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经济增长遇到了诸多阻碍，包括石油价格上涨以及工会激进主义；但在80年代和90年代，实际收入增加、通货膨胀缓解、税收降低以及信贷放宽，鼓励了消费。撒切尔坚信应降低个人税收的必要性与价值，因此个人所得税标准从1979年的33%降至1988年的25%。和运动一样，消费成为身份的主要体现，实际上也是休闲时间的重要活动。这种转变体现在24小时商店的兴起以及对礼拜日交易限制的取消。市郊购物中心加入到这个属于消费主义与汽车的时代当中。1999年，两个号称“欧洲最大”的购物中心开业：佩斯利占地90万平方英尺的布雷黑德购物中心，以及伦敦肯特郊区的蓝湖购物中心。位于城镇里的商业街逐渐衰落，或者至少发生了某些变化，交通模式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例如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克雷迪顿及其附近地区。到1999年，英国88%的食品都是经由大型购物连锁超市销售。2003年，拥有20万名员工的乐购成为英国最大的私营公司雇主。

方便（Convenience）成为这个时代的关键词，无论是在语言中，还是思维方式上。同时它还成为一种描述方式，例如方便食品。这个概念与特殊的包装形式有关，例如采用塑料包装，还包括对衣物、鞋子的缝补修理大幅减少。这不仅导致了鞋铺及其他相关店铺的倒闭，也导致了诸如缝纫等家庭技能的丧失。这种丧失是女性活动重大转变的一部分。烹饪、保存食物、编织和针线活等技能的重要性大不如前，这也反映了这些工作作为女性分内事务的传统的衰落。

购物模式对社会模式的反映也体现在其他方面。例如饮食发生了重大变化。红肉的重要性开始下降，相对清淡的肉类、鱼类及素食大行其道。来自世界各地的食材和菜品也得到了接纳，反映出英国人在饮食方面变得不那么狭隘，更愿意采取开放的态度。然而，这些仍是全国性的趋势。地方和区域的反差依然不可忽视，更具体地说，就是保守党和“新工党”倾向于低估的阶级问题。在这方面，富裕阶级在新鲜水果与蔬菜，以及鲜鱼（相对于炸鱼）的消费比重更高，而贫困阶级日常食材种类较少，新鲜食材也有限。这是更普遍的肥胖问题的重要原因。在21世纪初第二个10年的时间里，独立店铺的外卖食品销量下降，部分原因是这些店铺往往位于较贫困的地区。相比之下，超市即食食品的销量则有所上升。

不同社会群体间的文化与政治选择也呈现出差异，但没有充分联系。2014年YouGov的一项民调显示，在电视剧喜好方面，保守党选民更喜欢时代剧和不具争议性的剧集，如《唐顿庄园》（Downton Abbey）、《生于富贵人家》（To the Manor Born）、和《战地神探》（Foyle’s War），而工党选民则更喜欢城市化的、设定不那么高贵典雅的作品，尤其是《凤凰之夜》（Phoenix Nights）、《加冕街》（Coronation Street）、《办公室》（The Office）和《罗伊尔一家》（The Royle Family）。

除了对食物的选择，到国外旅行和与外籍人士通婚也是这个相对不再排外和不断变化的社会其他的表现方面。旅游是消费主义的主要焦点，受到报纸副刊和电视节目的积极迎合。由于可支配收入足够宽裕，加上携带资金出国没有任何限制，出国度假的人数从1971年的420万上升到1998年的3230万。尽管仍有大部分国民从未踏出国门，很多人还是会选择布莱克浦等传统度假地，但国内旅游的重要性正在相对降低。这导致很多人的地方感大不一样，产生了一种国内与国外相互连接的感觉。去马略卡岛而不是拉各斯岛的苏格兰人，或是去塞浦路斯而不是去康沃尔或苏格兰的伦敦人，对自己国家的感受现在也有所不同。

国外生活方式与旅行的发展，也与21世纪初廉价航空线路的显著增加有关，尽管政府通过对机票征税来提高成本。技术、组织能力的进步，与消费主义相结合，使得成本得以降低，而利润则进一步提高。旅行价格降低的部分原因是对航线和机组人员更有效地利用，而对通过信用卡、电话或网络直接购票的鼓励，取消了旅行社这一中间环节，也对航空公司控制成本大有帮助。这也是社会正在越发摆脱当面办理事务的一个表现。此外，低价航空也使得交通地理格局再次改变，作为其枢纽的机场，如卢顿和斯坦斯特德，变得更加重要。这个例子说明在过去的三个世纪里，英国的地方与交通线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并且还在持续、迅速地变化。

部分是由于旅行的缘故，英国社会的大多数人的偏见与种族主义倾向，其实远没有批评者所说的那么严重，从国际比较上来看更是如此。实际上，宽容的多元文化是英国生活的主要特点，尤其是在英格兰，甚至可以看作是其社会的一个定义。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种名为“多文化伦敦英语”（Multicultural London English）的新特色口语，即西印度、南亚和本土英语的混合体，在伦敦越发普遍，而在其他移民众多的城市则有类似的变体。

这个社会的开放性，与变化和延续的感受一起，形成了共同的动力。这种动力会受到不同定义的挑战，但在总体上，人们愿意接受这种对于民族和国家的表述，直到现在依然如此。实际上，国家层面的价值观，或者说是其价值观的经典模型，都已经发生了变化，例如在公众对1997年威尔士王妃戴安娜不幸去世的反应中，克制悲伤（“咬紧牙关”）明显减少。新教和低调的种族主义在既有的社会实践中都很重要，但正在渐渐淡出。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对宽容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强调，这同时也是国家的目标和手段。如果有59%的英国人在人口普查表上愿意把自己登记为“基督徒”，自然意味着这个国家对宗教少数群体的恨意已经大大减少。

同时，人们对未来因素的关注也有相当大的空间，而这种关注也与历史学家相关，因为它既是晚近过去（recent past）的一部分，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对于晚近过去的评价。关注的范围体现了公众意见的多样性，但可以看出几个主要的主题，包括人类对环境的影响，这个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便已成为热门，而在21世纪初随着全球变暖的证据不断增加而再次变得重要。气候变暖可能是2013—2014年冬季大风暴与大暴雨的原因之一，大风暴暴露出运输和电力系统的脆弱性，而大暴雨则造成了大范围的洪水灾害。

对环境的忧虑还与对空气质量的特别担忧有关，在2006年前后则是对水资源是否充足的忧虑。2003年，积极分子阻止了转基因作物的种植。此外，2013年发生了反对页岩气勘探的抗议活动；这一问题对下次大选造成影响的可能性在2014年继续攀升。

对环境影响的关注也反映了人们对人口数量增长的担忧，尤其是在英格兰南部。因此，对自然环境的忧虑，实际上是对人口/建筑环境忧虑的反映，来自于生活中的拥挤感所带来的压力。长期以来，试图使人们把高密度城市生活当成常态来接受的努力不断遭遇阻碍，这不仅是因为人们对低密度郊区生活的普遍渴望，还在于城市问题的诸种现实，包括对犯罪的担忧，以及许多地区对于教育供给的担忧。

在一些地区，这种担忧与对大规模移民影响的忧虑杂糅在一起。这是现代英国最明显的变化之一。尽管移民从一开始就是美国经验及世界观的核心，但它对于英国的影响，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开始显现。因此，帝国正式“归一”的过程，必然会带来诸多不安。(www.daowen.com)

对于大规模移民的忧虑在21世纪初又有了新发展。特别是波兰在2004年加入欧盟，导致大批移民拥入之后。人口构成变化的影响更为突出，因为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出生人数几乎与死亡和移居海外的人数持平，英国本土的人口一直保持在5200万人左右。因此人口增长的大部分动力来自海外移民。居住在英国的非本土人口从1995年的480万，上升到2011年的1340万。其中印度裔移民最多，达72.9万，其次是64.6万的波兰裔移民。2013年最后三个月，在英国务工的保加利亚裔移民和罗马尼亚裔移民增加了四成以上，达到14.4万人。由此给劳动力市场，尤其是低技术工作提供带来的压力，加剧了对新技术的影响。2014年4月，失业率达到6.5%。不过，移民也带来了劳动技术与税收，并且对本土人口的老龄化有所抵消。此外我们也应注意到，欧元区在2014年5月的失业率为11.1%，美国在6月的失业率则是6.1%。

移民影响还为英国文化提供了重要的主题，无论是电视上越来越流行的家谱节目，还是小说或戏剧中相关的作品。2009年在国家剧院上演的理查德·比恩（Richard Bean）的话剧《英国人都挺好》（England People Very Nice），便涉及了伦敦东区一个聚居区——贝瑟尔格林的历次移民潮：胡格诺人、爱尔兰人、犹太人、孟加拉人和索马里人先后登场。从某种角度上说，该剧的主题是种族同化，移民都变成了英国佬，所以酒吧女招待最后由一个爱尔兰–法国血统的女人担任，她嫁给了一个犹太人，而她的孙子则拥有一半孟加拉血统。与此同时，这部作品也追溯了一些更深刻、更隐秘的主题。首先是排外者的无端愤怒，他们愤怒于胡格诺人抢了工作，爱尔兰人信仰天主教，犹太人制造了开膛手杰克血案（对此只是有一些捕风捉影的证据），还辱骂孟加拉人是“咖喱猴”。极右翼的英国国家党也成为作品的一个元素。更阴暗的则是作品最后一幕孟加拉新一代年轻人的登场。他们无意像长辈那样接受英国价值观，而是把其他英国人当作异教徒来痛恨，崇拜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甚至不惜以不容忍和流血为代价，寻求建立一个英国哈里发王国。比恩的作品抓住了一个关键的问题，那就是英国是否能继续应付它的多样性。

由于移民增加，国家的特性也在发生变化。21世纪第二个10年初的民意调查显示，在少数族裔中，只有小部分人愿意给保守党投票。此外，大多数人都把自己看作英国人，而不是白人本土居民更愿意坚持的英格兰身份。此外也有人指出，随着移民继续增加以及相对较高的出生率，到2050年，英国少数族裔占人口的比重就将达到三分之一。

除了这些问题以外，人们也对当前政府承诺责任的持续性予以关注，无论是面临着人口寿命越发延长以及由此带来的老龄化压力的养老金发放形式、对于足够住房的许诺，还是英国能够，或者说理应发挥的国际影响力的预期。借贷程度是引发人们对持续性关注的主要原因。2014年，英国的经常账户逆差为1117亿英镑，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预算赤字则占到4.6%。

经济前景面临的问题更大。2008—2009年，国家产出明显下降，尽管出口有所恢复，但仍未恢复到2007年的水平。与此同时，每位工人的产出下降了近4%，在2014年经济回暖之前，实际工资下降了7.8%。这造成了一种（理所应当的）贫穷感，与之相应的则是为了应对预算赤字而需要削减政府开支所造成的社会资本危机。借贷使得英国的信用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甚至危害到其本身。到2009年9月，英国国债高达8044亿英镑，相当于每个英国家庭都要分摊到25000英镑。

这种情况引发了强烈的不满，使得各政治派别中的民粹主义者都将其当作政治优势。高税收策略和专注于控制价格——例如能源——的策略，实际上是对全球经济压力和英国的投资需求的视而不见。

在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欧盟显然无法满足大多数人对欧洲政策的期望。再加上对于社会是否有能力满足不同选民需求的焦虑，都加剧了人们对未来的担忧。这些问题无法用顺理成章或传统固有的国家历史阐述来解答。实际上，这正是这段晚近历史的重要组成。

注释

[1] 本书出版于2014年。

[2] 出自英国早期浪漫主义者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的诗句，后被库尔茨引用，具体为：资本所具有的自律运转的机制决定了它为了自身可以冒一切风险，在权力的支撑下它更是勇气倍增。它绞尽脑汁也要将劳动力作为原料投入到自己的运行中，并榨干他们最后的一点能量。为此，它可以将那些轰鸣的工厂变成“魔鬼的磨坊”，暗讽资本主义劳动剥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