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家门口，英国从1969年起在北爱尔兰派驻部队，以应对迅速成为严重恐怖主义威胁的教派暴力的挑战。事实证明，天主教民族主义势力临时派爱尔兰共和军（Provisional IRA）已经成为一个长期存在的恐怖组织。1998年，随着《耶稣受难节协议》（Good Friday Agreement）的签署，双方通过和平谈判搁置了“麻烦”，但紧张局势仍在。

相比之下，威尔士和苏格兰的民族主义者基本保持平和。1999年，二者都获得了一个权力下放的议会，得到了相当大的自主控制权。实际上，英国本身似乎也走在同样的道路上，即成为欧洲内部一个获得下放权力的实体，因为1973年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缩写为EEC），即后来的欧盟（European Union，缩写为EU），导致国家主权明显丧失，一部分权力移交到欧洲机构。但自相矛盾的是，当英国因财政疲软不得不退出欧洲汇率机制（European Exchange Rate Mechanism）时，国家自治权倒是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保留。当英国继续处于欧元体系之外时，这种情况便仍在继续。

在国家层面，政府由工党（1945—1951年、1964—1970年、1974—1979年、1997—2010年）及其对手保守党（1951—1964年、1970—1974年、1979—1997年）交替控制，而且与1915—1945年的大多数时候不同，直到2010年，英国都没有再出现过联合政府。两党的理念有相当程度的重叠，尤其是在执政之时，例如始终保持免费医疗服务的提供，这也是国民医疗保健体系（NHS）的基础，以及到80年代一直在一定程度上秉持的社团主义。但也有重大的反差，典型的例子便是1979— 1990年，作为保守党领袖的撒切尔夫人以首位女首相的身份执政期间，对于社团主义的基本摒弃。

即便是在1945—1975年，撒切尔夫人取代更注重社团主义的爱德华·希思成为党魁之前，保守党也更倾向于个人自由与低税收，而工党则倾向于集体主义的解决方案，更乐于采取国家主导、发挥控制作用的主张。这一点从工党在1945—1951年、1964—1970年和1974—1979年执政期间支持将经济的主要部分国有化便足以证明。国有化有助于元气大伤的英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中得到恢复。

大多数领域都在1979—1990年保守党执政时期实现非公有化，这一方针是意识形态与经济政策相结合的产物。而在1997—2010年工党执政期间，这些领域没有被再次国有化。

在工党内部出现了呼吁其推动社会转型的呼声，尤其是在70年代和80年代，英国工党脱离了欧洲大陆工党普遍采取的社会民主主义道路。在1974年的大选中，该党“骄傲地”宣布了“社会主义目标”，并承诺将在“权力与财富方面采取措施，实现根本的、不可改变的逆转，使之有利于劳动人民及其家庭”。随着该党与激进工人组织的关系越发密切，竞选重点也从60年代的无阶级倾向，转向对工人阶级的强调。

这种强调导致了政治分裂感的突出，无论是在1974—1979年疲软的工党执政时期，还是1979—1997年保守党执政期间。党派之间的激烈争执与党派内部的分歧相呼应，这种混乱在70年代国家实力总体下滑的背景下显得格外突出。社会与工业凝聚力似乎日渐走低，人们开始对犯罪率的上升忧心忡忡。焦虑情绪在社会上弥漫，人们认为英国已经濒临崩溃，行将就木。这种焦虑导致了70年代各种奇谈怪论的出现，认为英国需要寻求议会制度以外的解决方案。

但最终，政治体制得以维持，社会和平也未被打破。撒切尔通过大选上台，随后利用连续选举授权，推动了重大改革的落地。在这个过程中，撒切尔粉碎了战后社团主义社会的诸多“道德经济”，尤其是它在70年代的形式，并对从工会到伦敦城的传统规划等一系列利益集团发起挑战。撒切尔成功的原因，部分在于“道德经济”在70年代的分裂中已经显露危机。在这10年里，人们对既有做法的信心不断下降。撒切尔在1983年和1987年的选举中连续获胜，也要大大归因于工党本身的持续疲软，以及新成立的社会民主党自身的分裂。社会民主党主要由工党极端主义者的异见者发起，首先与自由党结盟，并最终合并。

在推行改革的过程中，撒切尔克服了矿工工会激进领导层及爱尔兰恐怖分子推翻其政治进程的企图。同时，撒切尔的政策导致英国诸多社区的社会政治与环境发生改变。煤炭行业的崩溃是国际经济趋势的反映，但她对该行业的刻意边缘化，则使很多此前围绕矿坑形成的社区彻底消失。

1994—2007年的工党党魁、1997—2007年的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试图调整工党的传统策略，寻求避免社会主义与工会占据主导地位的中间或第三条道路。实际上，在尼尔·基诺克（Neil Kinnock）的领导下，1989年工党的政策检讨《迎接挑战，做出改变》（Meet the Challenge, Make the Change）已经放弃了80年代工党所认可的诸多政策，包括价格和进口管制、高所得税、单边核裁军、财富税，以及对工会法律豁免权的恢复。这次检讨借鉴了撒切尔主义，赞同自由市场的提法，摒弃了诸多关于社会主义的言论和实质政策。这是一份关于工党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关键文件，也是1992年该党参选时的重要政策参照。

1994年，新晋成为工党领袖的布莱尔在该党的会议中谈到了他的目标：打造一个“经济繁荣富裕、社会公正安全、政治变革自信”的社会，塑造“新工党，新英国”的联系。1992—1994年，在担任影子内政大臣期间，布莱尔就曾承诺要对犯罪采取强硬措施。这一政策先前并不在工党的范畴之内，但却对其重获主动权起到了很大帮助。这也是他对于责任作为社会生活一个方面的强调，在这一点上，他与梅杰异曲同工。两人都力图克制个人主义与放任主义。

但在实践中，政府的干预主张依旧明显。布莱尔的选择受其所属政党性质影响，部分党派对他的政策无法信服。而且他专注于外交政策，尤其是在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受恐怖袭击之后。此外，他所说的自给自足与现实政治也存在极大冲突，后者仍热衷于将立法和政府视为解决问题的手段。种种冲突，加上解决问题的失败，如卫生和教育方面的尝试，都给人以痼疾难除之感，民众对政府在国外的武装干涉行径的反对更加剧了这种感觉。

此外，对现代化尝试夸张的宣传，与既得利益集团始终占据主导地位的现实之间，也存在持续性冲突。作为回应，布莱尔在2000年宣布任命“人民贵族”，让普通民众有机会申请加入上议院。但实际上，除了使女性和少数族裔成员比例明显上升外，任命模式本身并没有任何改变。(www.daowen.com)

从更普遍的角度来看，不确定的，即多变的公共政策，是导致英国经济从40年代以来明显衰退的重要原因。这种衰退在制造业方面尤其明显，尽管在某些部门，如制药业，英国技术仍旧可以保持市场领先。战后德国、日本和法国的经济都得以快速增长，这使得英国的不成功愈发明显，并导致英国寻求加入欧共体，即欧盟的前身。这也反映了英国全球角色的衰落，昔日帝国已经沦为无法提供经济替代的英联邦。相反，英联邦国家开始寻求自己的发展道路，因此加拿大与美国越走越近，而澳大利亚则把目光投向日本。英国在1961年提出加盟欧共体，但在1963年的投票中被法国否决，理由是英国仍被视为拥有全球利益。当爱德华·希思政府（1970—1974年执政）愿意放弃大部分英联邦特殊利益时，英国才得以获得欧共体的成员资格。这也是接受欧共体农业保护主义政策进程的一部分，尽管这一政策对英国利益造成了严重损害。英国在1973年正式加入欧共体。

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以及80年代的部分时间里，经济问题导致民族忧患意识加强。尽管威尔逊政府进行了长期抵制，但英镑还是在1967年大幅贬值，导致该政府威望明显下降，而这本身则反映出英镑作为储备货币吸引力的锐减。在更普遍的层面上，由于通货膨胀率持续走高，加上人们对这个国家治理的信心不足，社会问题充分凸显，尤其是70年代初煤矿工人的罢工，导致政府工资政策的失败。此后，由于在北海开采出大量石油，经济衰退的影响才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掩盖。

不过，1984—1985年之间一次大规模矿工罢工的失败也很重要，因为在此之后，工会的好战情绪便大大降低。撒切尔对工会这种情绪的坚定立场，对于在经历70年代大部分时间的混乱之后政府恢复控制力至关重要。矿工们在1972年的罢工中取得了胜利，并在1974年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爱德华·希思的保守党政府的倒台，因其面对工会激进主义时束手无策。相反，他们在1984—1985年的失败则体现了工会好战情绪的下降，同时也标志着极左翼对于搞垮撒切尔政府的希望的下降。

矿业危机导致了特定地区失业率的上升，这是当地经济与社会财富状态的一部分。如果强调全国总趋势，这种状态便可以被轻易掩盖。但全国总趋势也足够糟糕。失业劳动力从1979年的130万左右上升到1983年的350万左右。传统采矿业及重工业，如以钢铁和造船业为重点的地区，不仅仅是失业率居高不下；这些地区的人均收入补贴最高，低周薪家庭所占比重同样也是最高的。在钢铁、造船等重工业衰落的同时，化工、汽车等新兴增长领域也开始显露颓势。对经济较低迷地区的转移支付，成为公共财政的关键因素。由于1978年制定的巴尼特公式(Barnett formula)机制，苏格兰成为转移支付的特别受益者。而与威尔士一样，苏格兰也在议会中占据了过多的席位。这使得在未能根据人口分布情况重新分配议会席位的情况下，工党大大获益。

在制造业衰退的同时，经济结构开始变化，服务业崛起，工作体验也随之改变。管理、研究与开发工作日益与生产任务分离。前者并不集中在传统的制造业地区，而是集中在英格兰东南部，如伦敦以西、剑桥附近的M4走廊地带。其次是英格兰南部的新市镇（New Towns），如哈洛、米尔顿凯恩斯和斯蒂夫尼奇。在1997—2010年间，米尔顿凯恩斯是伦敦以外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在新市镇中，它是对逃离伦敦的中产阶级吸引力最大的一个，而其他第一批新市镇，如斯蒂夫尼奇（建于1946年，属于第一次规划）和哈洛，则只能用于容纳政府廉租房。

整体而言，“建制派”变得更加关注伦敦及英国东南部地区，金融业与服务业变得比传统产业的利益更加重要，尽管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伦敦金融城打击巨大。东南部原本的纳税比例相当高，因此也得益于撒切尔对所得税的大幅削减以及对激励经济的强调。

在80年代，伦敦码头区的写字楼开发便在全国一骑绝尘。实际上，加拿大广场一号（One Canada Square）已经成为东伦敦码头区发展为以金融服务为重点的现代商业中心的象征。它位于金丝雀码头，是一座拥有金字塔顶的235米高的摩天大楼，建于1988—1991年间，是当时英国最高的摩天大楼。在2001—2012年间，位于金丝雀码头开发区的工作岗位数量翻了两番，从27400个增加到100500个。而从非常不同的角度来看，犯罪与金融的联系也越发紧密。

东南部的发展将北部远远甩在身后。2013年，北部劳动者的平均年收入为24000英镑，伦敦达到了约28000英镑。2013年，政府前能源顾问豪厄尔勋爵指出，英格兰东北部可以从页岩气开采中获益，因为那里包括“大片无人居住的荒凉地区”，这样的地区即便出现混乱也不会造成什么影响。他的发言招致各路人士抨击。次年，地方政府协会（Local Government Association）报告称，在北部城市地区，16至24岁年轻人就业不足及学习成绩不良的问题很严重，尤其是在谢菲尔德、利兹、纽卡斯尔和曼彻斯特。2005年和2012年GCSE考试成绩最差的地方城市包括南约克郡、提赛德郡、利物浦和曼彻斯特。不过在2012年，也有一些乡村地区的首府城镇进入了这份名单，包括诺福克、萨福克、萨默塞特、多塞特、赫里福德郡和康沃尔。

除了伦敦金融城作为投资资本来源的重要意义，国家在控制与监管方面的角色，也使得无论是工党还是保守党执政，伦敦的重要性都在加强。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威斯敏斯特和白厅在制定英国统一政策议程方面的作用，特别是在1946年英格兰银行国有化和1948年建立国民医疗保健体系之后。

然而，隐藏在总体指标之下的区域差异仍然显著，这对于理解各地区迥异的变化历程非常关键。在东南部，不仅是伦敦，泰晤士河口沿岸以及梅德韦各城镇，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存在很多贫困问题。威尔士和苏格兰也有很多地方和区域性反差值得关注。地方反差一直是英国史的一部分，但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这种反差变得，或表现得更为激烈。这不仅是因为经济发展，同时也是因为住房政策的变化。根据1980年《住房法》（Housing Act）的“购买权”立法，政府廉租房广泛开放销售，但这种销售也造成了倾斜。富裕地区较好的住房被出售，公共部门名下只剩下“下沉式住房”，被相对贫困的人租用。在绝望当中，地方当局开始从90年代中期起，越来越多地对这些住房进行拆除，例如在纽卡斯尔西部。地方与区域反差也体现在其他一些数据上，比如公务人员雇佣比例，北部总是高于南部，还有健康指标，如心脏病发作率，苏格兰工人阶级的情况尤其糟糕。

服务业的兴起与消费主义的发展密不可分，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繁荣，但个人借贷的大幅扩展也不可忽视，而个人借贷在一定程度上又是技术发展的产物，尤其是信用卡以及后来的网购。由于国家提供了免费或补贴的医疗、教育、市政府住房、养老金和失业金，实际收入的增加也反映在消费当中。拥有洗衣机的家庭比例从1958年的25%上升到1964年的50%（1991年为88%），汽车和冰箱的拥有率则分别在1956年到1965年、1962年到1968年实现了这一提升。1953年，随着保守党以富裕和消费需求取代工党的紧缩政策，耐用消费品的购置税已从三分之二降至一半。在布莱尔改变政策之前，工党对经济个人主义和个人富裕持谨慎态度，更愿意注重国家管理和公共投资。