授。代表作有《五四运动史》、《五四与中国》等。

[29]林毓生（1934— ），生于辽宁沈阳，原籍山东黄县。1958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1970年获得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哲学博士学位，后在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并任弗吉尼亚大学访问助理教授。1970年开始执教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历史系，主讲中国思想史。代表作有《政治秩序与多元社会》等。

[30]费维恺（1927—2013），当代中国学研究的重要领军人物，1957年获得历史与远东语言研究博士学位。曾任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历史系主任，美国亚洲协会会长、当代中国联合研究委员会主席等重要学术职务。代表作有《中国经济史，1870—1949》等。

[31]张春树（1934— ），山东人，研究中国古代史和中国语言。密歇根大学历史系教授。美国历史协会会员、亚洲研究协会会员、清代研究学会会员、前汉研究学会会员、宋代研究学会会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政治史和军事史，中国近代初期社会史、经济史和思想史。代表作有《汉代殖民者和他们在居延边境的开拓》、《汉武帝北征和西北战役的军事研究》、《哈佛亚洲研究》等。

[32]黎安友，美国知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教授、前东亚研究所主任。美国政治学协会会员、亚洲研究协会会员。代表作有《中国的民主》、《中国政治变迁之路》、《长城与空城计：中国寻求安全的战略》等。

[33]曾小萍，海外汉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东亚语言和文化系教授，美国教育部东亚国家资源中心主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理事，曾任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清代和民国时期的社会经济史、中国法律史、中外法律。代表作有《州县官的银两——18世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等。

[34]约翰·布莱恩·斯塔尔，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系教授，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美国政治学会会员，亚洲研究会会员。1971年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政治学博士学位。曾受聘于耶鲁大学，讲授当代中国政治理论。代表作有《毛泽东的政治哲学》、《中美关系的未来》、《理解中国：中国经济、历史与政治文化指南》等。编译《毛泽东解放后的著作：传记与索引》。

[35]余英时（1930— ），生于天津，原籍安徽潜山，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香港新亚书院文史系首届毕业生，哈佛大学史学博士。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哲学学会院士。曾任密歇根大学副教授、哈佛大学教授、耶鲁大学讲座教授、普林斯顿大学校聘讲座教授、康奈尔大学第一任胡适讲座访问教授和新亚书院院长兼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代表作有《汉代中外经济交通》、《史学与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士与中国文化》、《方以智晚节考》等。

[36]费景汉（1923—1996），北京人。耶鲁大学教授，台湾经济研究所所长，1991年7月后轮流讲学于东吴大学和台湾大学。开创经济学界“费阮模型（拉尼斯—费模式）”（Fei－Ranis Model of Economic Growth），一生致力于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代表作有《中国大陆经济讲义》等。

[37]沈君山（1932— ），浙江余姚人，台湾大学物理系学士，美国马里兰大学物理博士，曾任职于普林斯顿大学、美国太空总署太空研究所及普度大学。曾任台湾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兼理学院院长、清华大学校长。

[38]本杰明·史华兹（1916—1999），美国人，犹太移民后裔，二战以后国际汉学史上的杰出人物。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先秦思想史。代表作有《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与毛泽东的兴起》、《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

[39]柯文（1934— ），出生于美国纽约，1953年入芝加哥大学，1955年毕业后进入哈佛大学，先后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思想史和中西关系史研究。代表作有《变换中的中国历史研究视角》等。

[40]吴秀良（1929— ），现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波士顿学院历史系教授。1954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1963年获耶鲁大学东亚区域研究硕士学位，1967年获哥伦比亚大学中日史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清代、近现代政治史及外交史。代表作有《通往皇权之路：康熙与太子》、《康熙朝储位斗争纪实》等。

[41]何炳棣（1917—2012），浙江金华人，1938年清华大学毕业，1944年考取了清华第六届留美公费生，1945年年底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西洋史，1952年获哥伦比亚大学英国史博士学位。代表作有《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明清社会史论》、《东方的摇篮》、《读史阅世六十年》等。

[42]邹谠（1918—1999），广东大埔人，卓越的政治学者，曾任利文思敦讲座教授、北京大学名誉教授、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高级研究员。代表作有《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中国之危机》、《“文化大革命”与后毛时代的改革》等。

[43]吴相湘（1912—2007），湖南常德人。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历任北平故宫博物院编纂、兰州大学副教授、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新加坡南洋大学历史系主任、台北市中国文化学院史学研究所教授。代表作有《时代迭变中的文武政要：民国五十位军政人物列传》等。

[44]钱钟书（1910—1998），原名仰先，字哲良，后改名钟书，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江苏无锡人。中国现代作家、文学研究家。代表作有《管锥编》、《围城》、《谈艺录》、《宋诗选注》等。

[45]贝德士（1897—1978），基督徒，在华美国传教士和宣教学学者。曾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作证指出日军在南京城犯下的滔天罪行。

[46]牟复礼（1922—2005），美国学者、汉学家。代表作有《中国思想之渊源》等。

[47]王绳祖（1905—1990），字伯武，江苏高邮人。著名历史学家。1918年入南京金陵大学附中（今金陵中学）。1923年考入金陵大学化学系，次年转入历史系。先后任金陵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副系主任、英美对外关系研究室主任。代表作有《欧洲近代史》、《近代欧洲外交史》、《国际关系史》等。

[48]吴天威（1922—2005），出生于辽宁沈阳。美国华裔历史学家，日本侵华史研究专家。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发起建立了海外第一个“日本侵华浩劫纪念馆”。创办《日本侵华研究》刊物和“日本侵华研究协会”。

[49]李泽厚（1930— ），湖南长沙人。著名哲学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美国科罗拉多学院荣誉人文学博士，德国图宾根大学、美国密歇根大学、威斯康星大学等多所大学客座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史和哲学、美学研究。代表作有《美的历程》、《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美学论集》等。

[50]邢福义（1935— ），海南乐东人。教授，华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主任。主攻现代汉语语法学，也研究逻辑、修辞、文化语言学和相关的其他问题。代表作有《拼音读物：奇袭虎狼窝》、《语文知识千问》等。

[51]朱九思（1916—2015），江苏扬州人。武汉大学肄业，日本国立广岛大学名誉博士，当代著名教育家。历任华中工学院（华中科技大学前身）副院长、院长、院长兼党委书记等职。

[52]狭间直树（1937— ），日本兵库县人。日本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京都产业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代表作有《中国社会主义的黎明》等。

[53]谢韬（1921— ），1944年毕业于金陵大学（现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曾任重庆《新华日报》记者、延安新华总社编辑。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编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社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第一副院长。代表作有《论墨子哲学思想》、《西藏宗教问题史略》。

[54]李维汉（1896—1984），又名罗迈，湖南长沙人。1916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19年赴法国留学，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代表作有《李维汉文集》、《回忆与研究》等。

[55]唐文权（1940—1993），出生于江苏苏州。代表作有《杨文会与清末佛教革新运动》。

[56]黄一农（1956— ），现任台湾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院长，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研究领域遍及科学史、中西文明交流史、明末清初史、术数史、军事史、海洋探险史等。代表作有《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社会天文学史十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